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AIS

2.5亿使用者

8000万人以法语为母语，主要分布在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士和加勒比海地区。以法语为第二语言的人数是其母语使用者的两倍，分布于非洲前法属殖民地和欧洲。前者人数在增加，而后者则锐减。

10 法语

区别至死

法国是一个美味多元化的国家。它夸口自己拥有大约400种奶酪、300多种不同原产地的红酒，以及至少12种地区烹饪风格的美食。法国多样性的国家风光，则通过一年一度的“走遍法国”活动（巧妙伪装成为期3周的环法自行车赛），向全世界传播。这个国家的语言多样性也不容小觑：它的6500万人口至少说12种法国方言，还有另外大约8种其他地区性语言，外加几十种移民语言——这还不包括欧洲以外的法属领地。

法国人有理由为这种多样性感到自豪。仅在巴黎，就有100多家贩售来自各地区各种奶酪的专卖店。一家令人敬畏的“全国管理局”（institut national），为各种酒类执行“法定产区控制”（appellations contr?lées）。说到好、较好和最好的美食，《米其林指南》代表最高权威。

可对于语言，情况大不一样——语言多样性让许多法国人焦虑不安。臭气熏天的奶酪，仍然可以被视为美食。散发着焦油和甘草气息的葡萄酒，可以叫人赞不绝口。端上牛脑或海胆，客人们会舔舔嘴唇。可要是一个新出生的宝宝起了阿拉伯语或者布列塔尼语名字，那就会触发截然不同的反应了。

20世纪90年代，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我认识的一对法国家长，给自己刚出生的女儿起名叫奈玛（Na?ma，这个名字起源于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当地的登记员拒绝为之登记。结果，这个女孩儿如今只能顶着恰如其分的法国名字席琳（Céline，至少，她的护照上是用这个名字）过一辈子了。迟至2017年，来自坎佩尔的一对父母，还因为给儿子起名“Fa?ch”并登记，而遭到起诉（Fa?ch是布列塔尼的一个常见名字）。但法官也不能强迫他们把自己的小家伙叫作弗朗索瓦（Fran?ois）——这在1966年以前一直是惯例。即便如此，他裁定，波浪符号必须去掉，所以名字变成了Fanch。为什么呢？因为接受波浪符号“相当于违背了我们在不分血统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统一平等的法律意愿”，法官宣称。但他的决定对国家的团结统一并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和愤怒，表明他这19世纪的古板看法并未得到全法国的认同，随后他的裁决也遭到推翻。即便是在法国的乡村腹地（其实，直到今天，这些地方的孩子仍然起着朱尔和让娜一类典型的法国名字），也很少有人关注这样的语言原教旨主义。

那么，什么人认同这位法官的观点呢？是以巴黎人和其他权力中心为基础的高度集权体制的保守多数派，以及向往成为其中一员的人。他们是法国乃至法语世界语言文化背后的主导力量，他们的态度，反映在教育、严肃媒体和政府政策当中。

自由放任和自由言说

体制人士对民族语言的着迷，远远晚于法国语言多样性的诞生。公元前若干世纪，当今法国地区的主要语言是属于凯尔特语族的高卢语。但在西南部的大片地区，人们说着一种类似巴斯克语的语言，在南部海岸，人们说希腊方言，而这些人，跟在法国土地上种下第一代葡萄藤的人是同一批。与此同时，科西嘉岛是语言大杂烩，使用着腓尼基语、伊特鲁里亚语、希腊语，兴许还存在其他一些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语言。这种局面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化开始。

公元一、二世纪，高卢逐渐成为罗马的一个省，拉丁语征服了高卢社会，高卢奶酪征服了拉丁美食。罗马帝国覆灭后（传统上可以追溯为公元476年），法兰克国王在东北部建立了权力根据地并逐渐扩张，但他们的日耳曼语，仍然注定要遭到（高卢）拉丁语的征服。在西北部，来自英格兰的凯尔特难民引入了布列塔尼语。

贯穿整个中世纪，地区多样性迅速提升。食物和饮品亦然——布里干酪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生产，洛克福羊乳干酪紧随其后，各地的葡萄酒类型也可追溯到这一时代——至于拉丁语，也分化成了各种方言。直到很久以后，它们才又汇聚成了法语、奥克语、科西嘉语、加泰罗尼亚语和弗朗哥-普罗旺斯语。巴斯克语和布列塔尼语同样在周围盘桓，居住在王国边境的人说日耳曼方言（如今它们叫作德语和荷兰语）。

在这锅大杂烩里，有一种方言受到了命运的垂青，它通行于巴黎周边的法兰西岛（?le de France）。公元6世纪，法兰克国王在这里建立了首都，跟欧洲其他若干国家一样，宫廷方言为标准语言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延续了数百年，直到1539年，拉丁语一直是法国的官方书面语言。同年，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将《维莱-科特雷条例》（Ordinance of Villers-Cotterêts）签署为法律。自此以后，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必须用“en langage maternel fran?ois”（法语母语）书写。不过，把它阐释成“法国母语之一”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如果巴斯克人想用巴斯克语书写（或者说话），普罗旺斯人喜欢用普罗旺斯语，随他们去好了。反正，只要不是拉丁语就行。只要写给巴黎的信件用的是类似法语的东西，大臣们就能够抓住要旨。

找出文盲

这种从拉丁语到本国语言的转变并非法国所独有，而是一种从南到北扩散的世俗潮流，最初始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不过，到了17、18世纪，法语却变得特殊起来。从1610年—1792年，国王路易十三到十六都以绝对的“朕即国家”态度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们独揽大权，是王国的辐射中心，是一切事物（不管是礼仪还是建筑，不管是高级烹饪还是高级时装，不管是聚会还是诗歌）良好品位的标准。当然，他们也是正确使用法国语言的标准。

但一如不是每一个法国公民都接受宫廷礼仪，国王的法语也并未传播到全国六方（法国人把自己的国家疆域轮廓想成是一个六角形）。2000万人口里，或许有100万的朝臣、贵族、富裕的资产阶级、学者和文人，知道怎样按照规范（la Norme）说话。农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几乎完全不懂得这类东西。他们的语言，往往会被贴上“patois”的标签，这个词可翻译为“方言”，但带有“落后”的言外之意。

随着宫廷法语成为法国版图的官方语言，它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则束缚。这是西欧的另一股趋势，但法国比其他任何邻国都更加热情和坚定地接受了它。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央集权统治集团一握住语言的控制权，就再也不肯松手。1635年，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aise）成立，并以将法语改造成“纯正而雄辩的语言”“现代化的拉丁语”为己任——换句话说，要让法语成为一门经过良好规范的国际精英语言。

从那以后，法语的标准化就跟克洛德·法弗尔·德·沃热拉（Claude Favre de Vaugelas）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法兰西学术院的创始成员，他承担了编撰第一部官方词典的艰巨工作。尽管词典直到他去世后44年（也即1694年）才正式完成，但沃热拉通过他的文风指南《法语评论》（Remarques sur la langue fran?aise）对这门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如《法语评论》所示，沃热拉全心全意地热爱规范监管。

举个例子，他认为，词典只应该收录适合在宫廷和文学沙龙里交谈的单词。这样，只有2.4万个单词满足条件，1.5万多个单词都不合格。在被拒绝收入的单词里，许多据说太过专业化，收录在单独的出版物里；另一些则太通俗，如éPINGLE（别针）和POITRINE（特指“女性胸部”这一词义，如用它指普通的胸膛或动物的胸部，则没问题）；还有一些有过时感，比如IMMENSE（巨大的）和ANGOISSE（痛苦的），但今天拿出来说，也并不显得特别老派。

监管者：法兰西学术院的克洛德·法弗尔·德·沃热拉，第一本法语词典的作者。

在沃热拉去世已近一代人、字典编撰工作成功在望的时候，法兰西学术院突然冒出了要为拼写创造秩序的念头——当时，拼写顺序还处在一种快活的无政府状态。接下这桩任务的人，对坚守词源学有着强烈的信念，对还原当代发音则三心二意——这对今天的小学生们是件特别遗憾的事情。一位学者大言不惭地宣称，基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拼写，有助于“区分‘文盲’和‘无知的女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区分精英与落魄汉子及女性。对死掉语言的病态迷恋，让法语背负上了大量不发音的辅音，如CORPS（身体）、TEMPS（时间，天气）、POULMONS（肺）、PTISANE（花草茶）、TESTE（头）等，不计其数。有些单词后来得到了简化（TISANE， TêTE），但大多数没有（有些甚至变得更难了，GENS和IGNORANS现在分别拼写为GENIS和IGNORANTS，末尾的“T”不发音）。由此而来的一个结果是，法语的拼写，如今跟英语一样飘忽不定。

法兰西学术院还致力强化正确的发音。但一如它规定的拼写方式随着时代不停变化，推荐发音也一样。举例来说，l和r应该发音还是不发音？有一段时间，权威建议完全无视实际情况，随意摇摆不定，留下了很混乱的结果：FINIR（结束）、MINEUR（次要的）和BEL（美丽的）中的最后一个辅音要发音，MANGER（吃）、MONSIEUR（先生）和OUTIL（工具）中的最后一个辅音则不发音。尤其是如今大多数讲法语的人相信，自“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他们的语言一直是稳定的典范。这种错觉完全是靠着小心维持下来的：每当拼写改革开始实施，出版商们就会往书店里堆放拼写经过修改的新版经典作品。

不过，有一件事法兰西学术院忘了做，那就是编纂法语语法。[1]1660年的《皇家港语法》（Grammaire de Port-Royal）填补了空白，它的名称得自两位作者居住过的、位于巴黎附近的一家修道院。它的全名是“经清晰自然方式解释的通用合理语法，包含说话艺术的基础”（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contenant les fondemens de l’art de parler, expliqués d’une manière claire et naturelle）。和拼写一样，法语语法自那时起就成了雷区。在寄给著名语法学家多米尼克·鲍赫斯（Dominique Bouhours）的信件中，某剧作家引述了其新剧中的一段台词：“我求你了，尊敬的神父，费心读读它，标出我犯下的错——毕竟，您是这门语言最优秀的大师。”写信人是让·拉辛（Jean Racine），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虽说写信时他才崭露头角）。

可以说，只有法国人才是恰如其分地在说话

作为欧洲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17世纪的巴黎——以及它的凡尔赛飞地——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宫廷、贵族、资产阶级、学术界和文学界无可匹敌的文化典范。法国标准语言扩展到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柏林、维也纳和莫斯科，它还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外交的首选语言。

声望高的语言，常被人们误以为是优越的语言，特别丰富、和谐，甚至神圣。希腊语、汉语、梵语、拉丁语和英语的许多使用者和写作者，都落入了这个圈套，而说法语的人，也没有想过要怎么避开它（似乎也没在这方面做过什么努力）。一方面，法国精英们热爱他们眼里视之为法语出众之美的东西。1671年，拉辛的语法“楷模”鲍赫斯写道：“在所有语言里，法语的发音最自然、最流畅。中国人和几乎所有亚洲人都在唱歌，德国人嘟哝，西班牙人呼噜，意大利人叹哀，英国人抽凉气。可以说，只有法国人才是恰如其分地在说话。”即便到了今天，“la belle langue”（美丽的语言）和“la langue de Molière”（莫里哀的语言）一样，仍然是“法语”的同义词。

法国精英们还把另一个特点归功于他们的语言。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认为法语的这个特点，比庄严优美还有价值：逻辑性强。安托万·德·里瓦罗尔（Antoine de Rivarol， 1753—1801）为这一主张进行过最著名的辩护，可惜理论的基础既不合乎逻辑，又存在明显错误。他认为，法语的语序（主语第一，动词其次，宾语再次）既独特，也比其他任何语序都更有逻辑性。但这种语序，不光在包括英语在内的世界语言中极为普遍，法语本身也经常反其道而行之——这不过是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尽管很傻，但“法语是逻辑的顶峰”概念，却成了另一种“idée re?ue”（“刻板印象”）。我父母所用的《法语词典》——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而且并不来自法国本土——的封面上称，法语“在承载思想方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创造”。

铲除方言

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后一位国王路易十六和他辉煌的语言迎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位上了断头台，一位登上了宝座。按照当时的思潮，国王是旧日的遗迹，除掉最好；标准法语则是对共和国未来至关重要的东西。一种全新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浮出水面，它将从前最多算是存在松散关联的现象——国家、民族和语言——紧密地凝聚到了一起。“在一个自由的民族里，语言必须统一，对所有人都一样。”大革命期间的激进派贝尔特朗·巴雷尔（Bertrand Barère）断言。乡下人的“野蛮抱怨”和“粗鲁方言”只为“狂热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服务”。

新的统治者着手解决语言上“落后的封建残余”。革命派的国民大会议员亨利·格雷戈瓦（Henri Grégoire）主持了一项调查，发现在全国83个省里，法语仅为15个省的平民日常用语；只有1/8的公民能说法语，另外1/4勉强能够理解。格雷高利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公民……才能不受阻碍地互相交流思想”。他觉得在农村，地区语言延续着旧政权对农民的奴役。因为“对法语的无知会危害社会幸福，破坏平等”[2]，所以必须“消灭”方言。从未有人提到公民既能说法语也能说当地语言的情况——这非常奇怪，因为这在代表法国各个地区的国民大会议员中肯定司空见惯。

1794年7月20日，格雷戈瓦的调查结果发表大约6个星期后，为实现语言统一，新的法律规定和制裁措施出台了。从此以后，所有的官方文件——合同、记录、规章，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文书——都必须用法语书写。不服从命令的官员可能遭到解雇、入狱6个月。但这一即将逼近的“terreur linguistique”（语言恐怖）未能成为现实，因为仅仅一个星期后，实施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就被推翻并被砍掉了脑袋。

从娃娃抓起。20世纪初，布列塔尼地区的小学生不允许说任何一个母语单词。要不然，就会把铅笔塞进他们的耳朵里。

在随后几年的混乱中，语言政策并不是施政者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法国把精力转移到欧洲各地的战争上，只要士兵们服从用法语发出的命令，民众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方言。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延续下来，它注定要传向远方，在19世纪征服欧洲，在20世纪征服世界。它几乎肯定属于你价值观的一部分（哪怕相比而言更为温和），尤其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

说法语，讲卫生

当然，从长远来看，标准的法语终将占据上风。1872年开始的征兵制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子们聚集在一起，这些原本除了家乡话什么都不会说的年轻人再也没法保持老样子了。1882年，法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其明确的目标之一，就是向每一个公民教授法语。大众传媒强化了在学校和军队里学到的东西。

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但法国仍是例外。和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当权者不同，法国官方强烈反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非法语出版物会被官方贴上“外语”标签，经常遭到禁止或查封。100多年来，阿尔及利亚都是法兰西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跟布列塔尼或科西嘉一样），可阿拉伯语仍然是“外语”，不受欢迎。学校不允许学生在课堂或操场上讲方言。在布列塔尼，课堂规定“禁止说布列塔尼语，不得随地吐痰”。在其他地方，有横幅告诫孩子们“说法语，讲卫生”（Parlez francais, soyez propre）。

今天的法国人对自己语言的态度，大概已经失去了部分锐利的锋芒，但从一个并不说法语的人的视角来看，他们的态度仍然耐人寻味。以法语为母语的人普遍认为，自己的法语水平蹩脚极了。

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母语人士反倒觉得自己语言水平低劣）很容易解释。人们的日常用语不符合严格的传统语法规则，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要是实践和规定发生冲突，传统主义者会奋力捍卫规定，但新一代的人会漠不关心地径直往前走，让前者的战斗失去阵地。在21世纪的英语里，很少有人会为“Who have you met?”或是听到有人问“Will you?”而回答以“Yes,I will”一类的做法大动干戈，虽说有人会写信给报纸编辑，坚持前一句用“Whom”后一句用“Shall”才是正宗用法。（毫无疑问，我自己最讨厌的用法，比如单数的“media”，也最终将遭遇这样的命运。）但法国的传统主义者们严厉得多。如果说，它的官方语法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有所改变，那么，我没能找到相关的证据。然而，语法恒定，并不能阻止日常语言的演变。故此，言说和写作就从那时开始有了实质上的分歧。

文明使命：将法语传遍殖民地。照片摄于阿尔及利亚，1860年。

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道深渊有多么深和宽。标准法语会区分大量关系代词：QUE、QUI、Où、DONT和四种形式的LEQUEL。法语口语通常使用前三个词，尤其喜欢用的是QUE。

标准法语通过倒装，将陈述句（Elle est contente，“She is happy”，意思是“她很高兴”）变成疑问句，也即改变主语和谓语的顺序：Est-elle contente?（“Is she happy?”“她高兴吗？”）跟英语在某些情况下一样。但在非正式对话里，这已经过时。标准法语的捍卫者，如果宽宏大量的话，会勉强允许使用以est-ce que这一短语来作为问号：Est-ce qu’elle est contente（“Is she happy?”“她高兴吗？”）这种用法在日常生活中的确常见，但更常见的说法是：“Elle est heureuse?”这里的疑问用升调来表达，如果把这个口语句子写出来，直接加上问号就行。但标准语法对此从不提及。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法语的否定句通常需要两个元素，一般否定的NE，以及更具体的否定，如PAS（not）、PERSONNE（nobody）或者NULLE PART（nowhere）。日常用语会省略掉不少NE，把否定任务完全交给另一个元素。然而，正式的法语语法拒绝接受这种省略，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局面：英语的双重否定被斥为“不合逻辑”，而法语的双重否定则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

上层的激进主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图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管是在私人之间还是媒体上，我们的口语和写作越来越不正式了。对地方口音的忌讳逐渐消失。少数族裔的语言出现显著的复兴，说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加泰罗尼亚语、低地德语或弗里斯兰语，不再是耻辱，而是自豪的来源和身份认同的象征。

法国社会也并未对此类变化免疫。人们已经见证了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加泰罗尼亚语、科西嘉语、阿尔萨斯语和奥克西坦语的复兴，在地方当局的允许下，甚至一些学校都可使用和教授它们。全国性电台和电视中都可听到地方口音，尤其是在体育新闻、天气预报和流行节目中。

尽管如此，法国仍然存在语言守护者，他们继续不懈地传道、纠查和建议。法语仍然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占据强有力的支配地位。法语的文化影响力也不仅限于法国本土，它扩展到周边的“半国”（比利时部分地区、瑞士部分地区、当时卢森堡的部分地区）和从前的殖民地——这多亏了相当于英联邦的“法语国家组织”（La Francophonie）。

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荷兰语已经成为多中心语言（pluricentric languages），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国家，它们接受略有不同的标准，但整个法语世界，在语言指导上，都唯法国马首是瞻；而整个法国，唯巴黎马首是瞻。说话有口音、不太符合标准的人，可以当上体育评论员或游戏节目主持人，但不能成为电台和电视的新闻播报员或记者。一位来自南法塔恩省的年轻人想要学习广播新闻学，招生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问他：“你真的相信自己能靠那样的口音在这个行业里功成名就吗？”魁北克记者萨布丽娜·迈耶（Sabrina Myre）在巴黎学习期间下了苦功夫掩饰自己的口音，获准在法国国家电台报道新闻，但仅限于播报来自加拿大的新闻。遗憾的是，她被派驻到了耶路撒冷，法国电台便拒绝了她——“原产地”不正确。

在某些方面，保守的中央集权体制最近几十年变得十分激进。首先，他们把对地方语言的传统排斥写进了法律。1992年的宪法第一次宣布法语是“共和国的语言”。第二条里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像是在陈述事实，但法官们却只从十分局限的角度去加以阐释。希拉克总统签署了《欧洲区域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之后，法国宪法法院禁止政府批准该宪章。法官们认为，承认并支持其他语言会削弱法语的地位。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大约3%的人口说一种既不是法语，也不是法语方言的（非移民）语言。

2008年修订宪法时，法国参议院接受地方语言是“法国遗产的一部分”，但拒绝将其纳入宪法第二条；第75条对它们来说就足够了。2015年，更偏向自由主义的新一届政府为了修正《宪章》而推动另一项修正案，参议院的右翼多数派投了反对票，并一直宣称他们“支持区域语言”。没人上当。

其次，法国语言文化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元素是对英语的厌恶，恨它夺走了法语在全球的卓然地位。法国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政府和学术院尽了最大努力清理法语中的英语词汇，以及公共空间张贴的英语告示牌。由于同样的英语恐惧症，自1994年以来，法律要求电台在40%的时间里播放法语歌曲。如果你曾在法国高速公路上开过几个小时的车，你大概已经注意到了——而且，你说不定并不怎么高兴。你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限额制度在听众（如今已经转向了流媒体）和电台里都不怎么受欢迎。但，嘿，他们无非是些普通人。他们无法决定法国的文化、语言，或者其他方面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几乎3个世纪之后的1932年，法兰西学术院才出版了一本语法书。它成了颗哑弹。评论家们放弃了对学术院的敬意，痛斥这本书是一场可悲的失败。学术院再也没敢尝试。——作者注

[2]　戴高乐总统似乎认为，一切多样性（不光是语言上的多样性）都是有效治理的障碍。“一个人怎么可能统治有着246种奶酪的国家呢？”1962年，他打趣说。——作者注〈/AnnotationA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