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是非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殖民帝国的紧张局势和矛盾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十分明显，但一直要到1945年之后，在欧洲统治者竭力遏制非洲臣民的愿望下，这种矛盾才达到了顶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这种殖民状态几乎无法维持，在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和对政治自由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它先是屈服，然后崩溃。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试图通过建立经过改革的、更具包容性的殖民制度来控制变革。但是当地的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开始想象一个没有殖民统治导致的不公平和挫折的未来，一个可以保证经济和社会进步到现代世界的自治国家的未来。
改革计划被非洲人日益高涨的期望所抛弃。1945年，只有四个非洲国家独立，这四个非洲国家是埃塞俄比亚(1941年从意大利统治下解放出来)、利比里亚、埃及和南非——尽管埃及名义上仍是英国的保护国，而南非则由一个白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阿尔及利亚外的所有北非国家都独立了；到60年代中期，大部分热带非洲国家也相继独立。除顽固的葡萄牙帝国和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国家外，非洲的“后殖民”时期开始了，解放战争在这里持续了25年。
反殖民民族主义和解放的时代也是非洲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出现的时代，这并非巧合。如果说，战后迅速变化的局势需要新的方式来设想当代非洲社会及其未来的话，那么它也带来了一场如何看待过去的革命。西方的教育和文化改变了非洲的社会和政治，正是殖民统治末期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大学里，新一代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开始了重建非洲大陆历史的任务。
就像殖民统治本身一样，关于非洲非殖民化的动态也有许多争论。权力移交给民族主义领导人是否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即土著主权的重新获得及政治自由新时代的开始？或者这一进程的特点更多的是连续性，即在从殖民地到“后殖民地”的无缝过渡中，一拨专制统治者被另一拨取代？这些争论还在继续——随着战后时期档案记录的公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参与进来。然而，人们对非洲大陆过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欧洲知识界长期以来一直否定非洲人的历史，但在20世纪下半叶，非洲历史叩响了西方学术的大门。从一开始，重建非洲过去的项目就与设想非洲的新未来联系在一起。
非洲的战后时刻
从我们在21世纪初的有利位置来看，欧洲统治的殖民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非洲人并不一定会这么想。对许多人来说，帝国的纽带似乎在收紧，而不是放松。随着战时中央计划的继续，以及提高商品生产和动员劳动力的努力，殖民地国家变得越来越雄心勃勃，“发展主义”侵入日常生活。所谓的“第二次殖民占领”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为许多非洲人扩大了机会，扩大了卫生、教育和福利供应(诚然，这些人的基数往往很低)，但农民和城市工人的骚乱也在加剧。
在大萧条时期，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劳工斗争，导致了1935年北罗得西亚铜矿大罢工。战争期间，许多殖民地的动乱仍在继续，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达到**，出现了一系列的罢工：1946年南非金矿罢工尤为明显；1946年达喀尔罢工、1947年蒙巴萨和达累斯萨拉姆罢工，以及1948年南罗得西亚大罢工；最引人注目的是，1947至1978年，法属西非铁路发生了为期五个月的罢工。随着医疗保健和生育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口增长加速，来自农村的移民涌入非洲大陆的各个城市。尽管非洲殖民者试图控制移民劳工制度和间接统治的意识形态，认为非洲社会本质上是农村的、部落的和传统的，然而正是快速发展的城市成为变革的关键熔炉，殖民统治者开始失去对权力的脆弱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但正如弗雷德里克·库珀自1940年以来在他的新书《论非洲》(On Africa)中所指出的那样，非洲大陆未来的政治方向远未明朗。1944年起，渴望在战争失败的创伤后夺回对帝国的控制权的法国，与殖民地建立了新的宪法关系，这是第一次强调经济和社会进步，但也肯定了“法国联盟”的团结。
图24 高等教育。1947年，一名学生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亚巴学院图书馆学习
在巴黎举行的选举中，非洲代表逐渐扩大了自己的选举权，其中包括塞内加尔诗人及黑人运动的联合创始人利奥波德·森古尔，以及医生菲利克斯·霍普-博伊尼(Félix Houphouёt-Boigny)。博伊尼是科特迪瓦非洲可可种植者的拥护者。1946年，霍普-博伊尼提出了最终结束法兰西帝国强迫劳动的立法，而塞内加尔律师拉明·盖耶(Lamine Guèye)提出了结束公民(citizens)和臣民(subjects)之间法律区别的立法。法属北部、西部、赤道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广大领土上的居民终于摆脱了令人憎恨的“土著”(indigénat)身份，他们现在都是“公民”，但他们是中央集权和复兴的大法国的公民。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农民起义威胁到法国的统治时，法国的反应是残酷的。大约10万马达加斯加人在镇压叛乱的战役中丧生，这是对殖民征服时代的血腥提醒，也预示着解放战争的来临。
尽管1947年失去了印度帝国，英国仍然急于恢复其大国地位，它动员殖民地生产，以重建其支离破碎的经济。与法国相比，南非在宪法改革方面采取了在开始之初更为犹豫的不同路线，它计划扩大非洲在地方立法机构的代表权，并将正在崩溃的间接统治体系转变为更加民主的“地方政府”。然而，正是非洲发生的事件推动了变革的步伐。1948年2月，长期以来被公认为英国“模范”非洲殖民地的黄金海岸，受到城市骚乱的冲击，导致带有严格限制的改革计划流产。按照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伦敦殖民办事处承诺走一条走向黄金海岸自治的道路——这正是英国对这场政治危机的反应。激进的反殖民煽动者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很快抓住了这一政治主动权。恩克鲁玛从较为成熟和精英主义的非洲政界人士中分离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政党。到1951年，魅力超凡的恩克鲁玛被选为“政府事务领袖”(实际上是总理)，他对完全独立的大声疾呼鼓舞了非洲各地新兴的民族主义者。
黄金海岸的统治者在危急时刻交出了对政治改革进程的控制权，这种模式在随后几年中的整个非洲大陆都得到了重现。让步遭遇了更多的要求。在新兴的冷战背景下，殖民大国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和培养“温和”的非洲伙伴，以阻止更激进的行动。后者对殖民控制构成直接挑战，如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武装起义、1952至1956年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6至1958年喀麦隆的武装起义以及1954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遭遇的结果是激烈的镇压。在欧洲统治者和殖民者看来，茅茅起义是部分混乱、“有害”的非洲人的非理性暴力行为的爆发，而肯尼亚历史学家对茅茅起义进行了极为复杂的分析。这场冲突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在当今非殖民化的史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与此同时，各种肤色的非洲政客都需要确立自己的民意合法性。与上一代亚洲民族主义者一样，大多数人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来自受益于殖民时期机遇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农村”，也就是说，让广大新获得选举权的农村选民相信，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既定的实施间接统治的“酋长”手中。还有小部分人，比如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森古尔和塞拉利昂的米尔顿·马尔盖(Milton Margai)是农村利益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目标是驱逐已确立的城市精英。非殖民化进程远非欧洲总督和民族主义解放者之间的简单的双向竞争，而是非洲社会内部政治斗争的杂烩。
图25 非殖民化谈判。1951年的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选举在阿克拉投票，结果夸梅·恩克鲁玛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是一张英国殖民时期的公共关系照片，标题为《曼萨小姐去投票》(Miss Mensah Goes to Vote)
如果说1948年的黄金海岸骚乱是西非的一个象征性转折点，那么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在白人占多数的南非大选中获胜，则标志着南部和中部非洲大部分地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南非国民党是南非民族主义复兴的载体，它在“种族隔离”的口号下，开始在南非巩固种族隔离制度和白人经济实力。这个压迫性日益加剧的种族隔离国家决心扭转黑人城市化的趋势，可以被视为丑陋的殖民主义移民劳工制度的最终表现，该制度试图剥削“传统的”非洲农村。南非模式吸引了罗得西亚和肯尼亚这两个较小的殖民者社区，这两个社区也在战争后得到了强化，并准备要求白人主导的自治。
图26 反殖民抗议和白人势力。1962年9月20日，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ZAPU)在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索尔兹伯里(现哈拉雷)的示威者与武装警察对峙
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地及比属刚果南部的矿区，殖民者人口和移居国外的矿业公司也在迅速扩大。直到1957年，刚果的家长式统治者认为，几代人之后才能实现自治；而葡萄牙的右翼独裁政权无意将民主权利扩大到自己的人民，更不用说非洲帝国的人民了。随着北非和西非大部分地区走上宪法改革的道路，南部白人定居者的势力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优势时期。在这里，非殖民化往往是长期和暴力的，其特点是农村叛乱，而不是城市谈判。在1954至1962年之间，在拥有100万欧洲殖民者的阿尔及利亚也经历了一场痛苦的解放战争，这场冲突对殖民地和殖民者都造成了创伤。在后期，这场冲突有蔓延到法国自身的危险。
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
正是这种令人兴奋的社会变革氛围、高涨的期望和政治斗争为非洲历史的学术研究播下了种子。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扩大英属西非教育的一部分而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大学院系，成为这一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1948年同样是关键的一年，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学院和阿克拉市郊莱贡(Legon)的黄金海岸大学成立，位于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的西北大学，在北美创立了第一个跨学科的非洲研究项目，任命罗兰·奥利弗(Roland Oliver)为伦敦亚非研究学院第一位非洲历史讲师。奥利弗和他的同事约翰·法奇(John Fage)随后创办了《非洲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并共同编写了第一本关于非洲大陆历史的现代教科书。到1951年，乌干达和苏丹也有了新的大学，独立的埃塞俄比亚也是如此。
然而，摆脱殖民史学遗产的过程将是漫长、艰巨和充满争议的。在新的非洲大学里，“历史”基本上仍指欧洲历史，正如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雅各布·阿加伊提到的1949年伊巴丹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Ibadan)所提供的学位那样。学生们上的最接近自己过去的研究课程名为“非洲的欧洲活动史”，该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先驱语言学家、殖民官员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1899年出版的专著《外来种族对非洲的殖民历史》(A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 by Alien Races)。阿加伊回忆说，这本书“被认为是关于非洲历史的最具学术性的一卷书”，尽管它逐渐补充了新材料，但直到1962年伊巴丹大学结束与伦敦大学的合作之前，这门课程一直存在。
就像黄金海岸及其后的尼日利亚走在了通过谈判走向独立的道路的前列一样，它们最好的大学也在非洲历史非殖民化项目中发挥了带头作用。特别是伊巴丹大学成为第一次所谓的“民族主义”非洲史学浪潮的象征，这一浪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殖民斗争和60年代的第一个欣欣向荣的独立年的同时发展起来的。由尼日利亚历史学家K. 翁武卡·戴克(K. Onwuka Dike)于1956年开始领导的“伊巴丹学派”，开始与一些特定的研究议程相联系，包括关注前殖民时期，特别是前殖民国家的形成；关注特定地区的“贸易和政治”平衡；关注殖民征服反抗，以及19世纪一批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的出现。戴克撰写的《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956)是一篇奠基性的文章，它使用欧洲的书面资料，但明显以非洲视角研究非洲与欧洲之间的互动。
图27 电影中纪念的反殖民战争。1965年，吉罗·蓬特科尔沃(Gillo Pontecorvo)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TheBattle of Algiers)重现了1957年FLN民族主义战士和法国伞兵为控制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中心的要塞而展开的艰苦斗争。这部电影是在外场拍摄的，编剧和联合制片人是前FLN指挥官萨迪·亚瑟夫(SaadiYacef)，他也在屏幕上扮演自己
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和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这两位来自大学培养的专业历史学家新兴体系之外的学者，决心通过将过去的辉煌与现在的活力联系起来，打破殖民主义的世界观。戴维森是一位战地记者，他出版了众多关于非洲历史和政治的书籍，其第一本专著在1956年出版，而他现在仍然是新传播领域中最受国际观众欢迎的有效传播者。霍奇金在20世纪50年代是黄金海岸的一名校外教师[1]，他在其颇具影响力的《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1956)一书中捕捉到了时代的旋律。这部作品旨在将新兴的反殖民斗争置于历史背景中。后来，历史学家对这些议程是如何被当代国家建设项目所塑造的进行了许多反思。用一个引起共鸣的词来说，人们正在寻找一个“有用的过去”——在过去，非洲人建立了能够生存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能够被动员起来表明，他们在殖民征服的破裂中幸存下来，并准备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
毫无疑问，非洲和欧洲历史的先驱们，无论是专业的还是自学成才的，都感到了一种真正的使命感，因为帝国时代的种族等级制度正在瓦解。然而，“有用的”或“合法的”过去的概念不应该被夸大。早期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前殖民时期的关注，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实践方面的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英国官方文件发布的50年规则(后来减少到30年)意味着大部分殖民地档案仍然对研究人员关闭。此外，由于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白的，因此有必要把重点放在现有的书面和口头资料中最明显的东西上——王国和帝国。可以说，这些基础对于后来研究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历史很少向政治领导人展示一种可供未来借鉴的模式。当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努力将强大的前殖民国家，如阿桑蒂、布干达和索科托哈里发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时，民族主义政治家却不寻求复兴过去的政治结构，而是寻求继承欧洲征服形成的领土实体。恩克鲁玛努力将阿桑蒂王国并入新的民族国家加纳，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将索科托哈里发国并入尼日利亚，将布干达并入乌干达，这暗示了历史知识发挥政治功能的真正局限。简而言之，非洲历史作为一项政治工程，其重要性可能不如将其作为更广泛的学术学科的合法组成部分而确立其资格证书的愿望重要。
然而，应用于非洲的历史认识论，即其知识基础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争议。为了延续尼日利亚的例子和索科托哈里发王朝的遗产，位于北部城市扎里亚的阿马杜贝洛大学(Ahmadu Bello University)的一所历史学院于20世纪60年代崛起，挑战伊巴丹大学的知识霸权。这个组织被称为“伊斯兰正统主义者”(Islamic legitimists)，由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人阿卜杜拉希·史密斯(Abdullahi Smith)领导。他们试图在新的“西方式”非洲历史的方法和苏丹地区较早的穆斯林学术传统之间找到共同点。1975年，史密斯呼吁对尼日利亚的大学和历史学科进行重新定位，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传统中体现一些索科特圣战(Sokoto jihad)的学术理想”。他在扎里亚(Zaria，尼日利亚中北部城市)的北方历史研究计划，是对“西方”历史范式正在崛起的主导地位的早期挑战，尽管这是礼貌的，但也预示着意识形态之战即将到来。
阿卜杜拉希·史密斯在尼日利亚北部的领导角色，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项目的“多元文化”性质。这是一个尼日利亚的戴克和阿加伊，加纳的A. 阿杜·博阿亨(A. Adu Boahen)和肯尼亚的贝思韦尔·A. 奥戈(Bethwell A. Ogot)等先驱学者于新非洲大学完成第一个学位后，在回国建立历史课程之前又去英国通过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他们的专业培训的时代。这次运动还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的主要历史学家，但是，南非的一些历史学家没有选择回到种族隔离国家的压迫环境中。这同时也是欧洲和北美的学者们常常选择延长在非洲的教学时间的时代。许多学者被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所吸引，该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历史研究中心，可以与伊巴丹大学相媲美。这些学者中有一个激进的圭亚那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他1972年的著作——《欧洲是如何让非洲欠发达的》(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标志着“民族主义”方法转向了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济史研究。
支撑这种智力交流的是发展中国家相对繁荣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宗商品繁荣时期。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可以被视为技术“专家”队伍中的一员，他们从战后的“第二次殖民占领”时期就开始在欧洲大陆上分散开来——这种近代的争夺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不是领土。随着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到来，欧洲大陆大学短暂的扩张阶段结束了。初露头角的非洲学者继续到海外进行博士培训，越来越多的人去了美国，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国外，而不是回国面对国内的困难。
历史的非殖民化在法国统治下的非洲起步较慢。就像在英国殖民地一样，城市化和社会变革的速度迫使法国社会学家重新评估人们对非洲“部落”的固有看法。此类最重要的著作是乔治·巴兰迪尔(Georges Balandier)撰写的，他在1951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不断变化的“殖民形势”的富有洞察力的文章，四年后在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篇关于非洲生活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巴兰迪尔本可以继续在创建新的法国非洲主义者院校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不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法国学术界，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仍将很差。马格里布大学是一个例外，它受益于大量的前殖民时期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书面材料(这是伊斯兰学术的既定传统)，以及位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时代建立的阿尔及尔大学。与法国热衷中央集权的传统一致，其在非洲殖民地上建立的唯一一所大学是位于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大学。但这所大学成立于1957年，是一所位于非洲土地上的法国大学，和巴黎的索邦大学一样，它继续教授殖民史，而不是非洲人民的被殖民史。即使在1960年独立之后，达喀尔大学仍然完全融入了法国体系，其教学人员的“非洲化”及其知识转向也很慢。直到1963年，达喀尔大学还没有非洲人教授历史。塞内加尔第一批获得历史博士学位的学生之一阿卜杜拉耶·莱(Abdoulaye Ly)就表示，他不会在自己的国家申请巴黎的工作。
根据公认的学科基本规则，非洲历史专业化的重要性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古老的“辩护主义”传统继续与大学研究并驾齐驱，并在与大学研究的不安对话中发展。部分原因是由于黑人文化认同运动的知识遗产，但也可能是因为索邦大学和达喀尔大学的殖民主义观点挥之不去，这些对非洲过去研究的另类、更具投机性的方法在法语世界尤为突出。最广泛意义上的黑人文化运动传统的重要载体，是《非洲存在》(Presence Africaine)杂志。1947年，塞内加尔知识分子阿利翁·迪奥普(Alioune Diop)在巴黎创办了这本杂志，作为对正在进行的法国殖民主义改革的同化主义理想的回应。1949年，《非洲存在》发表了普莱西德·坦佩尔斯神父(Father Placide Tempels)的《班图哲学》(La Philosophie Bantoue， Bantu Philosophy)，这是一种“非洲思想”的普遍主义观点，也是基于他在比利时-刚果的鲁巴地区的传教工作而产生的黑人创造精神。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最杰出的人物是塞内加尔历史理论家切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从他的同样由《非洲存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民族与文化》(Nations Ngres et Culture， 1955)开始，迪奥普的作品关注的是所谓法老埃及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文化统一。如第二章所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实证为依据，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一有争议的理论。尽管如此，迪奥普猜测的可疑历史基础，并没有阻止他的作品产生广泛的影响，就像巴兹尔·戴维森更为冷静的贡献一样，它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畴。重要的是，迪奥普的观点也受到了反殖民斗争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以激进的反对声音进入塞内加尔政坛，反对诗人总统利奥波德·森古尔。1986年，他去世一年后，达喀尔大学更名为切克·安塔·迪奥普大学，这凸显了他以埃及为中心理论的持续的吸引力。
后殖民国家
统一性与多样性之争不仅是一场关于非洲历史本质的学术辩论，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塑造了非殖民化进程和后殖民时期正在进行的冲突轮廓。法国和英国在非洲的选举使政治行动集中在个别领土上，在这些领土上所提供的真正利益冲淡了泛非洲主义统一性那陈旧而模糊的理想。1957年，黄金海岸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第一个获得完全独立的国家，这个新国家采用了最早的苏丹帝国的名字——加纳。几内亚随后在1958年的投票中支持完全主权，而不是继续与法国保持联系，这导致了两年后法属非洲其余地区的分裂和独立。1960年，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索马里和比属刚果独立。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和极度乐观的时刻——实际上，是一个真正为自己正名的时刻。然而，尽管泛非主义的火炬手、“大陆政府”的倡导者——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发表了崇高的言论，但越来越明显的是，独立将在各个民族国家通过巩固权力而得到保障。此外，随着欧洲统治的强制性基础的突然撤出，这些新国家的内部统一性也受到了怀疑。非洲内外的普遍看法往往认为，内部冲突是某种原始部落制度倒退的结果。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近的研究表明，种族认同和区域间的敌对往往不是殖民统治的产物。历史学家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后殖民时期非洲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暴力的根源到底有多么复杂。
国家统一性和种族多样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在前比属刚果(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最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末，高度威权的比利时政权在最后一刻决定加入非殖民化的浪潮，试图将其广袤的中非领土与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风隔绝开来，但以失败告终。结果是灾难性的。1960年6月，刚果军队将权力移交给由极具魅力的民族主义者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领导的政府，几天之内，刚果军队就发生了叛乱，反对继续控制他们的白人军官。一周后，矿产丰富的加丹加(Katanga)南部地区脱离了刚果，刚果陷入了多年来反复发生的武装冲突之中，卢蒙巴被他的敌人谋杀，国家分裂为敌对政府、少数民族领地和外国干预领地。
一方面是担心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担心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刚果成了非洲第一个冷战战场。所谓的“刚果危机”(刚果人自己也称这段时期为“混乱时期”)在1965年结束，独裁政权在记者出身的将军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发动军事政变后重新集中。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凭借他对文化和历史“真实性”的扭曲看法，最终成为贪污腐化的非洲独裁者中的佼佼者，作为新生的“利奥波德”，掌管着被称为“岩石破坏者”的最新化身。
刚果的灾难是非殖民化和后殖民非洲国家失败的一个极端例子。相反，非洲大陆的大多数新国家在没有经历这种灾难性崩溃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实现了向独立的过渡。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在领导人的既定目标——经济“现代化”和“国家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虽不引人注目但稳步的进展。反殖民民族主义的势头如今势不可当，它在1961至1964年之间把英国的东非和中非带到了独立的边缘，并在葡萄牙殖民地引发了解放战争，最终导致了对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白人殖民者政权的反抗。
图28 非洲政治与非裔美国政治纠缠不清。1961年，在纽约市哈莱姆区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集会上，伊斯兰国家的成员举着印有被谋杀的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画像的标语，发起了一场示威活动
尽管非洲国家继续贫困并普遍缺乏民主问责制，但20世纪60年代普遍的乐观情绪仍然高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非洲史学的第一波浪潮中，即使是在刚果，在萨赫勒地区的贫困国家，在从种族隔离的南非北部的黑人“城镇”到卡萨布兰卡和开罗的广大城市棚户区，过去的韧性、创新和文化活力仍在继续。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并没有取代对个人精神解放的追求，在20世纪下半叶，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皈依继续加速。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新的流行音乐形式为日常生活中的挣扎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原声音乐，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到20世纪60年代末，刚果最著名的城市人物已经不是政治巫师蒙博托，而是吉他能手佛朗哥·卢安博·马卡亚迪(Franco Luambo Makiadi)，英国爵士乐团的领袖，也是非洲第一位音乐巨星。佛朗哥的伦巴音乐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将蒙博托的刚果(1971年被重新命名为扎伊尔)从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神话制造的黑暗中心变成了“舞蹈中心”。最近，历史研究从政治和经济向社会和文化的扩展，开始揭示日常生活中这些潜在节奏的动态。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乐观情绪明显恶化。1966年，加纳民众广泛支持将夸梅·恩克鲁玛赶下台的军事政变，这是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承诺开始变得空洞的早期迹象。然而，一党制国家只让位于军事独裁的“无党制国家”。同年的一系列政变为尼日利亚从1967到1970年陷入内战提供了催化剂。尼日利亚在企图脱离比夫兰(Biafran)独立的过程中毫发无损，但处于军事统治之下，独立的希望几乎破灭。
图29 流行文化。1952年，进入种族隔离时代四年后，舞者们来到约翰内斯堡。照片由尤尔根·沙德伯格(Jurgen Schadeberg)拍摄，他是南非著名杂志——《鼓》(Drum)的主要摄影师之一
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非洲大陆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未能使脆弱的经济多样化，摆脱对初级商品出口的依赖，意味着1973年石油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非洲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简而言之，战后繁荣的终结意味着发展状态的终结。由于无法提供迅速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服务，国家本身开始收缩，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尽其所能自谋生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开始与它的前任殖民者相似：非法、外来且具有掠夺性。不断加深的危机也标志着第一阶段的新非洲历史结束。当独立的希望破灭时，第二代历史学家不再关注土著国家缔造者的成就，而是关注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斗争，这些斗争往往弥合了殖民前和殖民时(至少是殖民后)非洲之间的鸿沟。
[1] 高等院校为非全日制学生聘请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