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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亿使用者

至少有8000万人以马来语为母语，大约有2亿人以之为第二语言，几乎全部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泰国南端的泰南三府（也叫“马来区”，Malay realm）。马来西亚人喜欢将所有形式的马来语视为同一种语言，而印尼人则大多强调其差异性。

9 马来语

胜者为王

语言多样性很美好，除非你是国家的统治者。从执掌政权的角度看，你希望国家的公民互相能理解。就算他们彼此不能理解，那至少得能理解你的命令。然而，在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国家，人们都说若干种不同的语言。回到“当老大”是收税同义词的年代，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收税员自有办法，文字不是关键。然而，在现代世界，相互理解事关重大。

更重要的是，共同的语言创造出忠诚感。社会凝聚力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得到加强：共同的敌人、普遍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全面征兵、国家宣传、民族神话、独特传统等。但就身份标志而言，很少有其他方法比共同的语言更有力量。实际上，标志身份恰恰是语言最擅长的东西：作为沟通手段，我们的口语和书面语偶尔会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我们都是识别口音、词汇和其他语言特征的专家，这些特征会把他人跟我们自己的群体区分开来。一种国家语言，甚至只是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国家的变体（如澳大利亚英语、奥地利德语等），就足以奇迹般地定义我们属于什么地方。

沟通和国家认同有可能让每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感到头痛，想象一下印度尼西亚所面临的问题吧。印尼有2.65亿人口，分布在近1000座岛屿上，讲着700多种不同的语言，是全世界除了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通行语言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叫人吃惊的地方在于：不管印尼独立之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类问题数量繁多，也非常严重），语言在其中都不曾扮演什么太重要的角色。20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宣布马来语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语言，20世纪40年代独立之后，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马来语。自此以后的70年，该国绝大多数人都学会了马来语。[1]

并非所有国家都这么幸运，有着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例如，围绕语言分界线，斯里兰卡、比利时和巴基斯坦，就出现了持续的甚至是暴力的冲突。倒不是说语言是唯一或者根本的问题。紧张的政治局势无不牵扯到更多的利害关系，如经济、宗教和政治对抗。但语言能做的，是画出一条方便的界线，让不同的人顺着它挖战壕。在许多国家，语言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存在缺陷，就是十分糟糕，甚至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六种语言景观

让我们看看有着不同语言景观和政策的国家，在政治稳定方面的表现。我的焦点会放在那些至少说一种本书所涉及语言的国家。在根据语言群体分析国家人口时，我们可以将语言的分布情况分为6种，如下面的饼状图所示。

1和4：在第一种和最后一种类型里，语言冲突的风险很低。第一组包括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朝鲜、韩国和加勒比的大部分岛国，这些国家最大的语言由本国90%以上人口使用，少数族裔语言（除了新来的外来人口，除非这些外来者是征服者，或占据压倒性的多数，否则一般不会让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改用另一种官方语言）小到几近于无。

在有着第四种语言图景的国家，哪怕是最大的语言，也只有不到40%的本国人口使用。它们包括不少非洲国家，还有菲律宾、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任何一支少数派别都不太可能长期垄断权力，因为这会诱使其他族裔联合起来反抗。大多数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沟通的难题，是选择一种前殖民宗主国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来加以解决的（见本书“第12名 斯瓦希里语”中的“重大语”）。坦桑尼亚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它只赋予了土生土长的斯瓦希里语这一地位。

不过，对中间的几种语言图景，事情就没这么清晰了。

2a：大语种一目了然，少数语种规模不小。在这里，紧张局势加剧和失控的风险往往很大。斯里兰卡就是一个例子，当地的泰米尔少数民族被人口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征服，导致了长达25年的内战。同样，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数十年来遭受了严重的文化压迫，并做出了暴力的回应。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时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遭受了类似甚至更为糟糕的命运，尽管现行宪法中，库尔德语是跟阿拉伯语并列的官方语言。塞浦路斯（从土耳其分离之前）境内讲土耳其语的人、北非马格里布诸国讲柏柏尔语的人，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境内讲俄语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也挑起了冲突。就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例子而言，在实行了70年强制性的俄罗斯化之后，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一些公民生来就使用父母教的语言，让他们为此受到折磨，真的有什么正义可言吗？

严格地说，印度不属于这一组，因为它的大语种印地语也只由全国少数人口使用，此外还有无数种更小的语言，应该属于3b组。但它3/4的人口说的是某一种印度-雅利安语言（它们大部分是近亲），还有1/5的人说达罗毗荼语的一种。这样一来，印度的局面可以说符合“大语种一目了然，少数语种规模不小”的总结。总的说来，印度政府根据少数民族的要求，维持了英语的官方地位，并根据不同的语言对各邦进行了重组，成功地拆除了乱局的导火索。

2b：大语种一目了然，并有若干小语种。这一类的国家在维持和平方面前景较好。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把持最高的统治地位，尽管原住民解放运动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等国家大声疾呼要求得到官方承认（并在玻利维亚取得成功），但语言只是社会冲突中一个次要的断层线。在越南，说越南语的大多数人不曾向使用小语种的多个少数族裔做出任何让步，而且所有这些少数族裔的人口都相对较少，对当前局面只有着最低限度的不满。

在其他一些国家，若干而非全部的少数族裔的区域语言权得到了满足。在俄罗斯，各地区总共有35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两个民族，鞑靼人和车臣人，曾发生过严重冲突。在西班牙，经历了非民主政府的长期语言压迫，到20世纪70年代末，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和巴斯克语终于获得了广泛的区域权利。即便如此，该国还是出现了狂热的独立运动，巴斯克地区出现了数十年的流血事件，而目前，加泰罗尼亚地区也陷入政治瘫痪。

文化身份存在强烈反差的少数民族（如车臣人），以及拥有强大经济地位的少数民族（加泰罗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或是同时处在这两种状态下的少数民族（巴斯克人），似乎最可能发起反抗。规模也很重要：鞑靼语较之俄语，就像是汪洋大海里的一片小小漩涡，但就绝对使用人数而言，他们跟加泰罗尼亚人处在同一规模。

3a：两个大语种。国家人口由两个规模大致相同的群体构成，听上去似乎像是注定要发生大乱，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例如，阿富汗有两种官方语言，波斯语（达里语）和普什图语，但语言并不是该国冲突的断层线。巴拉圭以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作为官方语言，但不管人们的母语是哪一种，大多数人都能同时说，或者至少理解另一种语言。新加坡的情况更加复杂：汉语（普通话）和英语是新加坡人使用最多的两种语言，但还有更小的群体喜欢汉语的其余方言，或是马来语、泰米尔语。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都有官方地位，英语是主要语言，马来语是民族（身份认同）语言。在这一类国家里，唯一因为语言陷入麻烦的国家似乎是比利时，但它不曾因此发生过流血事件。

3b：一个大语种，若干小语种。现在，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主要讲马来语的国家所属的类别了。在伊朗，以波斯语为母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一些少数民族说跟波斯语没有相关性的语言，所以学起来很难。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的小语种民族似乎接受了波斯语的主导地位。正如我们在“第15名 波斯语”一章中所述，部分原因在于，波斯语有着悠久的通用语言历史，对学习者十分友好。此外，数百年来，国王、诗人和伊玛目（伊斯兰教长称号）都使用它，这为它带来了全国性的崇高地位。

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官方语言一直是乌尔都语（英语曾短暂地与它做伴）。和波斯语一样，乌尔都语也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声望（见“第4名 印地-乌尔都语”章节）。然而，跟波斯语在伊朗的情况不同，在巴基斯坦，乌尔都语的使用者始终不算太多。直到1971年，在如今的孟加拉国，只有5%的人以乌尔都语为母语，而以孟加拉语为母语的则有50%。因为察觉到了政治、经济和语言上的不利地位，该地区在一场短暂却血腥的内战中四分五裂。在新成立的、国土面积较小的巴基斯坦，说乌尔都语的人占总人口的10%，新的大语种则成了旁遮普语，至少有45%的人以之为母语。然而，跟孟加拉人相比，旁遮普人在国家政治上有着更强烈的存在感，对母语的态度保持更超然的态度，以更宽容的心态接纳了乌尔都语的地位。

乍一看，马来西亚的情况似乎与伊朗相似：在该国，马来语叫作马来西亚语，有着唯一的官方地位，但仍然只是微弱多数人口的母语。同样，一些主要的少数民族语言跟它没有相关性。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尤其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规模的移民造就了令人不安的种族混合状态——既有本土的马来人，也有新来的华人和印度人。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治权力落入马来人手中，马来语自此成为官方语言。与此同时，该国的经济，大部分由华人掌控。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到1969年升级为骚乱，之后，马来人为自己和原住少数族裔创造了据说是暂时性的官方特权，叫作“BUMIPUTRA”（意思是“大地之子”，也译作“马来土著”）。华人和印度少数族裔，以马来语为第二语言，变得比占大多数的马来人更贫穷，因为政府越发肆无忌惮地采取种族主义立场，经常迎合极端立场的群体。不过，2018年5月一支多种族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数十年来的第一次政治变化），有望带来更为明智的政策制定者。

印尼语排在第一位，接着是英语，还有汉语、阿拉伯语和日语的身影。机场的标识牌上出现了本书1/4的语言。

对比来看，印度尼西亚的语言状况跟巴基斯坦类似：官方语言马来语（这里称为印度尼西亚语）只是少数人的母语，40%以上的人口使用另一种覆盖最广泛的语言。不过，这里有一项重大区别：巴基斯坦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小语种强加给全国，而在印尼，小语种马来语的官方地位，不是来自使用它的人，而是来自占主导地位的最大少数民族爪哇人，为了国家的团结，他们放弃了语言特权。

在统计数据之外

如我们所见，语言分布相似的国家，在和平和冲突程度上的表现并不完全类似。所以，数字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那么，还有什么重要的因素呢？

熟悉程度。长期接触特定语言（如参与宗教仪式，跟精英人士接触，或跟商人讨价还价）的社群，哪怕日常生活里并不使用，也不认为这些语言完全陌生。此外，跟宗教场所或权力殿堂的关系，还将为这些语言带去更高的地位，例如伊朗的波斯语，或北非马格里布诸国的阿拉伯语。贸易语言没有这么高的威望，但跟寺庙和宫殿比起来，在市场——真正的市场，而非如今的抽象概念——上能进行更公平的互动。在谈判价格和条件时，买卖双方要同时克服一切语言障碍，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人们会创造出一套简化的贸易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斯瓦希里语就是这样在坦桑尼亚蓬勃发展起来的，马来语在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

相似性也很重要——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容易学习的语言（通常是由于有共同的起源），比那些不熟悉的语言更容易被接受。坦桑尼亚再一次受到了命运的青睐，该国大多数人的母语都属于与斯瓦希里语所属相同的班图语族。同样，印度尼西亚的运气也不错：几乎所有人口都说某一种跟马来语密切相关的语言。世界其他地方许多牢骚满腹的少数民族，如库尔德人、鞑靼人、巴斯克人、柏柏尔人以及拉丁美洲的土著民族，对占据统治地位的多数民族来说是“语言上的陌生人”。不过，相似性并不能万无一失地避免产生摩擦：乌克兰语是俄语的近亲，加泰罗尼亚语跟西班牙语也是近亲。

政治和经济历史也很重要，而且会引起不和——例如，在乌克兰和加泰罗尼亚，不和的地方就太多了。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往往是一种涉及征服、压迫或剥削的混乱关系。如果没有它们，历史有时会创造出和平共处的局面。就像瑞士联邦：这个多语言国家通过民主制度发展壮大，又一贯重视政府权力的分散，所以从未出现任何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敌意。至于印尼，它其实有着遭到征服、压迫或剥削的经历，在300多年里，荷兰人一直热心地实践着征服、压迫或剥削，日本人也效法荷兰人统治了3年（1942年—1945年），故此，日语和荷兰语不受印尼人欢迎。

然而，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并造成了不同的基本局面，但政府政策最终决定了结果。斯里兰卡陷入内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多数派只要多些温和举措，就有可能会阻止少数派拿起武器。土耳其领导层的做法也并不明智，他们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声称库尔德人的语言是土耳其语的一种退化方言，不承认其少数民族的地位。讲乌尔都语的人尽管只占巴基斯坦人口的5%，却赋予自己的语言官方地位，这固然是一种傲慢，但统治精英们在谨慎对待语言少数群体方面做得很好。撇开一切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不谈，尊重这类少数群体有着绝对的道德必要性。不管人们操持何种语言说还是写，都应该和平地允许他们用这种语言说或写——不这么做，就是侵犯人权。

马来语的崛起，崛起，再崛起

如本章开头所述，尽管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语言种类第二多的国家，但自独立以来，该国在语言上一直和平相处。这个国家的标准版马来语——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并没有分裂国家，反而促进了国家的团结。这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这个国家和它的国家语言表现得比许多别的国家好那么多呢？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过去。

有文献记载的马来西亚历史始于公元7世纪，当时，苏门答腊的一个王国控制了马来半岛、爪哇岛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其间一些较小的岛屿。它充当了大陆和群岛之间沟通的节点，并凭借这样的战略地位，主导了一张巨大的贸易网络。在该王国之外许多岛屿的沿岸地区，商人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马来语。就这样，马来语所扮演的现代角色的第一批种子，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播下。

到了13和14世纪，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是宗教，随着跟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的接触，该地区拉开了向伊斯兰教转变的漫长过程，它缓缓地从西到东，从沿海到内陆，最终覆盖了今天的整个印度尼西亚。接着，在政治舞台上，一个新的爪哇王国，将马来权力中心从苏门答腊转移到大陆（今天的马来西亚）。在这里，马六甲不光成了同名苏丹国的首都，也成了东南亚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到15世纪，马六甲达到全盛期，至今仍被视为马来世界政治和文化的黄金时代。受其影响的沿海地区，一直往东扩展到摩鹿加群岛（也叫“香料群岛”“东印度群岛”），伊斯兰教和马来语都扎下了脚跟。值得注意的是，跟宗教的联系，让这一通用语获得了更崇高的地位，一般的贸易用语往往很难达到。马来语的第二发展阶段，不光代表了它的进一步传播，也代表了它的崛起。

接下来，欧洲殖民主义彻底改变了局面。17—18世纪，荷兰人逐渐巩固了对爪哇和摩鹿加群岛的控制，后来又扩张到其他岛屿。为与爪哇传统精英交流，他们首先尝试了爪哇语。但爪哇语里与地位相关的敏感微妙之处，远远超过了讲究实际的商人和水手的能力（荷兰人本身的直率鲁莽更加深了这种难度）。与此同时，他们感觉，把自己的语言传授给爪哇精英也并非一种现实的选择。为此，他们投入了马来语的怀抱，他们发现，马来语更便于推广。殖民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带来了一种与公务员相关的名叫“服务马来语”的简化形式。从1865年开始，马来语成为殖民地的第二官方语言，与荷兰语并列。由于马来语传统上就是一种非正式使用的通用语，爪哇精英阶层更容易接受这种经过大刀阔斧削减的语言，而非不够精美的爪哇语。

19世纪末，殖民政府热情地支持马来语流行文学的传播，苏门答腊中部和马来半岛的本土语言亦加速发展。于是，马来语的词汇量、使用人数和声望都随之增长。1928年，萌芽中的独立运动选择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又一次巩固了这一决定。

事后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必然选择，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政治圈，说爪哇语的人甚至比总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人还要多，所以，必须要有非常理性的政治头脑，才能抵制对母语的偏爱。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政治家一早就意识到爪哇语在其他岛屿极其不受待见，这不光是因为爪哇语蕴含的复杂尊卑等级特性，也跟爪哇人是全印尼最大的民族群体有关。

另一个选择是荷兰语。以当时的眼光看来，这个设想并不像如今这么牵强——实际上，荷兰的另一个前殖民地苏里南，1975年独立时就是这么选的。欧式教育不光促进了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导人有关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也让他们得以流利地使用荷兰语。没错，在20世纪40年代，仅有1.5%的非欧洲人口能说这一殖民语言。但同一时期独立的印度，只有2%的人口会说英语，却仍将英语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之一。

1928年，出席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的印尼学生会成员。正是这次会议宣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青年誓言，从而使印尼语成为该国的国家语言。

和其他殖民语言一样，荷兰语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广泛的词汇。数百年来，它在欧洲生活的各个领域使用，从行政到科学，具备了现代化可能需要用到的所有词汇。多亏了殖民政府，马来语奋力追赶，但在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宣布它为官方语言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着一项重大挑战，马来语的词汇必须扩大到覆盖所有科学、经济、政府和民众在正式环境里有可能需要谈到的一切分支。这项任务交到了一个语言学会手里，它务实、积极并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创造并定义了数十万个专业术语。因此，印度尼西亚得以避免土耳其在20世纪中叶所遭遇的混乱局面。

印尼语从一开始就是个成功的故事。很快，它就跟现代化、“印尼化”和社会流动性联系到了一起，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现代媒体的传播而不断获得提升。2010年，超过90%的印尼人声称自己熟练掌握印尼语，相比而言，这个数字在1970年时仅为40%，在刚独立时还要低得多。

但该国的语言政策并未让马来语独享特权。从一开始，它就宣传要以普遍使用双语为目标：为了国家统一，鼓励所有公民学习印尼语，但同时也保持他们的本地语言。语言学会的任务不仅针对印尼语，也针对其他语言。当然，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印度尼西亚的小语种如今也面临着大语种的威胁，在主要的城市中心，由于人口混杂，印尼语逐渐把持了城市语言景观。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国家干预有意想达到的结果，而是尽管国家进行了干预，它仍然变成了这样。

印度尼西亚语言政策的另一个明智方面是，允许学生在初等教育的最初三年里使用方言，而不是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从一开始就强迫幼儿使用官方语言。这样一来，印尼年轻人学会了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阅读和写作，而这毫无疑问是获得此类技能的最佳途径。如果说，即便如此他们的阅读技能在国际排名上仍然很低，这说不定是因为他们太早就从母语转向了官方语言。大多数教育学家建议在课堂上多用几年母语。

虽然语言政策在国家层面上取得了成功，但它并没有同样好地满足国际交流的需求。社会所有正式部门都以印尼语为主导，英语和其他外语的知识有限，大多还很糟糕。在这一点上，坦桑尼亚使用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在国际接触最为重要的部门（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大企业）继续使用英语。当然，说到底，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身份认同对应经济，民族主义对应全球化。

有时候，你需要把译文再翻译一遍：在印尼语里，“gang”指的是小巷、胡同（这个单词来自荷兰语）。

在马来西亚，马来语是一份有毒的礼物：说马来语的人只占小幅多数优势，因为近来感受到来自少数族裔的成功威胁，他们便把马来语强加给整个国家。这只是他们为自己争取到的若干特权之一，加在一起，这些特权让全国从根基上陷入了不稳定状态。反过来，对印度尼西亚来说，考虑到马来语跟伊斯兰教的历史渊源，它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天赐礼物。由于它通过贸易传播，许多人对这种语言都略知一二；它的宗教联系赋予了它一定的威望；只有少数人说它，其他人不觉得它是种威胁；又因为它跟大多数人口所使用的语言相关，学起来很容易。一句话，它具备了良好国家语言的所有特征。

印尼领导人看到了机遇，一把抓住了它。光从语言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政策是全世界最明智也是最成功的。

[1]　只有一个重大的例外：新几内亚的西半部，也叫作巴布亚（Papua，从前叫作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请不要把它跟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混淆，后者占据了新几内亚的东半部。巴布亚人在语言、文化甚至基因上，都跟印尼群岛上的其他人相去甚远。这块土地在独立时并不属于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但到20世纪60年代，印尼获得了它。从那以后那里就一直存在暴力冲突，一般程度较轻，但有时候也会升级到可怕的地步。——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