现代日语中有“大名旅行”、“大名行列”等词汇，前者指豪华奢侈的旅游，后者指主治医生查病房时后面跟随一大群实习医生的光景，词源均来自江户时代。“参觐”是大名到江户拜见将军，“交代”是回大名领地传达幕府指令。但近些年来日本的书籍多将“参觐”写成“参勤”，一种说法是制度化的拜见将军如同上下班一样，另一种说法是电脑不太容易拼写“觐”字。

“参觐交代”并非江户时代特有，镰仓幕府时代称为“御家人”的亲信武士定期到镰仓或京都值勤、室町幕府时代前期守护大名居住在京都、丰臣秀吉时代大名到京都拜见这位“关白”为其历史渊源，只不过德川幕府将其制度化。“参觐”最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各地大名臣服将军，否则意味着反叛幕府。例如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外甥越前藩大名松平忠直“大阪之战”后长期不“参觐”将军，大名之间流传松平要谋反，秀忠最终将其流放。

实际上，最初的“参觐”却是由大名提出。战国时代大名经常将儿子乃至母亲送至盟友处做人质，1600年决定德川家康获得天下的“关原之战”前就有许多大名将儿子送到江户以示自己臣服德川家族，其后扩展到全部大名，最大的外样大名前田利长甚至亲自住到江户去。为鼓励这种行为，德川家康赐予土地，建造宅邸，1603年家康任征夷大将军后成为惯例，同时赏赐大米等作为生活费用。1615年“大阪之战”丰臣家族灭亡后，大名竞相到江户“参觐”，而且年年不断。离江户最远的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大名岛津氏在1596年到1615年仅到江户“参觐”过两次，1617年再次“参觐”，1618年因父病故允许告假没有“参觐”，但1619到1623年每年都到江户“参觐”。

为表忠心，大名们纷纷让自己的妻子与儿子住在江户，幕府也采取措施给予鼓励。1635年，第三代将军家光修改《武家诸法度》，规定西日本的大名每年3月底、4月初到江户“参觐”将军，东日本的大名离开江户回到自己的领地，第二年东日本的大名到江户，西日本的大名离开江户；同时要求大名减少路途的随员，按照领地的规模组织队伍。根据1721年的规定，20万石大名的队伍应有骑兵15—20名、步兵120—130名，搬运工250—300名。但后一项要求并不十分严格，作为一场政治性表演仪式，大名们为炫耀自己的门第，相互争强斗胜，故意扩大“参觐”队伍规模，并雇佣一些玩杂耍的艺人表演，以状声势。

上述规定是针对“关原之战”后臣服德川家族的外样大名，1642年，幕府命令“关原之战”前臣服德川家族的谱代大名也要进行“参觐”，但在江户和自己领地居住的时间分别为半年，“交代”的时间为每年6月或8月。根据1804年出版的《武鉴》记载，在全部264家大名中，隔年“参觐”的大名有175家，半年“交代”的27家，常住江户的26家（以亲藩大名为主），担任老中等幕府高级官员而不需“参觐交代”的大名21家，要塞地区担任警备大名而不能“参觐”的12家等。

虽然规定“参觐”的大体时间，但尚需报告幕府官员，协商动身的具体日期。各藩通常提前5个月准备“参觐”，并决定队伍的规模。1642年，21万石的秋田藩“参觐”人数组成为：大名的家臣131人、医生5人、家臣的家臣856人、徒步者49人、随从70人、步兵189人、搬运工等28人，共1350人、42匹马。最大的百万石大名加贺藩（今石川县）前田家在五代藩主时“参觐”队伍曾高达4000人，不仅吃喝物品全部自带，甚至洗澡桶、洗澡水也是从藩城金泽运送。因此，“参觐”队伍中半数是搬运物品的壮工。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按照身份的高低，在不同的地方大宴群臣，祝贺起驾“参觐”。大名居住城堡所经道路整修得焕然一新，道路两旁的工商业者或居者跪坐在门口表示敬意，直到家臣的队伍通过，普通行人也要避让，并在路旁平伏身体。从城堡到领地边界，队伍华丽壮观，留守领地的家臣送至城堡外，有时也送到第一个住宿处。

到达江户后，首先到老中处报到，随后幕府派遣相应的使者到藩邸问候，其后才能公开活动，因故不能报到或不能及时出发均以不在江户处理。1627年熊本藩大名细川忠兴因病不能报到，只好向朋友道歉；1644年萩藩大名毛利氏出江户不远便闹肚子，只得回江户休养，但不能出头露面。通常大名到达江户后，很快得到幕府通知，带上礼品拜见将军，但不吃亏，因为将军回赠的礼品更有价值。拜见结束后拜访幕府官员，并送上礼品，“参觐”活动告一段落。

当时没有飞机、新干线、汽车，完全步行，几条干道整修完备，但河流没有桥梁。在江户时代，出于防备的考量，干道上的河流一般不能架设桥梁。从江户到大阪的东海道经过几条大河，其中静冈境内的大井川连渡船也没有，旅客只好雇人扛或抬过河。大井川水面宽1456米，渡河困难，帮人渡河者高达800人。水深腋下时每人过河费为100文，相当于现在的2500日元，费用甚高。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大井川架设桥梁，帮人渡河者失业，转而种植茶叶，静冈县遂成为日本第一的茶叶栽培地。

“参觐”队伍大约每天行进30—40公里，因而路上花费相当时间和钱财。例如九州离岛平户藩松浦氏1835年的“参觐”，2月17日从平户出发，3月29日到江户，足足一个半月。所需费用甚多，其中包括住宿费、过河费、家臣补贴、雇工费、通过他人领地时送礼品或送给幕府官员的礼品费等。1808年，加贺藩主回领地时的费用高达5541两黄金，按照1两黄金价值为10万日元计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5亿日元，其中家臣补贴高达1.3亿日元。

另外，雇工费所占比例也相当高。当时江户有6家专业运输公司，承包各藩大名的物品运送，其中的米屋公司承包桑名藩等8家大名的物品运送。1859年，米屋为11万石的桑名藩提供包括轿夫在内的165名搬运工，每人每天工资为现在的两万日元，仅此一项就花费7640万日元。通算下来，“参觐交代”所需旅费大约相当于大名年收入的20%，在江户的居住生活费用约占30%，在大阪将米换成现金所需的仓库费约占4%，领地上收入的一半以上消费在领地之外。

“参觐”队伍通过时，任何人不得穿越，否则格杀勿论。1862年8月，萨摩藩主岛津久光从江户赴京都路经神奈川横滨生麦村时，不懂规矩的英国人穿越队伍被杀，结果引起英国与萨摩的战争。据说只有一种人可以穿越，即接生婆。

由此可见，“参觐交代”对大名来讲是沉重的负担。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包括大名在内的武士阶层穷困没落下去。1772年，出羽（今秋田县）内庄藩16岁的新藩主首次回领地“交代”，但家中没有足够的旅费，只好与家臣商量，先起程，途中等待藩内送钱。结果行至福岛后，盘缠用完，送钱者尚未到达，小藩主潸然泪下：“14万石的大名，甚至连百里的旅费都承担不起，如何完成军事义务？”因此，各大名开始缩小“参觐”队伍，减少费用，甚至与旅舍老板讨价还价。加贺藩的“参觐”队伍也减少到一半，甚至有些小藩大名只带几个随从，快速行进，野餐露宿，进入江户前再雇人组成队伍“风光”一番。

现代电影、电视剧中出现大名“参觐”队伍时，通常是开路的武士大喊“跪下”，平民百姓均毕恭毕敬地跪坐路旁。实际上一般大名路过时只是喊“让开”，平民百姓躲在路旁即可，无需跪坐。尽管有资格继承将军职位的“御三家”藩主经过时大喊“跪下”，但平民百姓躲得远远的，也很少有跪坐路旁者。只是将军出行时，前一天清扫道路，当天禁止平民百姓通行。如果不同的“参觐”队伍相遇时，地位低的大名停下，静候地位高的大名通过，两轿擦肩而过时，双方下轿问候，或在轿中致意，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去。

“参觐”队伍通过时，任何人不得穿越，否则格杀勿论。1862年8月，萨摩藩主岛津久光从江户赴京都路经神奈川横滨生麦村时，不懂规矩的英国人穿越队伍被杀，结果引起英国与萨摩的战争。据说只有一种人可以穿越，即接生婆，看来还是新生命重要。

虽然“参觐交代”在削弱大名的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目的，但也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是推动了江户文化向地方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推动了民族认同意识的出现，从而在外来的压力下很快形成近代国民国家。但在另一方面，众多的人员、物资流动不仅完善了列岛的交通网及旅馆业以及江户、大阪、京都这些特大城市的出现，更是推动了商品经济的急速发展，冲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幕藩体制岌岌可危。为解决其矛盾，江户时代幕府前后进行了四次改革，但均无功而返。结果作为权势阶层的武士成为穷者，最受歧视的商人却掌握了社会财富，社会变革势在必行。

历史的发展往往与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