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各地历史学家一样，非洲历史学家也面临着重大限制。在思考那些试图恢复非洲过往的人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之前，对研究世界其他地方历史的历史学家所同样面临的许多类似的问题进行强调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普通男性劳动者、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往往难以捕捉和解释，有时候甚至不可能捕捉和解释。同样，非洲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有些挑战是艰巨的，而且并非所有挑战都有解决方案。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研发了一系列方法，不仅提高了非洲历史研究的复杂性，而且强化了整个历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技术和分析手段。非洲历史学家在为储存有关人类过去的知识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成为一系列技术开发的先驱者，这些技术使现代历史学家能够对我们所有祖先的生活，进行更有效、更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证据

证据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历史构建领域争议的核心。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需要证据作为支撑。可靠的资料来源提供了过去的知识，使历史学家得以分析、解释、比较和推理。相反，缺乏资料来源则让我们对过去的知识不得而知。不管它多有吸引力，如何取代史料，也只能是假设，而不是学术研究。战后非洲历史研究的先驱们历经早期的两大“战役”，其一是消解学术界对恢复非洲过往的可能性所持的怀疑态度。最近，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保守主义天生就是种族主义，是杜波依斯和汉斯贝里在争取非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一席之地时，所面对的态度的延续。虽然有些怀疑者可能会被种族主义所激怒，但他们的反对意见更多地依赖于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历史可能是什么。另一大战役是针对既定的“搞”历史研究的方法的攻击，它的目的是规避非洲大部分地区极度缺乏书面记录的困境。这两大战役关系密切，虽然前者大体上已经赢得了胜利，但后者远未结束，因为研究和撰写非洲历史的方法需要具有持续的创造性。

非洲在历史学科发展的特定阶段遭遇了真正的挑战。在20世纪中叶，历史已经自命为一门有着自己的(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科学的)方法论的学科，它试图将自己与古物研究、逸事及堆积如山的假定事实区分开来。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发现书面文件，然后批判性地阅读书面文件(所谓的“原始资料”)。此类原始资料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的数量最多。优秀的历史学家要做的是用原始资料的作者的母语来阅读这些材料，“如饥似渴”地在“字里行间”阅读原始手稿。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依据其他资料来源加以佐证。

如果说文字材料是公认的历史研究的原始材料，那么历史学家又是如何雄心勃勃地想写出非洲历史的呢？大多数的非洲语言都不是抄写语言，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以前它们是用来口述而不是用来书写和阅读的。但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首先希望恢复的是早期的非洲历史。在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鼓舞下，他们试图向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和更广阔的世界表明，在被欧洲征服之前，非洲大陆有自己的历史——本可以作为非洲以后发展的模板。对许多人来说，由殖民征服产生及带来的关于非洲历史的资料已被破坏。有人认为真正的非洲声音在这种材料中被震聋或歪曲了。

20世纪50年代以前，非洲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帝国历史”的既定传说，其流派由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地总督和商人等非洲职业人士所主导。在欧洲帝国的创建和毁灭中，非洲人本身往往被视为客体而不是主体。然而，并非所有的文献都天生缺乏同情心，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文献，它们都有生动、多样的反帝国主义记录，这些历史文献阐述了殖民征服对非洲人的恶劣影响。然而，这些历史文献实际上比它假装的更接近帝国圣徒言行传，它也倾向于将非洲人客体化，而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长期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组成。毕竟，非洲人在习惯性被忽视或被视为长年受害者之间没有多少选择。可类比的情况可能是，法国和英国没有自己的早期历史，除了罗马扩张以及在早期罗马的基督皈依中扮演有利或敌对的角色。正是这种简化和歪曲，使得非洲新历史学家开始纠正这些问题。

书面文献来源：第1部分

土著文字记录并非完全缺失。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古埃及文字，它的破译在19世纪20年代将历史与史前史的界限追溯到数千年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法老新王朝文化变迁的了解比我们对18世纪库巴文化变迁的了解还要多。”3000年以后库巴(一个中非王国)的主要历史学家让·范西纳(Jan Vansina)悲叹道。书面语言也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从公元5世纪开始，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教会(Ethiopian Coptic Church)——最早的基督教会之一，就使用了一种叫作吉兹(Ge’ez)的手写语言(其手稿起源于古代的南阿拉伯)来翻译《圣经》，并记录它所占有的土地、祈祷者、治愈信条及圣徒的生活。在这些教会文件之外，还增加了皇家编年史以及中世纪的法律和历史汇编文件，如《基布雷内加斯特》(Kebra Nagast，或称《国王的荣耀》)，它呈现了埃塞俄比亚国王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伊斯兰教的进步确保了阿拉伯语(《古兰经》的语言)在有识之士中的传播。到了公元8世纪，有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珍贵信息片段，开始从穆斯林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的叙述中浮现出来。事实证明，这些资料对于恢复苏丹王国和东海岸斯瓦希里城邦的早期历史至关重要。然而，这些仍然是外界短暂的印象(见第一章)。直到许多世纪以后，当地书写的阿拉伯语编年史才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首先是《基尔瓦编年史》(Kilwa Chronicle)，讲述了今天坦桑尼亚沿海城镇基尔瓦的历史(1520)；接着是艾哈迈德·B. 富图瓦(Ahmad B. Furtuwa)对苏丹中部博尔努州(Bornu)的描述(1576)；然后是两部伟大的“廷巴克图编年史”——《塔里克法塔什》(Ta’rikh al-fattash， 1655年完成)和阿尔萨迪(al-Sa’di)的《塔里克苏丹》(Ta’rikh al-sudan，1655)。此外，从18世纪起，阿拉伯文字也成为豪萨语、福尔富德语(Fulfulde)和斯瓦希里语这三种主要非洲语言音译的基础。

图12　19世纪90年代，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司铎在厄立特里亚展示宗教手稿。来自费迪南多·马提尼(FerdinandoMartini)的《内尔的意大利非洲》(Nell’Africa Italiana，米兰，1895)

由于1652年荷兰在殖民地好望角(后来的南非)发展种植业，因此我们可以接触到用荷兰语写成的文献，并且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用荷兰语的本土发展变体——南非荷兰语(Afrikaans)书写的文献。南非荷兰语是一种由非洲语、葡萄牙语和马来语组成的语言。这些资料来源的时间深度和丰富性，使南部非洲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某种程度的细节重建过去的某些方面，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是难以效仿的。与穆斯林游客对非洲黑人的描述以及15世纪欧洲商人、传教士、士兵和探险家产生的大量文献一样，这些材料大多是片面的、带偏见的和误导性质的。就像所有的历史资料一样，它们需要更多批判性的阅读和细致的分析。

一旦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关于非洲人的文献和非洲人自己撰写的文献的数量就急剧增加。这些材料的大部分，特别是非洲人自己撰写的文献是在基督徒的传教工作中产生的。早在19世纪末征服和分裂非洲之前，传教士就已经出现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早期，基督教皈依者寥寥无几，但新教使团特别重视将《圣经》、赞美诗和祈祷词翻译成当地语言。与《古兰经》最好是用原版阿拉伯文来听和读不同，基督教的《圣经》欢迎被翻译。因此，往往是传教士，包括非洲和欧洲的传教士，带头将许多语言的口头交流形式转变为书面交流形式。这项语言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使非洲人皈依基督教，但它也导致了大胆的新历史书面形式的出现，其中大部分书面形式是受到《圣经》本身的叙述驱动的启发。基督教着眼于进步的未来，但它也产生了思考过去的新方法。

这一进程首先出现在基督教化、英语化和自我意识现代化的19世纪西非沿海贸易散居地。它形成于非洲史学的两个开拓性里程碑中，这两座里程碑是塞缪尔·约翰逊的著作《约鲁巴人的历史》和卡尔·克里斯蒂安·林德尔夫(Carl Christian Reindorf)的著作《黄金海岸和阿桑蒂历史》(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ante， 1895)。两位作者都是为新教传教而被任命的牧师，约翰逊属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林德尔夫为瑞士巴塞尔传教协会服务。约翰逊是约鲁巴人，其父母从奴隶船上被解放出来，在塞拉利昂登陆，他在塞拉利昂出生并接受教育。林德尔夫是来自黄金海岸阿克拉地区的伽人(Ga)，他的祖父是当地的丹麦商人。两人都热衷于基督教的蓬勃发展和福音传播，都热衷于物质和道德的进步，都热衷于英国的统治。他们认为，英国的统治对消除“异教”和暴力的政治分裂及非洲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最终崛起至关重要。

这两本卓越的著作结合了密集的民族志观察、传统起源和详细的历史叙述，这些历史叙述是由个人经验、口头研究和古老的欧洲文字记录(林德尔夫的著作)构成的。约翰逊的作品对约鲁巴人的身份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论述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叙述建立了模板，同时也刺激了其他当地历史学家著书立说——当地历史学家因约翰逊对奥约和伊巴丹城邦的偏见而感到不安。重要的是，他和林德尔夫用英语写作，原因之一是对英语的掌握被视为一种进步的工具，原因之二是他们设想的读者包括欧洲人。但这两本书在各自的原产地之外基本上都被忽视了，无法改变欧洲普遍认为热带非洲没有可恢复的历史的观点。直到最近几十年，学者们才开始全面地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无论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来源，还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先驱作品。

图13　翻译《圣经》。一个由巴塞尔传教士和非洲牧师组成的团队，包括卡尔·克里斯蒂安·林德尔夫(右二)，在黄金海岸(今天的加纳)的阿博科比(Abokobi)对伽语版《圣经》进行修订(约1900—1902)。摄影：马克斯·舒尔茨(Max Shultz)

非洲语言的翻译(及其标准化)工作一直延续到殖民统治时期。记录当地历史传说的工作也是如此(见第五章)。欧洲许多地区的行政人员强调使用当地方言，以便收集关于非洲臣民的情报，并向他们传达指示。例如，英国殖民军队在西非和东非的指挥语言分别是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许多早期的人种学者热衷于记录非洲语言，其中一些人的工作与协助殖民计划的工作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都是第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非洲人的功劳，以欧洲人的名义出版的大量语言著作、人种学以及历史著作，都是匿名的“非洲线人”辛勤工作的结果。

醉王：口头传说

非洲主义历史学家的先驱一代并没有对书面文献的中心价值提出异议。不过，考虑到非洲大陆广袤的土地及其深厚的历史，这样的资料来源非常稀少。如果以欧洲和伊斯兰地中海地区的游客而不是非洲人自己的记录为基础，非洲的历史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人们认为，依赖这些证据，可能会重复帝国历史上对“土著”的处理中过于明显的无知化、物化、屈尊化和本质主义化。由此，他们开始争论“来源”和“文献”的合二为一，认为证据的概念不必仅仅是书面文献的同义词。研究经验——听非洲人谈论非洲过往——使他们认为口头传说可以被认真对待。为了不与“口述史”(oral history，也就是个人记忆的记录)混淆，口述传统被定义为代代相传的事件，这些事件一直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这无疑是激进的。历史学家对那些看起来更古老的口头陈述的书面版本并不陌生，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和北欧神话《贝奥武甫》(Beowulf)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中流砥柱。但是，现代历史学家试图将自己与他们的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前辈区分开来，知识分子前辈一直致力于通过挖掘特洛伊或克里特迷宫的遗址来证实这些经典的文本，而现代历史学家则把这些古老的叙述当作神话及反映心理语言的“原型”。

对有缺陷的文献来源的担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离开大都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来到非洲的城镇和乡村，寻找真实历史叙述的活宝库。国王、首领、长老、穆斯林学者、宫廷历史的专业守护者，以及曼德人的口头传说艺人(Mande jeliw)这样的专业诗人，都被问及非洲过往。于是，详细的口述文献出现了。这些文献中有一些是已经发现的口头传说，它们已经被约翰逊、林德尔夫和其他非洲先驱学者记录下来。有人认为，这些传说可以用历史学家阅读书面文件的方式来解读，这是让·范西纳在《口头传说》(Oral Tradition， 1965，但1961年首次在法国出版)一书中阐述的观点。这是一个宏大而勇敢的主张，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实践。它不仅对非洲历史的恢复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太平洋、美洲和其他地方传统上没有文化的社会的恢复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历史学家也饶有兴趣地阅读新非洲史，他们为在已形成读写文化的社会中再现下层历史(history from below)所遇到的困难而沮丧；这种方法论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末激进的《历史研讨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的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然而，正如范西纳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的那样，口头传说并不简单易懂。它们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产生的，并受到当地审美偏好的强烈影响，叙事往往通过精神或奇特的转变而不是时间上的渐进变化来推进。早期对确定事件日期的尝试——通常是对许多传统中常见的“国王名单”使用平均统治时间——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这种尝试很快就被放弃了。他说，非洲王朝也许展现了更伟大的秩序……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在最近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较之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预测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道路是渺茫的。”显然，正是这些权力斗争塑造并继续塑造着过往的各种版本。口头叙述是不成文的文本，它们很少得以作为真实信息的可靠载体。然而，它们越来越多地被思想文化史学者当作引人入胜的资料来源，他们热衷于理解文化背景的意义，而不是事件的顺序和原因。“它是公元前150年之前不可靠的世界历史指南(这是罗利在被处决前所得到的评价)”——这个类比可能是我们对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的《世界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 1614)的现代看法，但作为文献，它提供了17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和洞察。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思考受过非洲最严格审查的口述传说之一，即今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巴王国的口述传说来说明。就像曼德人杰利乌表演的《松迪亚塔》故事一样，卢巴传说(Luba tradition)是一种流行的史诗，被专家们称为伊纳邦扎(inabanzas，意思是“记忆之人”)的人以一系列自由形式的叙事情节吟诵而成。这些情节的顺序被标记在一种叫作卢卡斯(lukasas)的助记装置上。卢卡斯是一种“记忆板”，上面镶嵌着珠子和贝壳，由班布迪(bambudye)秘密协会的成员持有。

根据著名的伊纳邦扎——卡巴塔(Kabata，1860—1950)讲述的卢巴传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当卢巴人的土地第一次有人居住时，出现了一个残忍的红皮肤国王，他的名字叫恩孔戈洛(Nkongolo，意为点燃的“彩虹”)。恩孔戈洛**，不育，大嗓门，嗜酒。姆比迪·基卢韦(Mbidi Kiluwe)是一位来自东方，皮肤黝黑，有教养的英俊猎人，他跨过洛马尼河(Lomani)进入恩孔戈洛的领地，并在那里迎娶了国王的两个妹妹。姆比迪·基卢韦与国王两个妹妹的其中之一——布兰达(Bulanda)有一个儿子，名叫卡拉拉·伊伦加(Kalala　Ilunga)，他在舅舅恩孔戈洛的村子里长大。有一天，舅舅和外甥之间发生了冲突，恩孔戈洛决定杀死卡拉拉·伊伦加。但后者逃回河对岸的东方，并在那里召集了一支军队。回国后，卡拉拉·伊伦加推翻并处决了他专横的舅舅，在卢巴中心地带——卢巴山卡迪(Luba Shankadi)建立了神圣的王权和皇家王朝。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对这一现象以及中非稀树草原林地王国类似传说的解释已经发生了变化。早期的历史读物倾向于认为，它们——没有完整的文字呈现——保留了真实历史事件的核心，有些甚至试图为移民、政治暴力和国家建构的故事提供大致的日期。但人类学家认为，这些故事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是关于永恒、“结构”上对立的宇宙学的推测。因此，恩孔戈洛可以被看作是前王朝秩序中威胁生命的混乱的化身，而姆比迪·基卢韦和卡拉拉·伊伦加代表生育和“文化”。到20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已经完善了他们的分析，反驳说口头传说是对当时(即口头传说产生的那个时代)统治政治合法化的一种论述，它们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发表的意识形态声明。

那么有中间立场吗？约翰·尤德(John Yoder)认为可能有中间立场，他是一本关于坎约克民族(Kanyok)著作的作者，坎约克是一个受卢巴王国不断扩张的政治文化影响的民族。他认为，卢巴传说的起源既不是对实际事件的编年史，也不只是对当代权力的反映，而是对历史变化意义的评论。它可能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历史”，但它是那些自称卢巴人的人所理解的历史。有两件事是肯定的：一是在刚果南部讲卢巴语的地区，恩孔戈洛和卡拉拉·伊伦加的流行史诗将继续被讲述；二是学者之间的争论还将继续。

拥抱“他者”：历史和其他学科

承认缺乏书面资料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对非洲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式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从一开始就激励着非洲的历史学家变得善于与其他学科打交道。自1960年成立以来，该领域的先驱期刊《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刊载了关于语言学、体质人类学以及最重要的考古学的文章。这种开放是激进的，但它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人们对非洲大陆的历史知之甚少。因此，这一阶段的大量研究致力于回答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如历史分期和历史地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非洲的人类历史具有深厚的时间深度和广泛的多样性，而且需要有记录其深广历史的坚定野心。由于这些原因，从狩猎和采集到定居农业的转变(“粮食生产革命”)和铁器加工的传播(欧洲历史学家认为这一过程属于“史前”范畴)被认为是新非洲历史。

然而，也许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跨学科关系是与社会人类学的关系。就像许多亲密关系一样，这源于早期的相互猜疑，有时甚至近乎敌意。历史学家满足于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中挖掘数据。但许多人对“民族志叙述”(ethnographic present)中所隐含的部落群体的永恒性和自成体系的特质心存疑虑。反过来，一些人类学家对历史学家的野心持怀疑态度；另一些人则对后者以牺牲亲属关系和文化为代价，强调国家建设的倾向感到困惑。但随着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它们开始互相融合。正如新的非洲历史第一次在反殖民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蓬勃发展一样，人类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并开始批判自己作为一门“殖民科学”的起源。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将他们的工作与时间维度相结合(许多人现在将“田野调查”与档案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则开始研究一系列迄今为止原本由人类学家涉足的领域(比如宗教和信仰)。

并不是对其他学科的所有探索都是如此有益的，对历史语言学的掌握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一些语言学家声称，可以用多种技术来确定非洲语言传播的年代。如果把语言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人们是否能够用历史语言学来展示人类的物理迁移运动？这里的工作重点是试图了解所谓班图语的特殊分布，大约600种相关语言几乎遍布整个非洲大陆南部。历史学家将语言学、考古学研究(尤其是陶艺风格和制铁技术)和口头传说(如卢巴史诗中的移民故事)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被称为“班图扩张”的模式：使用铁器的农学家从西北“穿越”赤道森林，不断地大规模迁移，其人口压倒了原始狩猎采集者的人口。

这种推理与物理迁移运动作为文化变迁吸引力的解释恰好吻合。在物理迁移运动这一点上，非洲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学家在更早的时候就在忙于从事把凯尔特人(Celts)从中欧拽到法国，把不列颠群岛和“雅利安人”(Aryans)拽到印度的研究。现在，我们对文化传播的理解变得更加微妙了。尽管大量证据表明了语言、文化和技术在非洲及其他地方的传播，但“班图扩张”模式被揭示得过于简单。与其说强调人口的突然大规模流动，不如说在2000年的时间里可能经历的兴衰，思想的转变和人口的迁移同样重要。我们对早期非洲的错误认识，虽然没有造成持久的影响，但它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尤其因为语言数据和技术是复杂的，掌握它们是费时的。

考古学被证明是一个更有价值的学科，虽然有时引用它的材料会有些棘手。在其他大陆，考古学已经提供了大量关于人类社会在书面记录出现之前的证据。考古学家记录了古地中海、近东、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和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正如《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中的几页内容所示，20世纪后期的考古学仍然很浪漫；但它现在是一门以科学为基础的学科，这门学科对非洲的历史学家很有吸引力，因为非洲历史学家单薄的纪实记录几乎没有提供时间线索。地层学的古老传统(通过挖掘定居点揭示的“时间层”的记录)，加上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和树轮年代测定的新技术，为人类遗骸、定居点和人工材料制品的年代测定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我们用地层学所得到的数据构建了长期变化的叙事。

在勾画非洲悠久历史的轮廓方面，考古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考古学家所能找到的答案仍然常常让历史学家失望。非洲大陆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赤道森林地带，几乎没有被勘测过，更不用说进行大规模的挖掘了。没有进行大规模挖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很难找到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挖掘地点。许多地区历史上人口稀少，这就注定了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是相对罕见的，那些用经久耐用的材料建造的城镇则更为罕见。几个世纪以来，就连萨赫勒的詹纳、廷巴克图和加奥(Gao)等城市的“古老”泥造清真寺也一再被重建。除了极少数(特别是著名的“大津巴布韦”遗迹和斯瓦希里海岸的“石头城镇”)，非洲定居点大多是用现成的木材或泥土建造的。使用这些材料是省力的，但它们在极端情况下是可生物降解的；沙漠沙尘暴的侵蚀性、暴雨和白蚁的破坏性活动是建筑的天敌。热带非洲以没有“废墟”而闻名，由消亡的城市和隐藏的宝藏带来的有关经济发展的论述并不适用于此，因此热带非洲对研究者而言缺乏魅力。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古詹纳的情况，考古学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地面上的遗迹才能对过去的模式做出惊人的发现。但是，即使是现代化的年代测定技术，仍然具有生硬的工具性，而且数据必须被仔细地语境化，以避免产生对既定年代具有潜在革命性影响的推测性说法。例如，尼日尔特米特(Termit)地区的发现表明，在计算放射性碳日期几十年后，关于当地拥有的具有自主创新性的炼铁技术仍存在激烈的争议。简而言之，非洲考古学面临巨大的技术和后勤限制。其中一些限制是政治不稳定的结果，另一些限制是实地调查的费用太高。这两大限制都对非洲大学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活跃的考古学系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

苏珊·基奇·麦金托什(Susan Keech McIntosh)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是“在非洲考古历史的一部分信息被发展、农业或掠夺破坏殆尽之前，尽快恢复这些信息”。

尽管考古学有其局限性，但它一直是非洲艺术史研究的关键。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与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文字，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而艺术史学家研究形式和图像。然而，形式和形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亨利·约翰·德莱瓦尔(Henry John Drewal)写道：“思想和双手的创造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它们是“时代的标志和思想的形态”。但是形式是如何变成“艺术”的呢？就像人类文化的其他所有方面(如“宗教”)一样，学者们需要小心，不要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非洲的现实。有些非洲语言没有专门的词来表示“艺术”。其他的，如约鲁巴，其中的术语“奥纳”(ona)包含了广泛的唤起物质转换之意，旨在感动和启发民众。最近，学者们开始挑战“艺术”一词独有的(有时以欧洲为中心的)内涵，将其重新定义为“视觉文化”，从而将其范围扩大到电影、电视、摄影、服装和身体装饰等流行形式。

虽然早在15世纪70年代，来自西非的雕塑就开始进入欧洲，但在殖民征服之后，“非洲艺术”的意识才在西方发展起来。1897年，英国军队从贝宁(现在位于尼日利亚境内)掠夺了一批文物。这批文物中的许多物件，进入了欧洲各地的博物馆，成为收藏品，尤其是大部分由黄铜制成的著名的“贝宁青铜器”。它们引人注目的外表引发了专门为收藏艺术品而进行的探险活动，比如人类学家埃米尔·托蒂(Emil Torday)代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于1907年至1909年前往刚果南部的库巴王国(Kuba kingdom)。另一个关键时刻是在1905年前后，毕加索和其他巴黎前卫艺术家在西非和中非发现了雕塑。正如非洲音乐改变了20世纪的流行音乐一样，非洲造型艺术的输出也为现代艺术形式观念的革命做出了贡献。非洲当地对自然主义的漠视令现代主义艺术家和思想家感到兴奋，就如同听到艾灵顿公爵创作的狂野之声一样，他们自由、松散地借鉴了他们所认为的非洲文化富有活力和自由的“原始主义”。

然而，对信奉“原始艺术”的欧洲人来说，重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功能或背景，更不用说历史了。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殖民后时期，非洲艺术品流入西方博物馆或成为私人收藏，但这些艺术品很少有注明日期的，更少的艺术品被认为是出自个别艺术家之手，甚至是出自特定的作坊。相反，它们是按照典型的部落风格排序的，例如“卢巴凳子”“多贡面具”“库巴雕像”“哥塔祖先雕像”等。这种种族归属常常像“部落”这个概念本身一样，过于简单且具有误导性。这阻碍了非洲艺术史的出现，无论是就其本身而言，还是对可能帮助历史学家重建随时空变化的文化结构方式而言。

历史与非洲艺术史的接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潜力巨大。现在，许多艺术史学家把他们工作中的“历史”部分视为“艺术”，而更多的历史学家将艺术看作是更广泛的变革模式的反映，甚至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艺术品不是“文本”。但是，经过谨慎的语境化，两者都能产生意义与表征。渐渐地，学者们开始用非洲本土的审美观念取代西方的审美，用更流动的区域性“传统流”(streams of tradition)表达取代永恒不变的肖像式的部落形象，用更广泛、更包容的视觉文化取代对“美术”的狭隘关注。人们对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最明显的是在西非和中非，面具和假面舞会之间的关系。这些发展不仅在学术著作中，而且在非洲艺术的主要展览中都变得越来越明显，如1995年在伦敦举行的“非洲大陆艺术回顾展”(Africa: The Art of a Continent)和2005年的“非洲混音：非洲大陆当代艺术”(Africa Remix: Contemporary Art of a Continent)。

图14　艺术与历史记忆。该图描绘的是库巴国王柯特·佩普(Kot aPe， 1902—1916年在位)宫廷的一位官员手中拿着一尊18世纪的米沙佩利延斯(Mishaa PelyeengaNce)国王的雕像(ndop)，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这是埃米尔·托伊或M.W.希尔顿-辛普森(M.W.Hilton-Simpson)1909年在库巴首都恩盛(Nsheng，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拍摄的照片

书面文献来源：第2部分

所有这些方法上的创新和跨学科的折中主义丰富了非洲历史领域。然而，归根结底，书面文献来源对恢复该大陆的过往和对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过往一样重要。证据的可用性和性质决定了哪些历史是可以写的，哪些是不能写的。因此，从战后非洲现代史的先驱们第一次涉足档案以来，总的来说，书面文献的数量和范围已经显著增加，这一点很重要。随着原始文献数量的增加，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外界对这些记录的重新评估，尽管凸显了它们的缺陷，却也凸显了它们的价值。现代评论已将用欧洲语言和阿拉伯语写成的旅行文学中的一些文本定义为其他著作的汇编。但它也表明，其中仍有许多独特的、亲眼所见的记述，这些记述出自那些在非洲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之手，他们对当地的文化、政治，有时甚至是过去发生的事件都有真知灼见。同样，曾被许多人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征服推动者的传教士的记述，现在被视为对宗教皈依和文化变革复杂过程的重要洞见。此外，还有奴隶贸易遗留下来的文件。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建立的跨大西洋奴隶航行数据库(见第四章)中收录了大量关于非洲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可能是最有价值的。

在前帝国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国家档案馆内，几乎所有殖民统治时代的官方记录，现在都开放供查阅。这些消息来源也被认为没有想象中那么偏颇和被种族傲慢所破坏：相比单调的帝国霸权主义，更多的是不和谐的声音。这些声音中有许多是非洲人的声音，是那些使自己适应殖民统治的人的声音，也有与殖民统治做斗争的人的声音，包括一些妇女的声音、穷人的声音，甚至是奴隶的声音。广受欢迎的“非洲之声”经常生动地出现在大量的法庭记录中——长期以来，法庭记录被认为是世界各地社会历史学家的重要资源。这些法庭记录包括由非洲土著法学家实践的所谓“土著法庭”的诉讼程序，如1880年至1960年桑给巴尔法庭实施的程序(阿拉伯语)。

批判性地运用想象力文学还可以缓解非洲传记和自传相对匮乏的状况，帮助充实许多资料中原本单一、平面化的男性和女性形象。例如，尼日利亚诺贝尔奖获得者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的三部曲《阿克》(Ake， 1981)、《伊萨拉》(Isara，1990)和《伊巴丹》(Ibadan， 1994)，在家族文献、作者和其他人的个人回忆，以及诗意的想象力和戏剧性的动感画面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动**的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无与伦比的家族史。

没有比南非小说家彼得·阿布拉罕斯(Peter Abrahams)的《为乌多莫(Udomo)献花圈》(1956)能更好地描述20世纪中叶伦敦年轻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的艰苦生活，这些人最终领导自己的国家走向了独立。文学和造型艺术一样，既是历史变迁的反映，又是历史变迁的组成部分。

从消极的方面看，许多非洲档案都处于糟糕的状态。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历史被视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但现在，无论是值得称赞的还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和公务员，往往把历史看作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保存旧文件、信件、报纸、地图、照片、新闻胶片等，费用昂贵，而且常常被忽视，使得许多收藏品只能任由热带气候和昆虫种群破坏。此外，在某些国家，新国家文件的加入和编目工作也停滞不前，导致它们的档案基本上仍然只是殖民统治的记录。如果这些档案文献被当地几代历史学家使用，它们可能会得到更有力的保护。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时期，许多非洲的大学也遭遇了财政上的困难。在最严重的国家坍塌和基础设施崩溃的情况下，过去的大量记录仍然存在消亡的危险。

但如果以这种方式结束，那就太悲观了。当然，在20世纪扫盲范围扩大之前，我们经常被阻止接触个别男女的经验以及如何理解这些经验。缺乏证据继续使历史学家倾向于本质主义，以及对大量人的思想和感情进行概括。然而，许多文献集仍然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其他文献则继续被发现。例如，北非和土耳其的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忽视的资料，而廷巴克图的艾哈迈德·巴巴历史文献和研究中心(Ahmad Baba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建于1973年)现在有大约20 000本当地撰写的阿拉伯语文献，这些文献重申了这座位于撒哈拉边缘的古城作为学术和学习中心的作用。在非洲进行历史研究是一项真正的挑战，但是来自非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新一代学生还在继续发掘这样的新资料，并重新阅读旧资料，追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