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阵风似的顺着大道跑下去，搭上一个黑人老头儿的车。他来自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正驾着他主子的马车去费里拉一车木材。我们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往回走，因为那老头儿很精明，我们得路过好几个黑奴市场，他一路说起他主子做着的生意。他让我在距离费里几公里、隶属于马里兰州的地方下了车，我步行走完了剩下的路程。我很晚才回到农场，那时天已经黑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走过去一看，房间很黑，也没点着蜡烛。细雨蒙蒙，没有一丝月色。我没有钟表，可我估摸着那时候时间已经接近午夜。

我冲进去一看，人去楼空。我转身往门口冲去，却发现一个人影挡住了大门，一支枪管直直抵在我的脸上。一束光射过来，后面是老家伙的三个手下：巴克莱·科波克——那个神枪手贵格教徒，还有欧文和疯狗似的独怪侠眼弗朗西斯·梅里亚姆，这家伙是后来才入伙的。三个人手里都擎着步枪，刀枪剑戟丁零当啷挂了一身。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欧文问。

“我忘了把‘列车员’的暗号告诉你爹了。”

“父亲跟他没有暗号。”

“没错。‘列车员’给了我一个暗号，让我告诉他。”

“晚了。他们几个小时之前就走了。”

“我得告诉他。”

“别动。”

“干吗？”

“他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你对我们有用。我们守着弹药，等着黑人归巢。”欧文说。

“哟，这可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蠢的话了，欧文。你琢磨明白了吗？”

我瞧瞧欧文，我敢对上帝发誓，欧文是在竭尽全力板着那张脸。“我誓死反对蓄奴制度，谁不反对谁就是蠢货，”他说，“黑人会来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他说。我估摸着，他一向就是这么着对父亲表忠心，而且我估摸着他已经退出了行动。农场离费里镇八公里远，我估摸着老家伙之所以走了，就是因为欧文受够了疯子老爹。他经历了整个堪萨斯战争，见证了战争中最险恶的阶段。至于剩下的两个人，老家伙留下他们是为了把他们排除在行动之外，考波克才二十岁，而梅里亚姆的脑子顽固得跟一团烂泥似的。

“BO列车到了吗？”我问。

“不知道。没消息。”

“几点到？”

“凌晨一点十分。”

“一点二十五之前到不了。我得去警告他。”我说着，朝门口走去。

“等等，”欧文说，“我懒得老把你往火坑外面拽，洋葱头。坐着别动。”可我已经出门离开了。

往费里镇要跑八公里，夜色黑漆漆的，还下着小雨。要是我还留在那黑人老头儿的马车里，而不是在肯尼迪农场下车，我还能直接赶到镇上，我估摸着那样一来我还能更及时。可是那老家伙早没影儿了。我把装着我全部家当——几件男孩子穿的换洗衣服而已——的褡包背在背上。我打算好了，等这件事大功告成，我撒丫子就跑。“列车员”会让我搭车的。他说过他不会久留。要是我有点儿脑筋，就该在背包里塞上一把手枪。农场地上堆着十来支枪呢，就在我走进房间的时候，窗台上就放着两把枪，子弹和引信似乎也装好了。可我当时没过脑子。

我拼命往山下跑，一路上一声枪响都没听见，也就是说，还没交上火。可当我奔到山下，沿着波多马河跑着时，却听见火车呼啸而来，只见从东边的河对岸约一千六百米的地方闪出一盏昏暗的灯光，沿着山边蜿蜒而来。那就是从巴尔的摩开出来的BO列车，一分钟都没耽搁。

我甩开两条腿，没命地沿着大道，朝着波多马河上的大桥跑去。

我刚跑到，火车就开到了另一边。我听见火车暂停时发出咝咝的刹车声时，刚刚登上火车对面的大桥。我看见火车在那里顿住，咝咝作响，纹丝不动，车轮下就是横跨波多马河的大桥桥架。火车在离车站几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跟“列车员”说得一模一样。列车通常会停在车站旁放下旅客，再往前走个几米到水塔取水，然后跨过谢南多厄河上的大桥，再向南直奔弗吉尼亚州的威灵市。火车停在那儿可不同寻常，这就是说，老家伙的队伍已经打响了战争。

谢南多厄大桥尚有棚子，一边是马车车道，另一侧是火车铁轨。我站在BO大桥顶上，可以看见两个背着步枪的家伙从火车靠着的谢南多厄大桥一侧跑上去，离我大约还有四百米。我还在奋力奔跑着穿过BO大桥，火车稳稳地停着，纹丝不动，咝咝喷出蒸汽，车顶的灯笼在火车车头的排障器上**来**去。

我离得更近些时，从大桥上看出那两个人影是奥利弗和斯图尔特·泰勒，他们两个拿步枪指着司炉工和添煤工人，同时跳下火车。这两个人算是落到奥利弗的手心里了。他和泰勒押着两人朝火车尾部走去，然而火车引擎发出咝咝声和咣啷咣啷的响声，我跑得气喘吁吁，因此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使出吃奶的劲儿越跑越近，终于快跑到的时候，听见了几句。

我刚要穿过桥，就看见“列车员”高大壮实的身影从一节客车车厢的边门闪了出来，走下台阶。他走得很慢，若有所思的样子，之后伸手关上身后的车门，然后步行沿着铁轨向前走去。他在奥利弗身边停下脚步，提着一盏灯笼。他没有摇那灯笼。朝奥利弗和泰勒走去时，他是稳稳地提着那灯笼，而那两人正领着两个犯人，朝与他相反的费里镇方向越走越远。奥利弗转身看见“列车员”，示意泰勒跟两个囚犯继续往前走，而他自己离开他们，朝“列车员”走去，屁股后头挂着一把步枪。他没抬起枪口，只是稳稳地端着它，朝“列车员”走过去。

我拼命往那边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我跑下费里这一侧的大桥，掉转方向顺着铁路朝他们奔去，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喊。他们离我不过两百米，可是火车发出叮叮咣咣的噪声，我又在暗处朝着铁轨跑，当我看见奥利弗来到“列车员”身边时，我大喝一声：“奥利弗！奥利弗！小心！”

奥利弗没听见。他朝身边看了一眼，然后扭头朝“列车员”走去。

说时迟，那时快，我已经听得见两人的对话。“列车员”朝奥利弗走过去，我听见他喊道：“是谁？”

“站在那儿别动。”奥利弗说。

“列车员”还往前走，又问了一次：“是谁？”

“站着别动！”奥利弗厉声说。

我哇哇大叫起来：“耶稣来了！”可我离得还不够近，两个人都没听见我说的话。奥利弗这次没有转回身，因为“列车员”离他不过只有一米五的距离，手里还提着灯笼。他是个大个子，我估摸着就是因为他虎背熊腰的，就是因为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才让奥利弗端起了枪。奥利弗才不过二十岁，还是个小伙子，可他毕竟是布朗家的人。这一家人一旦打定主意，就绝不回头而来。我尖叫起来：“奥利弗！”

他又转过身。这一次他看见我朝他扑去。“洋葱头？”他问。

夜色漆黑，我不知道他看没看清楚是我。但是“列车员”一点儿也没看见我。他离奥利弗不过一米五远，手里拎着灯笼，他又对奥利弗说：“是谁？”语气很不耐烦，还有点儿紧张兮兮的。这下子，看得出他是在等着动手了。

奥利弗扛着步枪，又朝他转过身去说：“一步也别上来！”

我不知道“列车员”是不是误会了奥利弗的意思，然而他的确是转身背对着奥利弗。他转过身去，一阵风似的离开奥利弗身边。奥利弗手里的枪还对着他，我估摸着奥利弗不会眼睁睁看着他又上了火车。然而，那“列车员”做了一个怪动作。他停下来熄灭了灯笼，接着，他没有回到火车上去，而是朝离铁轨只有几米之遥的铁路办公室走去。他没走向火车，而是直接来到铁路办公室。这下子丢了性命。

“别动！”奥利弗吼道。他喊了两次，第二声喊出来，“列车员”丢下灯笼，朝办公室走去，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去。

老天爷作证，他没摇晃他的灯笼。要不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人蠢头蠢脑地说不出那暗语，激怒了他，要不就是他拿不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反正他把手里的灯笼一扔，朝办公室跑过去的时候，奥利弗一定是觉得他去叫人了，于是便用手里的夏普斯步枪对付他，一枪就把他撂倒了。

那把夏普斯步枪已经很老旧了，它的声音居然那么大。那玩意儿闷住了一部分火药，发出巨大的轰鸣，在两条河的两岸久久回响；那声音撞击着四面的群山，有如天堂传来的声音，那声音在河的两岸来回游走，传到阿巴拉契亚山谷中，又像一只保龄球似的顺着波多马河顺流而上。那声音宛如上帝的怒吼，枪声惊天动地，放出一只火球，直击“列车员”的后背。

“列车员”是个壮汉，足有六掌高。可那火球还是把他吓了一跳。一击之下，他并没什么反应。他直挺挺地站了几秒钟，又仿佛若无其事似的，继续往前走，朝着那铁路办公室，脚步有点儿踉跄着抬腿跨过铁轨，随即便向前摔倒在铁路办公室的门口。他就跟一捆破布似的倒了下去，两只脚弹了几下。

两个白人打开门，把他拖了进去，我刚好赶到奥利弗身边。他转身看到我，说：“洋葱头！你怎么来了？”

“他是我们的人！”我喘着粗气说，“他是负责召集黑人的！”

“他早该说的。你也看见了。我让他停下来的。他一个字都不说！”

现在告诉他已经没用了。都是我的错，我认罚。反正“列车员”已经上了西天。他是哈珀斯费里战役中牺牲的第一个人。一名黑人。

事后，白人抓住这件事不放。他们开起了玩笑。他们说：“哦，约翰·布朗在哈珀斯费里解放黑人的第一枪，撂倒了一个黑人。”可事实上，“列车员”没有当场死亡。他又活了二十四小时。比奥利弗活得还久。他中枪后有整整一天时间可以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最终死于失血过多，死前一直意识清醒，他的老婆孩子，甚至朋友们，还有镇长都去看他，他也对他们都讲了话，然而他没有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和真实身份告诉任何人。

后来我听说他的真名叫海伍德·谢泼德。风波平息后，哈珀斯费里的白人们按照军人的标准为他举行了葬礼。他们把他当英雄埋葬了，因为他是他们的黑奴。他死去时，银行里有两千五百美元的存款。他们从来都没弄清楚他一个扛行李的怎么搞到那么多钱，或者他要拿那些钱做什么，可我知道。

假使老家伙没有临时改变动手时间，导致“列车员”把暗号给错了人，他也许能多活一天，把他省下的钱用来解放自己的同胞。然而他传话传错了人，使计划出了毛病。

只是最后关头的一个无心之错。我也并没有痛心疾首地责怪自己。事实上，那天灭了“列车员”灯笼的并不是我，让他扔了灯笼的也不是我。是“列车员”自己。要是他冷静些，再等一会儿，他就会看到我，上下摇一摇那盏灯笼。可说实话，这件事没法儿就这么想开了，因为损失太惨重了。

我让奥利弗先别走：“都是我的错。”

“有什么账以后再算。”他说，“咱们得走了。”

“你不明白。”

“以后再明白，洋葱头。咱们非走不可。”

可我动弹不得，奥利弗身后的一幕景象把我吓傻了。我就站在他面前，望着他身后的铁路，此情此景，吓得我裙子底下的两颗小核桃都颤抖起来。

灯笼昏暗的光亮中，几十个黑人——六七十个的样子——从两节客车车厢里涌出来。正是礼拜一的凌晨时分，有几个人身上穿的约摸还是做礼拜的衣服，他们前一天可能刚去过教堂。男人穿着白衬衫，女人则穿着裙子。男女老幼，有的穿着专门上教堂的最体面的衣服，而有的却连鞋都不穿，有的手里拿着木棍和长矛，甚至还扛着一两支步枪。他们火烧屁股似的纷纷跳出火车车厢，这一大帮子人撒丫子没命地往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扭头就跑。他们本来等着“列车员”摇晃灯笼呢。一看不妙，他们就立马脚底抹油，逃之夭夭了。那年月，黑人无须多想，就知道自己准是给人耍了，甭管对方是白人黑人。

奥利弗转身往后看去，正巧最后一个家伙跳出车厢，顺着小路跑掉了，他转身对着我，茫然地说：“怎么回事？”

我望着最后几个人也左拐又绕，逃进了灌木丛，有几个人沿着小径一路狂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说：“咱们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