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强调了非洲大陆巨大的自然规模，现在我们转向历史研究中更令人生畏的真正焦点：非洲人。正如非洲的概念需要仔细审查一样，“非洲人”的概念也需要仔细审查。“非洲人”的概念看上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非洲是一个大陆，住在这个大陆上的人就是非洲人。这个简单且具有包容性的定义很好。但同样，这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非洲看法的转变，以及关于这些看法的意义的学术辩论，实际上都是关于非洲人的。当中世纪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人把非洲描述成一个没有历史的“原始”地方时，他们相当于在说非洲人是原始的。即使在今天，历史学家也经常面临着关于“非洲人”的行为和想法的全面论断，包括他们过去可能做过和想过什么。这些非洲人是谁？从历史观点上说，他们是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感的？

多样性

在东非发现的骨骼遗骸充分表明，人类的原始祖先就是在这个地区首次进化的，在600万至400万年前，他们从黑猩猩的祖先中分离出来。

因此，我们得到了一项简单的观察结果：人类在非洲的历史比在任何其他大陆的历史都要悠久。这种时间深度的部分证据是在非洲发现的人类的极高多样性。今天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游客也会很快意识到，根本无法对非洲人的外貌进行概括。高矮胖瘦、黑白两色的非洲人并存。尽管这种视觉印象并不精确，但科学证据表明，非洲人体内的基因差异实际上与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基因差异一样多。这使关于种族差异的伪科学理论变得毫无意义，同时也对单一“非洲种族”的独特属性提出了挑战。

然而，物理属性只是更有趣的故事中的一个很小的情节。首先，非洲人说着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由于语言和方言之间的细微差别，确切的数字是有争议的，但世界上存在1500种左右的非洲语言已得到语言学家的普遍认同。这些语言被分成了对比鲜明的四大类，仅在尼日利亚就有300多种语言。我们还知道，许多语言和方言已经消失，甚至现在还在继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和林加拉语等地区通用语言，或者是非洲大陆从外国引进的主要语言：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和葡萄牙语。

除了语言，非洲人在历史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文化”可以广义地定义为特定社区的成员所共有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和表现形式的总和。对今天到非洲旅游的人，或者对非洲大陆以外的非洲文化消费者来说，这种多样性在表达领域最为明显，尤其是在音乐、舞蹈、造型艺术、建筑风格、服装和身体装饰等艺术表达领域。在这些艺术形式中，非洲音乐是20世纪非洲大陆和世界舞台上最具活力的表达领域。

非洲节奏和欧洲歌曲在美洲的融合改变了世界流行音乐，产生了布鲁斯、爵士、桑巴、松(son)、摇滚、灵魂乐、雷鬼和说唱乐。非洲裔群将这场音乐革命带回了非洲大陆，非洲大陆涌现出了(并继续涌现)新的流行风格，从阿尔及利亚的拉埃(rai)到西非的强节奏爵士乐，再到刚果的伦巴和南非的乡镇爵士乐。

非洲人相信，但也一直像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怀疑或反对许多宗教，从无数的土著信仰体系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即所谓的世界宗教。后者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中一些构成了非洲对这些信仰的独特历史贡献。在世界宗教领域有许多非洲创新的例子。它们中的许多如今已在欧洲和北美的城市扎根，如起源于20世纪初塞内加尔的穆斯林穆里德兄弟会(Murid brotherhood)或尼日利亚西南部的阿拉杜拉教会(Aladura Churches)。非洲大陆最伟大的精神输出——伏顿(vodun)和奥里沙(orisha，西非的神)，他们在巴西和加勒比地区创造了“伏都教”、圣特里亚(santería)、坎多布尔(candomblé)和其他混合宗教。大量非洲人成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方式，以及土著信仰的潜在适应性，是非洲历史研究中日益重要的主题。

在政治秩序方面，非洲人拥有各种国家形式，从最绝对的君主政体到截然相反的两极政体。在两极政体下，社会没有可识别的贵族或明确的权威等级，这使得过去的人类学家将此类社会描述为无政府或“无领导”(acephalous，字面意思是“没有头领的”)社会。旅行者和其他外来者毫不费力地理解了他们所认为的非洲王国，因为其中大多数人都有皇帝、国王、哈里发或苏丹的称号。例如，人们只需阅读19世纪欧洲与强大的阿桑蒂(Asante，在今天的加纳境内)国王或布干达(Buganda，在今天的乌干达境内)国王会面的记录，就可以引起这种共鸣。1817年5月，英国特使托马斯·鲍迪奇(Thomas Bowdich)在阿桑蒂首府库马西(Kumase)会见了阿桑蒂王[1]，他在信中写道：这次会面“令人印象深刻”，其盛大的场面凸显了“我们对君主权力和影响力的印象，我们被派去调解”。

但是，当观察那些无法确定统治者身份的社会时，局外人(以及统治着国家的邻国非洲人)很快得出结论，他们看到的是原始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政治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更站得住脚的理解出现了：那些无首领的人实际上是服从权威的，他们拥有法律，远非无政府状态。虽然这些社会彼此不同，并随时间而变化，但权力通常授予其所谓“阶层”——家族、宗族、长者、宗教组织的代表，通常是上层的男子。某些观察人士将这种形式的政府描述为令人欣慰的集体政府。但很明显，他们对性别的歧视性划分或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化并不陌生，而且他们可以通过利用胁迫和谈判来维护秩序。大多数非洲人生活在和谐的村庄社区，或者在欧洲殖民统治的暴力强加之前被仁慈的国王统治的观点，根本没有证据支持，它损害了非洲大陆历史的复杂性。

非洲的每个地区都为历史学家提供了语言、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研究资料。这些瞬息万变的差异既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也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这些多样性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亘古以来就一成不变的。它们是数千年人类迁徙、征服与服从、文化交流、长途贸易、宗教信仰传播、殖民主义产生及其消亡，以及性吸引力的后果，这可以超越并清除感知差异的障碍。早期欧洲历史学家考察了这一复杂的人类图景，他们被建立在人口大规模物理运动(移民概念)基础上的解释所吸引。然而，现代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似乎更多地指向思想、语言、文化和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逐渐传播。

思考“北非”可能意味着什么，将有助于充实非洲人多样性的内容。现代北非人是土著柏柏尔人和埃及人的富庶民族的后裔，他们与古希腊、腓尼基和罗马定居点的居民、阿拉伯侵略者、长期居住的犹太社区居民、从伊比利亚半岛返回的“摩尔人”，以及通过奴役和远距离贸易来到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混合在一起，近年来不仅与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大陆定居者，而且与科西嘉岛、马耳他、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等多样文化岛屿的欧洲定居者混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相当杰出的遗产和健康的基因库，与孤立的“近亲繁殖”正好相反。

但基因史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么多。这种起源的多样性也表明，从冲突以及相互刺激和借鉴中产生的独特文化酝酿已久。在艺术、建筑、烹饪以及更令人兴奋的智力或精神形式中，都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融合”的明显迹象。例如，从马格里布(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阿拉伯语中的“西方”)的古典音乐中，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就能听出一些中世纪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萨赫勒和波斯的音乐风格。同样，如果对北非美食愉快地进行分析，就会认识到它是地中海南部、北部和东部海岸三种口味的混合，例如摩洛哥塔吉，就是干果、橄榄、香料和肉的混合物。

图7　夫人(signar，来自葡萄牙语中的贵妇“senhora”一词)或“塞内加尔的有色人种女人”，作者勒内·德维伦纽夫，《非洲的历史、民情、惯例和风俗》(巴黎，1814)。在奴隶贸易时代，独立的非洲或欧非商人——贵妇们利用与欧洲人的婚姻和商业联系，在戈雷岛和圣路易斯岛的转口处积累财富和影响力

在全球范围内，北非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更不用说整个非洲了。尽管缺乏书面证据，但是大多数非洲人民的历史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审查，而这些证据往往否定我们的结构和时间深度(见第三章)。在殖民时期以前，非洲很少有地方没有受到外部世界、邻近社会或遥远得多的“其他”社会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非洲人例外，地理距离较远的非洲人不太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比如生活在赤道雨林深处，就像今天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Ituri)地区的“俾格米人”；或者生活在沙漠地区，比如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或“布须曼人”)，就属于没有受到外界影响的少数非洲人案例。孤立往往是不愿冒着被装备较好、怀有敌意的外人一再掠夺的危险而制定的战略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由于被更强大的敌人没收更肥沃的可耕地、牧场或狩猎场后被迫进入边缘生态的后果。尽管“新时代”倾向于将桑人的生活方式浪漫化，无可否认这是对地球上最严酷环境之一的出色适应，但大多数桑人几乎肯定会选择一种更温和的生活方式。

分散的非洲人依靠低水平的技术，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他们并不是浪漫主义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即非洲人是永恒的“石器时代的幸存者”。那些没有发展国家等级制度的社会也不应该被视为比那些发展了国家等级制度的社会更“先进”。殖民时期的人类学家常常寻找与世隔绝、无国籍的民族，认为他们是了解社会制度如何演变的理想实验标本。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非洲许多权力下放的社会既是其伟大王国的产物，也是历史力量的产物——包括独立的边疆居民的积极抵抗，并且妇女也可能是国家的缔造者。正如我们在尼日尔河中部所看到的那样，当掠夺成性的国家起起落落时，独立的社区和文化却往往被保存下来。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表明，关于非洲人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概括，甚至可以说是全部概括，都注定要失败。同样，要理解关于这个或那个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或者个人是不是“纯血统”的论断，都需要先理解说话者的意识形态。挑三拣四地去评判哪些人是或不是非洲历史的主角的行为，是毫无道理的。再重复一遍：历史上的非洲人是生活在从尼罗河口到好望角，以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离岛上的人。近来的历史研究也重新将他们的后代包含进来，他们通过被奴役或自愿移民的方式，来到美洲和非洲海岸以外的其他地方，并建立了社区(见第四章)。最后，我们必须记住，非洲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这种最基本的区别深刻地塑造了历史生活和经验，这一事实常常被世界各地对过去的懒散概括所忽视。

历史学家对“非洲人”的定义必然是宽泛的、非种族化的。如果它应该包括非洲以外的裔群社区——包括那些不再是裔群社区的社区，例如地跨非洲和欧洲的安达卢斯(Al-Andalus，酋长国)——那么它还必须扩展到那些移民到非洲大陆的人和由此产生的混合社会。这些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拥有非洲沿海地区的特征：从北非复杂的大杂烩(mélange)到东非的斯瓦希里文化、大西洋沿岸贸易城镇的欧非共同体，此后再到17世纪被吸引到南非的欧洲、马来西亚和印度移民。拒绝将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及其他在南非定居的“白人”的后代视为非洲人，或者拒绝将定居在南非和东非的印第安人的后代视为非洲人的行为都是武断的，除非我们也准备拒绝把大规模的阿曼(Omani)裔群和扩张到北非的阿拉伯人视为非洲人。

图8　白人殖民者。南非国民党支持者的突击队护送小亨德里克·维沃尔德（Hendrik Verwoerd）博士参加该党50周年庆典。前排中间的骑手是利昂·韦塞尔斯（Leon Wessels），他后来成了南非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和治安部副部长。他也是该党第一个为种族隔离制度道歉的高级成员。摄影：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于南非德兰士瓦省德怀尔特（Transvaal，De Wildt，西北省），1964年10月

统一性

尽管如此，如果认为非洲只不过是不同民族、文化和国家的不和谐大杂烩，那就会产生误导。仅仅强调差异，就有可能重蹈欧洲人的老路，把非洲大陆看成是由互不相关、自给自足的部族集团混杂而成——这种观点支持了殖民征服(下文将详细讨论)。的确，历史学家越来越注重探索“相互联系”的线索，不再局限于对特定民族、王国或国家的狭隘研究，转而关注人口流动、商业联系和文化潮流的时空变迁。对这种交流的探索正在突破非洲大陆的边境，将非洲历史研究带入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世界的辽阔裔群领域。

同样重要的是，消除“非洲性”的概念并不是说它毫无价值。恰恰相反，过去两个世纪以来，非洲人和其他人都将单一的种族概念作为理解非洲的一个关键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在一个两者兼而有之的群体中尤为突出：非洲裔美国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正是非洲裔群的知识分子首先开始感知整个非洲大陆的轮廓，他们是否从欧洲人的思想中吸收了独特的非洲种族的概念，或者用当时的语言来说，“黑人种族”的概念呢？尽管欧洲和英美种族理论家试图诋毁黑人，但泛非主义先驱们仍强调种族统一性是救赎的工具。

图9　阿拉伯殖民者。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桑给巴尔(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阿曼政府的三名官员，他们作为岛上阿拉伯贵族的身份标志是戴着头巾(斯瓦希里语为“kilemba”)和携带装饰性匕首(斯瓦希里语为“jambia”)

关于种族统一性、尊严和救赎的著作，也就是所谓的“复仇主义”文学成为历史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参考因素。19世纪末，含米特的“反假设”开始出现，西印度群岛思想家爱德华·W. 布莱顿提出，古埃及是黑人文明和非洲文化的发源地。这一理论在德国民族学家利奥·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种不寻常的颠倒式呼应。弗洛贝尼乌斯在欧洲新征服的非洲殖民地开展了广泛的旅行，他提出了古代文明残余理论，在欧洲神话中被称为失落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然而，非洲裔美国学者和泛非主义领导人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首次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尝试，他的著作《黑人》(The Negro， 1915)对种族统一性和非洲古代王国的荣耀做了全面的描述。1922年，《黑人》成为华盛顿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威廉·利奥·汉斯贝里(William Leo Hansberry)教授历史课上的关键教材，这是非洲历史首次出现在大学课程中。

也许欧洲对非洲的看法最明显的变化是对黑人性文化运动[2]看法的改变。20世纪30年代，法语非洲人和西印度群岛知识分子在巴黎发起了一场文学运动，黑人性文化运动试图通过展示文明的欧洲和原始的非洲丰富的文化遗产，来驳斥帝国主义在种族上的分歧。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坚持了差异的理念，强调了同质“非洲人民”的特殊属性。在这方面，黑人性文化运动可以与早期以英语为母语的西非学者——如牧师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较为细致的历史和人种学著作进行对比，该学者倾向于关注自己的民族。也许这是狭隘的，但约翰逊本人并没有涉及本质上的种族差异，而是强调了约鲁巴人和英国人之间惊人的文化相似性。

图10　黑人殖民者，E.J.罗耶(1815—1872)。罗耶出生于俄亥俄州纽瓦克(Newark)， 1846年移居利比里亚，以商人的身份发了财，1869年当选总统，任期两年，1871年被罢免。非裔美国人的殖民地利比里亚建于1821年，并于1847年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它是“报复性”思考非洲和黑人种族的一个重要标志。罗耶的姿势似乎与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张著名照片中的姿势相呼应

伪科学种族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消亡，以及历史学科证据规则在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并没有终结任何非洲文明理念的吸引力。它以各种扩展理论形式留存至今，其中有一些是历史研究的著作，但实际上对布莱顿和弗洛贝尼乌斯的思考几乎没有什么推进。这种写作方式被称为“非洲中心主义”，更准确的术语可能是埃及中心主义。然而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是所有非洲文化，或者说独特的“黑人”文明的发源地的观点，仍然让埃及人目瞪口呆。并非所有这类作品都缺乏学术研究，例如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1987)就代表了对古地中海东部跨文化交流史的认真尝试。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激烈的争论，而且所有争论都带有极大的经验缺陷。它在非洲历史的主流学术研究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非洲统一性”仍然只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结构，其演变需要认真研究。然而，意识形态无法取代历史，非洲人正在展现的历史比非洲中心主义理论所允许的历史要复杂得多。

身份认同

对非洲历史学家来说，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的非洲人，身份认同可能都是一个棘手的智力问题。非洲人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是许多身份的汇编，其中一些身份是个人或集体声称的，另一些身份是外人强加的。如果人们被问及在世的非洲人中最著名的是谁，通常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纳尔逊·曼德拉”。但是，当我们在2006年世界杯之后写这篇文章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说，在世的最著名的非洲人是齐达内(Zindene Zidane)。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人。齐达内是谁？他是什么？他是法国人，在马赛出生长大；但他也是一个北非人，他的父母从阿尔及利亚移民过来；他还是一个柏柏尔人，他的家族扎根于卡比尔(Kabyle)山脉，据说他为自己的祖籍村庄感到无比自豪。他还称自己是一个(不会完全遵循安拉规范的)穆斯林。当然，他还是个足球运动员。齐达内自己选择使用哪一个标签，既取决于他在哪里，也取决于他当时的想法。换言之，身份是多方面的，也是流动的。

具体的个人身份是身份认同中较容易的部分。然而，身份认同，甚至是家庭身份认同，往往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非洲人和其他人一样，在生物学上是直系亲属和更大的亲属网络中的成员。“血缘关系”是殖民时期人类学家的主要关注点，他们了解到非洲人在设计管理家庭事务的方式方面具有不同寻常的创造性。事实上，几乎每一种亲属制度都可以用非洲的例子来说明。与其他人类分类不同的是，这些亲缘关系最终可以被现代的基因研究方法证明或否定。毕竟，你要么是曾祖母的曾孙，要么不是。

然而，大多数关于血缘关系的说法还没有经过基因测试。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非洲为想象力和发明创造了空间。从历史上看，许多个人或家庭都声称与其他更高贵、更富有或更有精神影响力的人有关系。这些说法中，一些是基于真实的血统，但另一些则是虚构的。此类团体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虚构的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权力和集体的能力，能够让那些可能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人保持沉默。同样地，如果缺乏足够的权力来维持这些虚构的说法，那些拥有合法生育优势的团体和个人就会将这些说法搁置一边。

其他身份认同——种族、政治、文化、宗教——不再那么直截了当，但同样具有政治性和争议性。它们有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仅在20世纪就有数百万人因为身份问题而丧生。非洲为我们提供了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例子，“胡图人”中的极端势力对“图西人”实施了系统的追捕和杀害。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约8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图西人和温和派胡图人——他们被认为是同情者而被杀害。我们将在下文回顾这一悲剧性的历史。

因此，历史学家不断地对这些标签和身份进行质疑。但是，他们有义务对非洲人自己的身份，对他们自称的身份，以及对那些被别人强加给他们的身份进行全面的调查。今天的学术共识是，非生物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换句话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们都是人为“构建”的。一旦构建起来，身份很少是静态的，而是常常被改变的。环境可以迫使或鼓励人们改变他们的身份。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均来自19世纪动**的非洲，当时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混乱的变化。

第一个例子是非洲南部祖鲁人的身份塑造。这涉及国家建设、军事征服、地理扩张、难民和战败者的接收，以及大英帝国最终将其征服与殖民。因此，祖鲁人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正如自称祖鲁人或被称祖鲁人的人构成了迅速变化的人口一样。大约在1820年以前，“祖鲁”这个词是一个氏族的名字，它指的是由更强大的姆特瓦(Mthetwa)王国统治的小王国的统治者的名字。军事上的革新和祖鲁统治者沙卡(Shaka)的战略天赋，最终使这个小祖鲁王国战胜了他们的姆特瓦君主，并及时击败了该地区的许多王国，其中一些王国开始认为自己是祖鲁人。这种身份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在更广阔的区域内的其他王国并没有如此合并，但它们与祖鲁人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属性，包括语言。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是今天尼日利亚西南部和邻近的贝宁共和国的约鲁巴人。与“祖鲁人”这个词一样，“约鲁巴人”在20世纪初的意思与100年前大不相同。事实上，它最初是从稀树草原来到北部的豪萨人用来描述奥约(Oyo)居民的一个词，奥约只是该地区划分的众多城邦之一。

图11　沙卡(1828)，著名的祖鲁王国建造者雕像，根据纳撒尼尔·艾萨克斯(Nathaniel Isaacs)的著作《东非之旅与冒险》(伦敦，1836)中英国商人詹姆斯·金(James King)的一幅画作改编

尽管语言和文化有着潜在的相似性，但正是这些以城市为基础的王国提供了政治和种族认同的关键点。在19世纪早期，最强大的奥约面对豪萨和富拉尼穆斯林革命者的袭击开始衰落，该地区陷入了数十年的自相残杀。

那是一段混乱的时期。难民在流动，新的城镇建立起来，大量的俘虏被卖给了沿海的欧洲奴隶贩子。许多人在巴西和古巴沦为奴隶。另外一些人在海上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反奴隶贸易中队拦截，在数千英里外的沿海殖民地塞拉利昂获得解放。正是在这里，“约鲁巴”的概念开始被重新表述。

这一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基督徒，比如塞缪尔·阿加伊·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约1806—1891)， 1822年他被从葡萄牙奴隶贩子手中解放出来，1843年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那一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约鲁巴语言语法和词汇》(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the Yoruba Language)一书，第二年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主持了第一次约鲁巴语教堂仪式。1845年，克劳瑟作为教会传教士协会的一名代理人回到家乡，加入其他返回塞拉利昂的人以及从巴西解放出来的奴隶的行列[在巴西，关于约鲁巴兰(Yorubaland)的观念也在不断演变]，努力创建一个现代的、充满活力的约鲁巴兰。尽管这两个群体都包括穆斯林，但基督教才是他们的核心，其目的是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新社区意识。另一位塞拉利昂牧师塞缪尔·约翰逊甚至在其著名的《约鲁巴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Yorubas， 1921年出版，但在1897年已经完成)中指出，奥约的统治者——他自己的祖先——实际上是《旧约》人物的后裔，他们的宗教曾经是一神论的。因此，皈依基督教代表着对古代约鲁巴理想的回归，这种理想曾被“异教”、政治分裂和奴隶贸易所腐蚀。这些基督徒由此铺设了通往现代约鲁巴民族的道路。

祖鲁人和约鲁巴人只是许多非洲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进行了所谓的“种族进化”项目(ethnogenesis projects)的两个例子。这里的关键词是“项目”，也就是说，这些是有意识的尝试——在我们的例子中，这种尝试主要通过贵族阶层和基督教化的精英阶层来改造和扩大归属感而展开。

当然，两者都比本文描述的要复杂。在“祖鲁”(Zulu-ness)和“约鲁巴”(Yoruba-ness)不断发展的领域内外，关于这些标签的确切内容和含义有很多争论。此外，这两个假设的“民族”(nations)在殖民征服后被赋予更广泛的政治身份，使情况更加复杂。在祖鲁人和南非人之间，约鲁巴人和尼日利亚人之间，以及在南非人或尼日利亚人和“非洲人”之间，无论是单一的个体还是集中的群体，都需要重新确定界限。这项工作代代相传，对许多人来说，今天仍在继续。

“部落”

在我们写作本书时，一个受欢迎的纪录片节目刚刚结束了它在BBC电视台的第二季播放。它讲述了主持人布鲁斯·帕里(Bruce Parry)的经历，他每周都充满热情地沉浸在埃塞俄比亚奥莫河谷(Omo river valley)不同非洲人的文化中。这个系列纪录片节目的名字叫《部落》(Tribe)。这个节目很有趣，有时也很有启发性，但有一个问题。对非洲身份问题的许多误解，是其他国家对非洲人数百年来看法的结果。过去，欧洲的旅行者、传教士、殖民地管理者和人类学家都倾向于将多重身份划分为单一的“部落”概念。这是一种对非洲人是谁和他们如何生活的局外人理解模式。对使用这种模式的人来说，它承载着各种各样的含义，使用者经常提到它们，就像谈到非洲国家和社会的现实一样。

这一概念存在的问题是其隐含的意义，即我们所有人的多重身份与我们所受统治的政治国家之间有密切的契合。这意味着，例如，阿桑蒂或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身份——也必然与由血缘关系、宗教、文化或语言衍生出的其他身份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建设者统治着多元人口，而多元人口很少表现出“部落”概念所假定的那种整齐划一的一致性。虽然有些国家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是由血统、文化和宗教倾向联系在一起的，但最近的史学研究强调非洲人的物质流动性以及物质、智力和社会实验的活力。

我们还不断面临关于“部落”成员的分裂和不可沟通性的断言。卢旺达和邻国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的例子可能会有启发性。世界新闻界普遍认为，导致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仇恨是基于一些原始的部落差别。我们被告知，图西人是高大的牧民，他们传统上统治着矮小的胡图人，胡图人是从事耕种的农民。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欧洲殖民者，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比利时人，把图西人看作是含米特假设的代表。也就是说，他们被认为是来自北方的贵族入侵者，征服了当地的胡图人。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历史可以挖掘。简单的部落模式根本行不通。从我们对该地区的了解来看，殖民主义出现之前的几个世纪以来，分散的王国之间一直在争夺政治权力，但这些冲突的断层线与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的分裂无关。这两组人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首先，图西人和胡图人说同一种语言——巴尼亚卢旺达语(Banyarwanda)。此外，在成为殖民地以前和殖民地时期，大量的胡图人是养牛人；殖民前时期，也有占统治地位的胡图人和屈从的图西人。胡图人可以，也确实能够成为图西人，就像图西人成为胡图人一样。虽然“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含义源自非洲历史动态——那些变化的王权拥有者。这些身份的易变性是变化的后果之一，也是变化的原因之一。

部落的概念与帝国的语言有关。这是罗马征服者对北非土著柏柏尔人(“柏柏尔”一词源于希腊语“barbaroi”，意为“野蛮人”)，以及野蛮不羁的不列颠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设想。有人认为，“部落”并不总是有这样的贬低含义。毕竟，这是《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Bible)描述“以色列子民”分裂的方式。然而，这个词的现代用法是在欧洲帝国扩张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到了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家自信地认为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高形式的社会组织——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性而现代的机构，是对陈旧的不民主帝国和王国的一种替代。使用“部落”一词来描述非洲社会，是出于赞扬民族国家的愿望，同时也暗示了其他国家固有的低人一等的地位。这也是进行殖民征服的道德借口。简而言之，相比于民族国家而言，它意味着那些欠发达的原始政治、尚未被启蒙思想所照亮的文化、未受现代科学影响的技术，以及迷信而未达到精神层面的宗教。

事情不能就此打住。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许多地区的殖民统治“收编”了前殖民时期的当地政治体制。它试图利用较老的非洲国家的统治者作为辅助力量，执行维持和平、向人民征税、筑路和动员劳工的任务。这种地方政府权力下放的制度，是建立在被神圣化为部落地区的基础上的。有时这些地区与殖民前的管辖范围相对应。但也常常发生政府权力没有下放的情况。在没有明显王国或非洲人的地区，或殖民统治者喜欢称其为“酋长国”的地区，非洲人被鼓励推选酋长。例如，在尼日利亚东南部，所谓的“委任酋长”(warrant chiefs)是在讲伊博语的贫困地区设立的，这些委任酋长的合法性依赖于英国政府签发的委任令。在许多地区，酋长缺乏传统的合法性，但在军队或警察中为殖民国家做过一些工作。

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殖民干预和土著机构的权力实施，新的身份被创造，旧的身份被重新构想。李·克朗(Lee Cronk)对肯尼亚穆科戈多人(Mukogodo)的研究表明，这群从事狩猎采集(和养蜂)的人是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放弃自己作为穆科戈多人的身份，转而自称马赛人(Maasai)的。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是英国殖民地国家保留了肯尼亚高地最肥沃的土地，供白人定居者使用。穆科戈多人被命令成为这片土地的原始居民，并被分配到他们自己的保护区内，在那里他们将狩猎采集经济发展成了畜牧经济。邻近的马赛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养牛是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在马赛语(Maa)中，人的狩猎采集生活被侮辱性地称为“伊尔·托罗博”(il torrobo)。但是英国人错误地将这个贬义词理解为多罗博(dorobo)部族的名字。不过，多罗博人自己也有其他想法。现在，穆科戈多人在自己保留的土地上建立牛群，以此来统治他们的邻居，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上升了。他们正在成为马赛人。对那些做出这种转变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智力上都不是一件小事。它包括抛弃旧的身份，旧的身份部分是围绕着独特的语言——雅库(Yakuu)而形成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不相关的新语言——马赛语，以及其他适应新文化的努力。现在有一群人自称马赛人，而他们的身份也将被外人如此认定，他们离成为完全不同的马赛人只有两代之遥。

比利时统治下的卢旺达和布隆迪也走上了类似的进程。殖民国家要求非洲人在出生登记、工作和跨界旅行所需的文件上说明他们的部落关系。“图西”(Tutsi)和“胡图”(Hutu)这两个词——如我们所知，源自某种更像是阶级术语而非种族的东西——成了部落名称。对某个成员的身份进行记录来确认和形成个人身份。而图西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种族优越的民族，所以变得更受比利时人的青睐，他们在殖民地官僚机构中享有更多接受传教教育和有偿就业的机会。殖民统治并没有造成部落不平等和冲突，而是把它推向了危险的，最终是灾难性的新方向。

在欧洲帝国主义时期，“部落”的概念概括了非洲人的差异性；但就像殖民征服带来的许多变化一样，这个概念已经生根发芽。部落归属感(或者用一个更礼貌但内涵更少的词——“种族”)在许多地方已经被非洲人自己所接纳，与亲属、宗教和国家在同一种归属框架展开竞争。对一些人来说，它包含的道德观念根植于社区和国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之中。对另一些人来说，特别是对寻求区域选民支持的政治家来说，它成了积累权力的工具。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争夺新国家蛋糕的斗争往往是由民粹主义引发的；民粹主义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所谓的部落或种族差异的敏感。简而言之，在当代非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十分突出。

[1]　Asantehene，加纳阿桑蒂人的国王。

[2]　黑人性文化运动，也被译为黑人学文化运动，其主要主张是黑人是感性的，白人是理性的，各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