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NDI

URDU

5.5亿使用者

据估计，有3.25亿人以印地-乌尔都语为母语，2.25亿人以之为第二语言，但如果把其他一些与之相关的语言视为它的方言，这些数字还会高很多。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说印地语（也即北印地语），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中部的穆斯林说乌尔都语，不过大多将之作为第二语言。数百万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生活在英国、美国、阿拉伯半岛，但印地-乌尔都语并不总是他们的主要语言。

罗马字母上网 印地语和乌尔都语都频繁地使用罗马字母：电影的名字、一些广告、《圣经》的译本，以及上网。尤其是使用互联网，使得更多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意识到，彼此语言之间的差异，比官方说的要少得多。

4 印地-乌尔都语

总有些东西把我们一分为二

我把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合起来说成是世界上20种最大语言里的一种而不是两种，算不算是在耍花招动手脚呢？毫无疑问，它们是双胞胎，这一点没有争议，但双胞胎仍然是两个独立个体，应该单独计算。它们俩的名字也不能互换（从前可以，现在不行了），这也是事实。你不能对一个巴基斯坦人说他们讲的是印地语——先生，不，我们说的是乌尔都语！你也不能跟一个印度人说他们讲的是乌尔都语——天哪，这太可怕了！除非你碰到的是说乌尔都语的印度裔穆斯林（他们有数千万人，哪怕按印度的标准也是相当可观的少数族裔），如果是这样，他们会觉得挺开心。但不管是震惊也好，开心也好，大多数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会坚持认为，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

但这种主张是存在争议的，而且也曾经进行过大量的争论。当然，这些争论并不是在一般民众当中进行的，他们对任何激昂演说家的话都信以为真；也不是在演说家当中进行的，他们对任何三流语言学家的话都信以为真。可争论真的存在，而且有着充分的理由。

人们怀疑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并非两种语言的原因之一是，除了不同的名字之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印度斯坦语。这个词，你现在在南亚次大陆上已经很难听到了，但20世纪中期之前很常见，而且在其他地方（如斐济和苏里南）的传承语言使用者[1]当中，它至今仍是一个主流词语。虽说它基本上已经过时，但它仍然极为有用，因为它对一种鲜活现实的描述比“印地-乌尔都语”这个合成词更便于人们理解。宝莱坞电影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样大受欢迎，因为对话用的是两国许多人都能轻易理解的语言。反之，自称说印地语的人能毫不费力地理解用乌尔都语演唱的歌曲。尽管两国在这件事上各有强硬观点，但一般而言，判断印度普通人闲聊用的是印地语还是乌尔都语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总的来说，把它们看成是一种语言来展开讨论有其合理性。在我的书里，能够彼此自由交流的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印度斯坦的分裂是近代才出现的，是人为的，而且不少人都对此感到遗憾。这是一条裂痕，绝非彻底断裂，如果让它自由生长，它最终会逐渐愈合。不过，让它自由生长的状态几乎是无法达到的——至少，当民族主义和认同政治的花言巧语轻易地赢得了国境两侧的选举时，它不可能自由生长。

无数本书都曾写过有关1947年印巴分治的主题，也有不少书论及印度斯坦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大多数都可以公平地概括成：“为什么该被指责的是对方”。这里的对方，要么是穆斯林，要么是莫卧儿；要么是印度，要么是巴基斯坦；要么是婆罗门，要么是印度人。他们双方还有一只共同的替罪羊，那就是英国人。不过，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甩锅让英国人得到了可喜的解脱，但英国人也因此成了蹩脚的反派角色，因为他们不再反驳。

好在还有一些作家和思想家并未以如此轻率的态度对待这些议题，本章对其中两本书多有借鉴。巴基斯坦著名学者塔里克·拉赫曼（Tariq Rahman）在《从印地语到乌尔都语》（From Hindi To Urdu）中批判性地考察了乌尔都语：从它在1780年左右第一次被提及，到大约一个世纪后来了个大转弯，从“印地语”的别名变成了“印地语的对立面，且绝不是印地语”——换句话说，从同义词变成了反义词。拉赫曼没有过分苛责，而是保持了学术的正确性和超然态度。我借鉴的另一本书叫《印地语民族主义》（Hindi Nationalism），性质有所不同。它的作者是印度公知兼大学教师阿洛克·拉伊（Alok Rai），他说话更直率、更善辩，老实说，也更有意思。他振振有词地批评了“印地语守卫者”，这些人鼓吹印地语的“纯粹性”，并在自己划定的人为语言边界上严防死守。拉伊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称为“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从未省略引号，因为他强烈地感到，这是对人民真正语言的拙劣模仿。至于这种真正的语言，在他看来，可以称为印地语、乌尔都语、印地-乌尔都语甚至乌尔都-印地语，无需引号（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印度斯坦语”这个说法）。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国界有着荒唐之处，语言界限上也同样如此。

拉赫曼在书里热情地引用了拉伊的观点，如果这两个人会面，我相信他们会毫无敌意地展开讨论——尽管拉伊可能会很激进（如果他书里的激进语气可供参考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两国高层多些拉赫曼和拉伊这样的人，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将受益。

印尔都语的故事

那么，南亚最大的语言——“印尔都语”（Hirdu，一位恼怒的语言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字）——的真实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坦白说，进入现代之前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早期的祖先是一种印欧语，名叫原始印度-雅利安语（Proto-Indo-Aryan），它的使用者似乎在公元前2000年的某个时候到达了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北部，并在此后的数千年往南部和东部扩张。人们在介绍这种关于遥远过去的说法时，往往会事先提醒你，还有其他的阐释存在。有一种理论认为，整个印欧语系的诞生地，不是乌克兰大草原或亚洲土耳其，而是印度河流域。不过，这又会扯出该死的民族主义来。我们先别管它吧。

在欧洲，有若干支印欧语系族群，受更古老的地方语言的影响，先是传播，然后分化。南亚的情况同样如此，印度-雅利安语占主导地位的区域逐渐扩张，与此同时，因为跟土著语言接触，它也开始分化。在一些地方，这些较古老的语言流传至今。还记得南部的达罗毗荼语族（泰米尔语是其主要成员）吗？

为了对付一大堆原本难以梳理清楚的古老语言，语言学家们将公元前1500年—前300年使用的若干种语言均称为“古印度-雅利安语”。听起来很晦涩，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员我们在本书里已经见过不止一次：梵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完美”或“优雅”，很适合超级明星。梵语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各种贴着“古典梵语”标签的品种，跟古典拉丁语极为相似：这两种语言都经过了对方言的有意识标准化，主要用于书面写作，其文化影响力远超其起源地区，并一直持续到当今时代。

接着是下一个阶段，通行于公元前300年—1500年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言群体。它们叫作“帕拉克里语”（Prakrits），意思是“自然的”，因为它们是当时人们的口头语言。与此同时，人们仍然选择以梵语作为书面语言，跟西方的拉丁语一样。在其他方面，公元1000年前后，印度的语言状况也跟欧洲类似，而且可以用一个语言学家们极渴望其家喻户晓的术语（只可惜并没有）来概括：方言连续体（dialect continuum）。请容我稍做解释。所谓的连续体，不管是波长、个性特征还是其他任何现象，指的是以渐进变化为特点的一种范围。故此，方言连续体就是在一块相当大的地理区域内使用的若干种方言或语言，地理上靠得越近语言越类似，相距较远的语言，类似的地方也随之减少。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旅行者从家乡出发，能轻松地跟距离出发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脚程内的人交谈，但是随着他越走越远，交流难度也越来越大，尽管相互理解的程度从未急剧下降。大不列颠过去曾是一个方言连续体，在某种程度上，它至今仍然是：从南安普顿徒步走到阿伯丁，我们会听出方言慢慢变化，就连在苏格兰边界，英语（English）和苏格兰语（Scots）之间也没有明显的语言界限。不过，威尔士语和苏格兰的盖尔语不属于这一连续体。

1000年前，南亚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样，只是它没有像如今标准英语那样的“伞形”语言。但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并不会长途出行，这种状况几乎不会造成任何沟通问题。在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这么运作，包括欧洲的日耳曼语、罗曼语、斯拉夫语地区，以及南亚的印度-雅利安语地区。在如今的印度北部，也就是该广阔地带的中央腹地，存在5种紧密相关的帕拉克里语，可以视为印度斯坦语的前身。这些以及其他大多数帕拉克里语，由当地群众和统治者共同使用。不过，在这个连续体的最西面（也就是印度河以西），情况就不一样了，民众说帕拉克里语，统治者说波斯语。这种局面，就是未来的前兆。

1206年及其后

从11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侵略者、商人、乞丐和圣人从波斯来到印度，而从1206年开始，穆斯林统治了政治舞台。首先，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成为南亚最强大的国家，莫卧儿帝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中亚血统，但在此前的数百年里，在文化和语言上他们都波斯化了。德里苏丹国主要由突厥王朝统治。他们带来了波斯人将南亚语言称为“印地语”（Hindi）的习惯，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印度河流域土地上所说的语言”，也就是印地语。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们是突厥与蒙古人的混血儿（莫卧儿起源于蒙古），但同样说波斯语。两个帝国在势力最大时都曾覆盖到了遥远的南方，只是都不曾囊括整个次大陆。

这一地区的语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语言学本科生的考试里，这会是个很不错的问题：“假设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地区，其上通行的多种语言为方言连续体，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它受控于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外国血统的统治阶层，这些人所说的语言，与当地通行的语言没有紧密的关系。你认为，该地的方言和统治者的语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答案可能是这样的：“当地方言（底层）将受精英语言（上层）影响，但就长期而言，统治阶级会转变：先使用双语，接着彻底放弃自己原来的语言。”学生们不必非得想到印度的情况才能推测出答案。这个问题同样很好地描述了公元5世纪末日耳曼法兰克人统治高卢之后，高卢北部发生的情况；10世纪初，维京人占领诺曼底之后，诺曼底发生的情况；1066年，这些维京人变成的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之后，英格兰发生的情况——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这一现象在南亚是如何演变的呢？首先，在整个德里苏丹和莫卧儿时期，地方语言都借用了大量波斯语词汇，其中许多有着阿拉伯语的起源，少数还掺杂了突厥语元素。经常有人说，这主要发生在军事营地（也就是urdu）里，但这并不准确。不管统治精英多么努力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都不得不与下层阶级互动。语言互动不仅发生在军营，也发生在商店和市场、宫殿和清真寺、酒馆和妓院里（发生在后一种场合的语言互动程度恐怕还更大）。通过这些接触，人们会学习并开始运用新单词。这就是印地-乌尔都语（或印度斯坦语）当中为什么会有大量波斯词汇，比如J**āN（年轻的）、PARDA（窗帘）、DARIā（河流或海洋），以及不少阿拉伯语词汇，如KITāB（书）、JAHāZ（船）和DUNIYā（世界）。今天，使用印地-乌尔都语的人并不认为这些词是“外来的”或“借用的”，一如我们不认为river（河流）、curtain（窗帘）、simple（简单）和very（非常）是法语（这几个英语单词分别来自RIVIèRE、COURTINE、SIMPLE和VERAI，最后一个在现代法语里是VRAI）。

那么，前述问题的第二部分回答，也就是关于精英的情况呢？他们使用双语吗？在德里苏丹统治期间似乎不是这样。但莫卧儿王朝很快就在16世纪这样做了，因为在当时，男性娶了不少印度新娘。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波斯语逐渐为印度斯坦语（也即当时的印地语）所取代。

事后回望早期的乌尔都语和印地语

到了17世纪，南亚的语言状况仍然相当平常。当时没人能预见到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会分裂。中古印度-雅利安语分化成几种新印度-雅利安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和其他语言，以及一个由多种地方语言组成的中心集群，通常统称为印地语。无一例外，这些语言里充斥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单词。古典梵语仍然用于礼拜仪式，当地方言也经常以多种文字的形式付诸书面。伊斯兰教作者使用波斯-阿拉伯文（Perso-Arabic script，阿拉伯字母的一种变体），他们通过《古兰经》和公文来熟悉这种文字。印地语采用不同的土著文字（因种姓而不同）书写：婆罗门祭司和教师喜欢天城文字（Nagari），卡雅斯塔[2]抄写员和官员使用凯提文（Kaithi）。在这两种文字里，后者较为普遍。

只有从后来者的视角看过去，我们才能追溯出乌尔都语渐渐兴起的过程。随着伊斯兰教精英对波斯语的掌握变得越来越贫乏，他们的诗人开始在印地语中夹杂使用夸张的波斯语词汇，同时又不回避普通的方言词汇。这跟公元1600年前后英国文人对拉丁词汇的狂热（illecebrous、obtestate、adminiculation）[3]没有太大不同。然而，到了18世纪，莫卧儿王朝的诗人把事情做得更进一步，许多普通的印地语词汇成了禁忌，进而带来了高度波斯语化的文学风格。1780年前后，这种语言首次被称为“乌尔都语”，它是ZABAN-E-URDUE-MUALLA这一短语的缩写形式，意思是“尊贵之城的语言”（不再是“军事营地”了），这里的“尊贵之城”，指的是首都德里。这种乌尔都语的作用，类似本书“第17名 土耳其语”章节中介绍过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它是一种优雅的精英语言，是社会地位而非宗教身份的象征。用一位印度学者的话来说，充当了“紧张贵族的阶级方言”，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这一贵族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地位逐渐分崩离析。事实上，围绕这一新语言的价值观是令人费解的精英主义，根据一位编纂者的说法，德里几户贵族家庭的用法，便定义了这种语言的正确性。

即便波斯化的乌尔都语在伊斯兰教精英中萌芽期间，一些博学的婆罗门仍在努力“净化”自己的印地语，清除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外来词，引入早已被遗忘的梵语词汇，不过，这些不过是一小撮不通世情的人在象牙塔里做的努力。他们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比当时意义重大得多。

18世纪的诗人米尔·塔齐·米尔（Mir Taqi Mir），被视为塑造乌尔都语的先驱之一。

传教士和学者

英国商人从17世纪初就来到印度，起初毕恭毕敬，后来却发号施令起来。但在19世纪初，英国人开始对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当时，它的拼写形式很多，比如Hindoostanee、Hindoostaneeh、Hindoost’hanee、Hindostani、Hindoustany、Hindostany或Hindustany，过了一阵子才固定下来）产生语言学影响。

它涉及两个不同的群体。第一群人是传教士，他们开始出版教育用书籍，把年轻的文盲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变成识字的基督徒。一如英国殖民政府后来采取的举措，他们决定整个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都应使用印度斯坦语，至于旁遮普语、孟加拉语和其他语言都应该去见鬼。他们着手把印度斯坦语方言连续体敲打成一种适用于教科书的书面标准语。不，确切地说，是两种书面标准语，因为印度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将得到不同的版本。这不是为了对两者搞分裂活动——请记住，传教士的远大设想是要用一种新的信仰来团结他们。故此，这只是他们在务实地回应事实情况：在精神领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使用非常不同的术语，前者使用梵语，后者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字也是另一个原因，穆斯林无法想象用除阿拉伯字母之外的任何文字阅读关于宗教事务的文件，而对印度教徒来说，宗教领域属于天城文字（Nagari，后来叫作“Devanagari”，“deva”的意思是“神圣的，天国的”）。今天，对于这种早期的双语政策，无论是狂热支持天城文字印地语的印度教徒，还是热心捍卫波斯文字乌尔都语的穆斯林都大为赞赏——哪怕基督教传教士的明确目标是把学生们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手里“拯救”出来。

另一群产生了语言影响的英国群体是加尔各答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的学者。该学院由东印度公司创建，旨在向本公司高管教授印度斯坦语。由于那时候的印度精英仍以穆斯林为主，所以学院里教的往往是乌尔都语（拼写为Oordoo，它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发音）。然而，威廉堡的一些语言学家却跟他们手下的印度幕僚们一起着手“净化”起这种语言来。在努力的过程中，一些人选择了当时“最优秀者”所用的鲜活语言作为指导，另一些人却试图倒转历史，用“纯正词汇”（大多是基于梵语创造出来的）取代了大量的外来词。为取代起源于阿拉伯语的JAHāZ（船），他们创造了基于梵语PōTA的PōT。许多语言都使用的阿拉伯语外来词DUNIYā（世界），让位于基于梵语SA?SāRA的SANSāR。显然，这些纯粹分子没有意识到，对19世纪的印度人来说，梵语的“异域”感，绝不弱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而且，“纯正词汇”比它们打算清除的旧词更不正宗。还有一些“外来”词汇扎根扎得太深了，哪怕是最坚定的梵语学者也束手无策，比如指代“年轻”的J**āN和指代“窗帘”的PARDA，都有着波斯语起源。

说威廉堡的人正在阴谋搞语言隔离，不免有些荒唐。可以这么说，他们和传教士的工作，只不过是楔子最锋利的那一端，而整个楔子则是后来由其他势力愉快地揳进整个印度斯坦语里的。威廉堡的很多语言学家明确地表示支持一种共同的印度斯坦语。但客观上，用拉伊的话来说，他们的工作有力地促成了“语言双重性的概念”，即穆斯林使用波斯化的乌尔都语，印度教徒使用梵语化的印地语。但这仅仅是针对这一理念而言，在实践中，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属于什么信仰，都不会说这样极端版本的语言。数百万人仍然使用着跟从前一样的印度斯坦语方言混杂体（或连续体）：它们起源于印度-雅利安语，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无意中受到了波斯语影响。

“邪恶”与“野蛮”之间的斗争

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逐渐用印度斯坦语代替波斯语作为行政语言，这种两重性变得更有意义了。转变的原因很简单：对大多数人来说，有能力理解法官和其他官员的语言似乎是明智的。然而，波斯-阿拉伯文字保留了下来：印度斯坦语有着使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悠久传统，为什么要替换它呢？

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正规教育的扩张带来了对新版教科书的需求。两个阵营的宗教人士都承担了编写教科书的重任。在文体指导方面，他们没有过多地参考现存的口语，而是借鉴了各自的文学遗产。和几十年前的传教士版教科书一样，新教材在更大范围内深化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学生之间的隔阂。尽管如此，这也只影响了极小一部分人，因为哪怕几十年过去了，文盲率仍然高达97%。不过，到了这时候，语言议题已成为争论的焦点。

19世纪后期，穆斯林和印度教爆发了全面冲突。南亚地区经历了现代化进程，引入了铁路、邮政系统、人口普查和日益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这就出现了有待分配的经济利益。传统的伊斯兰教精英自然觉得自己有资格拥有它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出眼下的地位受到了来自有抱负的印度教精英的威胁。两边都开始获得本阵营民众的支持，从而产生了一种以前从未存在过的团结：不是基于地域或阶级，而是基于宗教。在全国各地，比邻而居的人们可能会突然发现他们彼此置身对立阵营。

这张一战时期的英国征兵海报上写着：“谁将拿走这些军服、金钱和枪？”海报里所用的语言是乌尔都语，在当时是较常用于书面印刷的印度斯坦语。100多万印度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服役，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数字达到了250万。

语言立刻卷入了这场冲突。乌尔都语，在数百年来穆斯林统治和波斯-阿拉伯文字官方地位的支持下，抢得先机。有好几十年，印度教精英一直在谋求天城文（也即印度斯坦语的印地版）的认可。辩论的基调就跟如今的一些互联网论坛差不多。一位著名的印度官员写道：波斯-阿拉伯文字“将闪米特元素插入了印度人的胸膛，让他们与雅利安语渐行渐远……我诅咒伊斯兰教徒穿过印度河的那一天，我们在自己当中发现的一切罪恶，都要感谢‘我们亲爱的弟兄’伊斯兰教徒”。一位愤怒的穆斯林报纸编辑不甘落后，当英国人在一个两教信徒苦斗不休的邦承认天城文地位时，他评论道：“乌尔都语和天城文的问题……是一场高雅文化与偏见野蛮之间的较量……历史将写下一个蓄意破坏的故事：一名英国行政长官用笔一画，就给了高雅文化致命一击。”这样的辱骂将始终持续下去，印度教徒成了“出身低微的乡巴佬”，穆斯林是“把印度文化带入黑暗时代的暴君”。由于没法纳入双方的议程当中，印度文学文化在莫卧儿王朝时代开出的繁盛花朵被漫不经心地忽视掉了。

在这种苛刻的氛围下，不出意外，尽管一些人尽了最大的努力，独立运动仍然未能将两个宗教社群团结起来。在政治上和语言上，局势不断升级，最终导致1947年的政治分治以及此后不久的官方语言分治。1948年2月2日，巴基斯坦将乌尔都语定为官方语言。印度选择的是梵语化的印地语，但这并非定局。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遭到暗杀，他支持用天城文或波斯字母书写的印度斯坦语——实际上，这正是激怒凶手的部分原因。即便如此，在1949年9月的制宪会议上，梵语派仍然设法击败了印度斯坦语的支持者。“纯粹的梵语词汇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形式使用。”他们的领导者说，“因此，只有这种语言，在印度全国各地都能得到接受，因为全国各地都有着丰富的纯梵文词汇。”换句话说，这就是梵语化的印地语。

卫兵和枪支可以让人们尊重新的国境，但无法改变民众的说话方式。两国的下层阶级仍然说印度斯坦语，而不是标准化的印地语或乌尔都语。在印度中北部的“印地语带”之外，印、巴两国的中产阶级主要通过宝莱坞电影来学习语言，而电影里的人物，使用的是印度斯坦语。至于精英阶层呢？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更喜欢英语的国际魅力和实用性。中产阶级跟随前者的脚步，也越来越多地瞄准了英语。在印度，官方的梵语化印地语，实际意义正在下降，用拉伊的话来说，这一类型的“印地语”（引号是他本人所用）正“蜷缩在个别邦的角落里生闷气，乞讨残羹”。在巴基斯坦（1971年，孟加拉国分裂出去之后，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大多数人能以某种形式的乌尔都语为第二语言，但很少有人在乎它，更不在乎什么“纯粹性”。

此处不讲价——不管是用乌尔都语、印地语、阿拉伯语还是英语！

回首望分离

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意识形态完全相同，一如镜像。印地语言学家将印地语描述为梵语的“长女”（如果非要把原本的说法翻译出意义来，只能姑且用这个词了）——这个说法，没有任何严肃的历史语言学家能给予支持。如前所述，一些人甚至主张原始印欧语起源于南亚。在巴基斯坦，学生们从小被灌输的理念是：乌尔都语是莫卧儿军营里诞生的混合语言。一些巴基斯坦语言学家提出，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共同祖先不是来自印度北部，而是来自巴基斯坦，这既明显矛盾，也同样荒谬。

一如国家和语言，他们的历史文献也分割开来。任何用波斯阿拉伯文写的东西，哪怕来自17世纪之前，如今都被视为乌尔都语文学的一部分；而用天城文撰写的书籍，则自动被看成是印地语文学。别介意作者们本来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写作，别介意他们生活在同一地区，别介意他们彼此能阅读对方的作品：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必须是分开的，所以回过头去看，它们也必然是分开的。这是对历史最公然的篡改。

这么说来，我把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当成全世界最大的一种语言来写，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视为两种语言，是我在动手脚吗？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吧。但真正动手脚的人并不是我。

[1] heritage speakers，也即印度裔移民来到这些地区生下的后代，这些移民后代说的是祖辈的语言，但使用能力和说母语者存在差异。

[2] 卡雅斯塔（Kayastha），印度教种姓。反映种姓的传统角色是世俗文书记录、文件管理员。在中世纪早期的印度王国开始，卡雅斯塔占据了政府的最高机构部长和顾问。在英国统治期间，他们已取得在政治、艺术和各个专业领域的成功。

[3] 意思分别是“无礼的”“恳求”和“提供辅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