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宏观主题的简短介绍。事实上，它是对两大宏观主题的简短介绍：其一，它关乎非洲其地及其人；其二，它关乎非洲的过往，正如非洲人所设想及历史学家所书写的那样。无论非洲其地其人还是其过往，二者的规模都是巨大的。非洲大陆从地中海南岸一直延伸到好望角，由50多个国家组成，其语言和文化是世界上最多样化的。非洲是人类的摇篮，是人类最初进化之地，人类从这里向外扩张并定居在地球上。非洲有着可追溯的历史，最早可至5000年前世界最早的古文明——法老埃及。

即使只梳理跨越非洲大陆不同地区的最流水账式的历史脉络，也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而且这还会像每年哈马坦风从撒哈拉沙漠吹向南方，使塞内加尔到苏丹的天空都像失色的沙尘一样枯燥、干巴巴。概述整个非洲或其不同部分的历史书籍已浩如烟海，我们在本书的末尾也推荐了此类书籍。然而，我们的目标是反思非洲过去被想象和呈现的方式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只把历史作为一种对过去的再现，而把它排除在一系列真实事件之外。我们的论点由整个非洲大陆的系列事件、发展过程，以及远离非洲的移民裔群所证明。我们希望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非洲过往研究中出现的主要议题、问题和争论。这些问题不仅对了解非洲，而且对了解整个历史学科都至关重要。

我们的议题具有挑战性，不仅因为从客观上看非洲地域广袤、历史厚重且复杂多样，还因为“非洲历史”本身的概念具有争议性——一些人认为它不重要，而另一些人却把它当作意识形态武器，并始终顽固地抵制精确的定义。最后一点可能会显得很奇怪。正如我们刚才所说，非洲是一个大陆，它的过往就是构成非洲历史的要素。但是，一个大陆是否拥有这样的“历史”呢？几乎不可能有一本这样描写“亚洲历史”或“欧洲历史”的书。非洲独特的历史思想基于这样的假设：非洲大陆拥有某种超越地理范围的根本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仅将整个大陆联系在一起，而且使它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

从一开始，种族问题就出现了，因为非洲的历史常常被视为黑人的历史。这就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果非洲的历史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那么它是应该将撒哈拉沙漠的北部和南部地区都包括进去，从而包括许多不明显“黑色”人民的历史？还是说，仅仅指撒哈拉以南或“黑非洲”的历史？如果是后者，那么它应该包括在非洲大陆以外生活和死亡的数千万非洲人(主要是奴隶贸易所创造的美洲和亚洲的黑人裔群)的历史吗？除了包容和排斥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非洲历史在本质上是否与世界其他民族或地区的历史一样，遵循同样的“普遍真理”和同样的学术分析方法？抑或是，非洲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按照非洲自己的逻辑来研究它的过去？抑或是，按照它的无数组成部分的不同逻辑来研究？换句话说，“非洲”拥有怎样的非洲历史？

非洲大陆内外的历史学家对以上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似乎令人惊讶。关于非洲历史的研究，学者们在这些基本定义上存在分歧，这说明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尽管非洲历史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它也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作为一项公认的探索性学术课程，它的历史只有四五年。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历史学科在西方大学中的确立，欧洲的普遍看法是，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没有历史可言。非洲社会不仅被认为是原始和不变的，而且由于其人民普遍缺乏识字能力，故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没有集体历史意识。

这些种族观念是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出来作为19世纪末征服和分裂非洲的行为的辩护依据。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伪科学的种族等级制度和殖民帝国瓦解了，但对非洲历史正确性的怀疑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叶，其质疑者包括一些历史学界众所周知的主要(欧洲)成员。怀疑论者关于非洲缺失历史意识的看法是错误的。长期以来，非洲人民对过往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记忆方式。非洲的历史不仅仅是被现代大学“研究出来”的历史。好在，近年来，接受非洲过往是历史学科的合法组成部分(就如接受其他殖民地的人民、妇女、穷人，以及迄今为止无声的边缘化群体，他们也是世界的合法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承认人类历史多样性的关键性突破。

非洲的诞生

在开始讨论非洲历史的轮廓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审查非洲本身的轮廓。两者并不容易分开，因为要想把非洲视为一个地方，就必须从历史中去思考。近几十年来，许多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越来越怀疑公认的智慧，开始仔细研究和“解构”(un-package)一系列长期以来被简单地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知识。这种“解构”部分是为了说明社会和个人如何看待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自身，并试图证明由此形成的构想比想象的更复杂，更易发生变化。它还关注某些文化如何看待其他文化，特别是欧洲或“西方”如何看待亚洲、非洲、美洲和其他地方的人民。除了复杂性和变化，我们强调的是观察者们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感知的，他们可以被视为受帝国权力的动态变化所影响。

在这方面，一项开创性成果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考察了欧洲视野下奇异、颓废和腐败的“东方”和北非。萨义德因假设存在构建了反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整体欧洲世界观，而受到了很多批评。然而，尽管他的著作有缺陷，但仍极具影响力，并催生了一系列反映世界观的著作，如罗纳德·因登(Ronald Inden)的《想象印度》(Imagining India)、刚果哲学家V. Y. 穆丹贝(V. Y. Mudimbe)的《非洲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frica)。非洲是怎么发明出来的？是由谁发明出来的？穆丹贝认为，简单来说，非洲的概念最初并非由非洲人发明，而是由非非洲人提出，这就是“差异范式”(paradigm of difference)。换句话说，非洲已成为奇异的三棱镜，外来者(主要是欧洲人)通过这种棱镜折射出“他者”和他们自身的图像。

有很多证据支持这种观点。在20世纪之前，很少有非洲居民认为自己是“非洲人”。“非洲人”这个词本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地中海的古典文明时期。希腊人首先设想了地中海世界的三分区域，他们称地中海南岸为利比亚，与东部的亚洲相对，而西北部则是欧洲。在利比亚和亚洲之间有“埃及”(另一个希腊词)，其伟大的河流——尼罗河被古代地理学家视为两个领域的分界线。

对希腊人来说，“利比亚人”(Libyans或Libyes)一词似乎具有模糊的种族含义，因为它被用来区分地中海沿岸人民与南部肤色较深的“埃塞俄比亚人”(源于希腊语“Aithiops”，意为“晒黑的脸”)。希腊观察家将利比亚人划分为无数个部族，其中一个部族位于腓尼基人的定居地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后来罗马人称其为阿非利人(Afri)。阿非利加(Africa，即非洲)——“阿非利人之国”，这个词的应用，最初被严格限定于公元前146年征服迦太基后所建立的罗马人的一个行省。在公元7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和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之后，同一片沿海地区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伊夫里奇亚”(Ifriqiya)。直到15世纪葡萄牙海员将非洲纳入欧洲人的活动范围时，“非洲”一词才普遍适用于整个非洲大陆。

图1　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三分世界。这是一幅来自11世纪莱比锡手抄本的中世纪“T形图”，其中尼罗河位于亚洲边境；迦太基、努米比亚、利比亚和毛里(Mauri)位于北非；而埃塞俄比亚、斯科舍(Scotia)、安格利亚(Anglia)位于世界的外围

葡萄牙在“发现时代”的航行不仅有助于增进欧洲对非洲的了解，而且开启了欧洲人对非洲人看法转变的历程。这种转变源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奴隶制是古地中海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它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它也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包括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然而正是发生在16至19世纪之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迫使大约1200万非洲人迁移到美洲，使欧洲人在种族劣等、奴役和非洲三者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联系。我们将在第四章再次讨论奴隶制和奴隶贸易。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非洲的许多现代观念都是从大西洋奴隶制度这一残酷无情的熔炉中产生的。

此外，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考验中，非洲人自己才开始接受非洲的概念。第一批这样做的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的反奴隶贸易活动家奥劳达·伊基阿诺(Olaudah Equiano)，以及亚历山大·克拉梅尔(Alexander Crummell)、马丁·德拉尼(Martin Delany)和爱德华·W. 布莱顿(Edward W. Blyden)等19世纪的非洲裔美国人。这些思想家能够认识到非洲，正是因为他们离开了非洲，他们奠定了后来所谓的“泛非主义”的基础。他们不仅借用了非洲的概念，还借用了19世纪欧洲的种族语言。在早期的泛非主义思想中，非洲——或者有时继续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大陆——被视为独特民族(“黑人种族”)的家园。直到19世纪末，这些思想才开始在非洲内部发展，它们首先出现在西非沿海贸易城镇上的那些有读写能力的英语社区中。那时，非洲大陆正处于欧洲殖民征服的边缘，对许多人来说，这一状况将进一步巩固“何为非洲人”这一议题。

正如最近对中世纪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欧洲的概念与非洲一样，都是一种想象。欧洲人不是唯一“发现”非洲大陆的外来者。穆斯林阿拉伯人在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32年去世后的70年里，横扫了阿拉伯半岛，征服了整个北非沿海地区，并在公元711年将他们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罗马时代，北非曾是早期基督教的中心，而现在北非以穆斯林为主。当地大多数埃及人和柏柏尔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加上阿拉伯移民的涌入，他们共同创造了独特的北非文化和政治王朝。穆斯林地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希腊思想中对已知世界的三分法，但这被基于信仰的、更为基本的世界观所覆盖。因此，北非成为伊斯兰居住区(阿拉伯文为“Dar al-Islam”)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则被称为非信仰居住区(阿拉伯文为“Dar al-Kufr”)，有时被称为战争地区(阿拉伯文为“Dar al-Harb”)。

在第一个千年结束时，骑骆驼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商人已经开始在撒哈拉沙漠上与他们口中的“比拉德-苏丹”(Bilad as Sudan，即黑人的土地)建立联系了。随着贸易而来的是伊斯兰教本身，它吸引了来自西非稀树草原王国的商业精英和统治精英，使其成为皈依者，并模糊了伊斯兰信仰和非伊斯兰信仰的界限。非洲东海岸也在进行类似的进程，该进程与印度洋上的穆斯林海上贸易相关联。与后来的大西洋贸易一样，跨撒哈拉和印度洋的贸易也包括奴隶的出口，尽管对穆斯林来说，“异教”而非肤色才是奴役的主要理由。然而，中世纪阿拉伯人所写的关于“比拉德-苏丹”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北非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等经验丰富的思想家所写的著作，往往都表达了对“原始”非洲人的蔑视，这种蔑视超越了对异教徒的通常程度。对北非穆斯林来说，“黑非洲”也被认为是“差异范式”。

反过来，北非也给那些试图定义非洲和“黑人种族”的人带来了问题。正如萨义德所言，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人可能认为该地区是正在衰落的东方的一部分。但它在历史范围内仍然被认为与南部永恒原始的“部族”非洲形成鲜明对比。在19世纪的泛非主义者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非洲的“救赎”将通过皈依基督教来实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表明了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不同态度。有些人，如布莱顿，对该宗教持高度赞成的态度；另一些人认为这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奴隶制存在联系。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神话也产生了“含米特假设”(the Hamitic hypothesis，源自《圣经》中的诺亚之子哈姆)：这个假设认为，来自北方的皮肤白皙的入侵者有责任传播“黑非洲”存在的所有文化成就。早期的泛非主义者也吸收了这一理论，他们急于把黑人历史拉进通史叙述中，而先前的通史叙述则否定了非洲文化与基督教的中东起源之间存在联系。

19世纪那种认为人类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种族的观点，现在已经被遗传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抛弃。所以，总的来说，也有一些伟大的理论认为某种本质上的“非洲文明”正在传播。然而，对非洲进行定义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是通过对非洲大陆两位著名历史学家最近的教科书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约翰·伊利夫(John Iliffe)的《非洲人：一个大陆的历史》(Africans: 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正如副标题所示，他把非洲的历史当作撒哈拉以南和以北整个大陆的历史。相比之下，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的《1940年以来的非洲》(Africa since 1940)忽略了北非，将非洲的范围限制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并以此暗示后者代表了非洲历史的独特之处。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有着白人定居和工业化历史的南非也令人不安地出现在许多教科书中：伊利夫在其著作的最后将南非的现代史纳入了一个独立的章节。按照惯例，这两本书都把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岛作为非洲的一部分——尽管同样按照惯例，这两本书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进行更多的说明。

还有学者主张将非洲移民裔群纳入非洲历史，他们坚持认为，非洲的历史远非止步于非洲大陆的边缘，而是一直延伸到所谓的“黑色大西洋”。这些主张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已经注意到非洲移民裔群在非洲概念形成中的重要性，稍后将继续讨论关于非洲移民裔群在非洲历史上所发挥的更大作用。就北非而言，从文化、历史甚至地理上来说，该地区既是非洲的一部分，也是地中海世界、西南亚或中东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会辩称，至少“种族”“部族”“亲属制度”，以及外部观察者排挤非洲社会的各种其他框架现在都已被抛弃或质疑；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恢复非洲大陆的过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因此很难忽略非洲本身的概念。

非洲大陆的谎言：环境和历史

“非洲”很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但它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和景观构成了它的人类历史背景。近年来，环境史非常流行，其流行原因部分在于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人口增长、饥荒和生态危机的担忧不断升级。约翰·伊利夫1995年出版的《非洲人：一个大陆的历史》一书以非洲大陆的历史人口学为中心主题，着重强调非洲人作为“代表整个人类殖民了世界上一个特别不利地区的拓荒者”的作用。伊利夫认为，在“古老的岩石、贫瘠的土壤、变化无常的降雨、丰富的昆虫和独特的疾病流行”的恶劣环境中建立持久的社会，代表着人类对抗逆境的胜利。然而，这一胜利来之不易，因为它是以巨大的人类苦难和非洲持续的贫困为代价的。伊利夫坚持认为，“现在是理解和反思非洲大陆历史中折射出的当代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由对现在的关注所决定的，这是一种常见的甚至是陈词滥调的看法。众所周知，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现代历史著作的基石之一，其被解读为反映了18世纪末人们对大英帝国衰落的焦虑。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毫无疑问，非洲历史研究领域受到了过去50年来该大陆起伏不定的命运的影响。受非洲历史上反对殖民统治的解放斗争和建立独立国家运动的启发，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历史学先驱倾向于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史上，特别是土著非洲国家的政治史。20世纪70年代，随着政治动**和经济衰退成为常态，经济史开始崭露头角。随后，人们对社会史越来越感兴趣，即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而不是狭隘地关注“伟人”的行为。

我们将在不同的时间点回到这条轨道上，包括最近向文化和思想史的“转向”。当然，非洲的史学要比这复杂得多：与这里所概述的线性演化相比，非洲史学有更多重叠和争议的观点。然而，它提醒我们，思考非洲的方式在不断演变。这也适用于像物理环境这种似乎是固定不变的东西。正如詹姆斯·迈卡恩(James McCann)在最近一份关于这一主题的调查中所写的，“环境史和景观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关于非洲历史文化和殖民政府如何看待非洲大陆的想法、观念和对策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完成对非洲的设想。

那么，非洲大陆看起来怎么样呢？就地形而言，它没有其他大陆那么极端。山脉地区确实存在：主要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阿特拉斯山脉，以及从厄立特里亚向南穿越东非大裂谷、大湖地区直至南非德拉肯斯堡的高地脊。众所周知，乞力马扎罗山白雪皑皑的峰顶高出赤道5895米——尽管在全球变暖的时期，其白雪皑皑的峰顶明显在退缩。然而，非洲大陆只有4%的地方其海拔在1500米以上，其中一半位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阿比西尼亚高原。非洲大陆的核心是一座向东隆起的巨大古代岩石高原，但它被一系列广阔的冲积平原所围绕。与非洲的岩石一样，非洲的土壤也很古老，而且很多土地都非常贫瘠，无法用于农业生产。

除较分散的东部高地之外，随着赤道两侧降雨量的下降，非洲的生态系统呈条带状发生了巨大变化。向北，刚果盆地和西非海岸的赤道雨林被林地和稀树草原所取代，接着是半干旱的萨赫勒草原、广阔的撒哈拉沙漠，最后是北非湿润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赤道以南，这种模式重复出现，西部的稀树草原被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和纳米布(Namib)沙漠取代，然后是南非好望角(Cape)的温带气候。

这些生态区中，大多确实被证明很难让人类居住。具有挑战性的地形、极端气候和高发病率都是造成非洲人口水平始终处于较低位的原因。分散的流动人口，反过来又限制了未来的国家缔造者建立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但如今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认为环境在实质上决定了人类活动的进程。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环境决定论”是帝国时代欧洲人看待非洲的核心——就像古代穆斯林对热带地区的看法一样。也就是说，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种族特征源于环境条件，“令人衰弱”的热带气候是非洲黑人落后的根本原因。

没有什么环境比赤道森林更让人感到衰弱。原始、单调且难以穿越的黑暗“丛林”被认为孕育了最原始的东西。赤道丛林曾经是——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关于非洲景观最持久的流行神话，并且它作为非洲“差异性”(otherness)的隐喻，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旅游文学，一直延续到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901年的著名中篇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20世纪20年代的“丛林音乐”(Jungle Music)，以及反映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政治暴力的当代报告文学中。

图2　非洲主要地理形态

非洲的生态区不仅非常多样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在发生变化，并且是持续性的变化。变化的方式既有长期的线性变化，也有节奏性的季节变化。此外，局部景观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人类活动塑造的。外来粮食作物的引进改变了非洲的农业系统：大麦和小麦在数千年前从亚洲传入非洲东北部，香蕉在第一个千年从东南亚传入非洲，玉米和木薯在16世纪从美洲传入非洲。现代非洲还拥有由混凝土、玻璃、木材和波纹钢铁构成的城市景观，现在非洲大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

也许体现非洲环境变化最显著的例子是撒哈拉地区的沙漠化。大约1万年前，热带非洲的气候进入了强降雨时期，在大约5000年的时间里，撒哈拉地区形成了湖泊、河流和茂密的草原。这一环境有利于该地域大部分地区的人类居住。考古证据表明，到这个时代结束时，撒哈拉人已开始从狩猎、捕鱼和采集转向家畜的驯养和谷物的种植。他们还开始创作一些非洲最早的艺术作品，其形式是引人注目的岩画，这些岩画至今仍能在马里的阿德拉尔·德·伊福拉斯(Adrar des Iforas)、阿尔及利亚的阿哈加尔(Ahaggar)和塔西利(Tassili)等多山沙漠中露出地面的岩石上看到。

大约5000年前，降雨量开始下降，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撒哈拉地区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沙漠。干旱的过程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的定居——把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连同他们新的粮食生产技术，向南推进到东非和西部的森林边缘。这迫使其他人从干旱的平原向下进入肥沃的尼罗河谷，从而创造了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并促成了非洲第一个中央集权王国——上下埃及的出现。最深刻的变化是，沙漠化使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欧亚大陆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二者的文化相互隔离，不断发展。直到第一个千年人们开始驯化骆驼再次穿越撒哈拉后，这种文化隔离现象才得以结束。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沙漠屏障的南部边缘，以便更多地思考非洲的概念，以及环境在塑造其历史中的作用。

尼日尔河中部：城市化、公民社会与帝国传统

1938年，一位名叫维耶拉德(Vieillard)的教师兼业余考古学家在法属西非殖民地苏丹(今天的马里)的詹纳镇(Jenne)以南3公里处的一个旧定居点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当地说詹纳克语的人称这个地方为“古詹纳”(Jenne-jeno)，它是散布在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洪泛区的众多废弃遗址中的一个。维耶拉德对遗址的报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古詹纳仍然没有受到学者和文物收集者的关注。直到1977年，也就是马里独立17年后，古詹纳的考古工作才开始。30年后，这项考古工作使古詹纳成为非洲最重要的历史遗址之一。除了一些陶俑，这里没有任何不朽的遗迹，也没有任何壮观的人工制品，然而，考古发掘显示，古詹纳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知最古老的城市中心，建于公元前3世纪，并持续存在了1600年。它的发现改写了尼日尔河中部地区的历史，改变了我们对非洲城市历史的看法。它还挑战了全球范围内城镇和城市兴起的既定思维。

图3　西非尼日尔河中部地区

古詹纳的故事为我们引入了一些主题，例如身份问题、起源问题，以及非洲历史上内部与外部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讨论。古詹纳考古工作将尼日尔河中部可追溯的历史往前推了2000多年，它还证明了将20世纪上半叶法国开创的所谓“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见解应用于非洲的可能性和问题：对长期性(longue dure)和精神状态(mentalit)——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独特心态进行深层次分析，极为重要。

长期以来，尼日尔河中部地区一直是人们对非洲印象的重要来源。萨赫勒(Sahel)位于撒哈拉沙漠干旱的南部边缘，是讲阿拉伯语的人所称的“海岸”，它与公元8世纪至16世纪统治苏丹西部政治版图的三个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的先后崛起有关。有关加纳的第一次历史记录是公元8世纪末，大量穆斯林商人被其统治者所控制的利润丰厚的黄金贸易所吸引，而穿越到沙漠的另一边。六个世纪后，正是这种贸易吸引了葡萄牙水手来到几内亚海岸。跨撒哈拉的交流和穆斯林的治国方略支撑了苏丹帝国建设的进程，催生了加纳的后继者和沙漠边缘地区的转口港市：内陆三角洲以南的詹纳以及北部的传奇之城廷巴克图(Timbuktu)。

图4 城市建筑的艺术形式。1905年，詹纳（位于当今马里境内）的一座房子：这是横跨西非萨赫勒和稀树草原地区的“苏丹风格”泥基建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照片由埃德蒙德·福捷（Edmond Fortier，1862—1928）拍摄，他是早期殖民时期法属西部非洲地区著名的摄影师和明信片出版商。福捷驻扎在塞内加尔达喀尔，1900至1910年间他拍摄了大约3300张照片

至少，这是对有关苏丹帝国建设进程的老派观点。甚至在非洲历史作为一种学术课题出现之前，在对非洲大陆过去的解释中，加纳-马里-桑海序列就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富有同情心的殖民统治者，以及富有开拓性的美洲非裔学者来说，最能从时间迷雾中浮现出来的正是这些伟大的帝国。对第一代所谓的“民族主义”专业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也是国家。他们关心的是通过证明非洲远非欧洲帝国主义神话中的原始部族王国，而是有着悠久而高贵的国家建设传统，从而将非洲的过去“去殖民化”。这一点在诸如马里这样的伟大苏丹帝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著名的曼萨·穆萨(Mansa Musa， 1312—1337)统治的鼎盛时期，马里幅员辽阔，以其财富和权力遍布欧洲和伊斯兰世界而闻名。

国家的命名

新国家盗用历史名称可能令人困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其目的往往是消除欧洲殖民时期的命名法，并与真实的非洲历史建立联系，但其中一些古老的名字恰恰也是由外人创造的。埃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最初都是希腊词汇，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以及“摩尔人”一词)都是源自罗马词汇，意为北非的一个“部落”。英国的黄金海岸殖民地在独立时取了加纳的名字，尽管这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名字，这个国家似乎被自己的统治者称为瓦加杜(与现在的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黄金海岸相距数千英里)。随着历史的延续，法国的苏丹南部殖民地变成了马里，而只有“苏丹”地区的东部(来自比拉德-苏丹)保留了苏丹的名字。或许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国家重新命名是上沃尔特(原名为Haute Volta或upper Volta)将两种土著语言的单词组合在一起后，改名为布基纳法索，大致翻译为“廉洁之国”。

然而，最近的考古研究，再加上历史学家、艺术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既定的陈述。第一，对古詹纳的挖掘表明，尼日尔河中部城镇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口头传播和阿拉伯编年史所标注的时间。古詹纳远非与世隔绝的地区，而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被发现的古代城市文明。第二，长期以来的假设，即认为外部力量为苏丹西部非洲的“复杂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催化剂，现在已经完全被推翻。远在北非商人到来之前，古詹纳就是繁荣的地区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第三，本土城市文化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出现。简而言之，该地区古老的城市景观中没有任何标志性建筑的痕迹，而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建筑通常指向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的中心。考古学家罗德里克·麦金托什(Roderick McIntosh)认为，尼日尔河中部文明的本质不是等级制度，而是多元的“差异化结构”。换句话说，它的本质和核心可能体现于在不诉诸强制性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实现自我组织的能力，而不是体现于帝国建立的辉煌历史中。

图5　13世纪至14世纪，从詹纳地区的古墓中发掘出来的骑乘武士的陶俑——这是帝国传统的化身。骑兵技术在巩固西非大草原上的中央集权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悠久的历史中，尼日尔河中部曾对具有挑战性的自然环境和同样具有挑战性的人类景观进行了娴熟的管理。前者成功地维持了麦金托什所描述的“一个毗邻荒凉的撒哈拉沙漠的巨大冲积花园”，后者通过“种族和解”的进程确保了社会和谐，并因该区域各民族，包括索宁克人(Soninke)、马林克人(Malinke)、班巴拉人(Bambara)和其他民族所共有的一系列象征性的核心价值观而得到巩固。在这些价值观中，最突出的是当地村庄社区(kafu)的自治和神秘力量(nyama)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融合成了曼德文化[1]，为世人所知。麦金托什把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称为帝国传统。曼德文化群体的北部分支——索宁克人统治着加纳王国。从曼德中心地带到南部兴起了另一个分支——马林克人。13世纪，马林克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建立了新的统治体制，即马里王国。

为了重现帝国传统，历史学家可以求助于考古记录之外的其他资料：北非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的记述、当地写的阿拉伯编年史(ta’rikh)，以及曼德人自己的“古老语言”(kuma koro)。换句话说，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史前阶段开始逐渐成为历史。然而，与中世纪欧洲、印度或中国在同一时期产生的大量文字记录相比，这样的资料来源少之又少，而且支离破碎。此外，这些资料还给历史学家带来了解释问题。例如，过度依赖穆斯林游客和编年史作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早期人们强调外部因素(特别是跨撒哈拉贸易和伊斯兰教)在国家崛起中所起的作用。土著人口述传说的应用有助于纠正这种失衡，但这也存在问题，因为大多数口述内容直到20世纪才首次被记录下来，比如曼德文化最著名的知识宝典——长篇史诗《松迪亚塔》(kuma koro)。这是一首由口头传说艺人(马林克人称其为“jeliw”或“griots”)精心制作的荷马式史诗，它讲述了松迪亚塔·凯塔(Sunjata Keita)如何征服苏苏(Soso)巫师——苏曼古鲁·坎特(Sumanguru Kante)并创立了马里帝国的故事。

图6　反抗帝国的传统。图阿雷格骑兵手持剑、长矛和盾牌，穿着他们著名的靛蓝长袍，带着头巾。1906年由埃德蒙德·福捷摄于廷巴克图。图阿雷格联盟几十年来一直抵制法国对撒哈拉地区的征服（中间的人物可能是1913年领导攻击廷巴克图法国军事哨所的酋长），并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起来反抗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马里

1100年后，古詹纳开始衰落，到1400年，这个城镇已经被遗弃。其原因尚不清楚，不过这确实是一段气候不稳定和自然环境恶化的时期——这些因素也助长了新力量的释放和冲突，最终导致马里的崛起。到了15世纪，马里也在衰落，继位纠纷、游牧民族的渗透以及东部对手桑海的崛起削弱了马里的实力。随着帝国统治的瓦解，地方自治得到了重新确立。换言之，当国家改朝换代时，社会依旧得以延续。

然而，帝国传统远未结束。公元第一个千年“公民社会”表面上的和谐，与过去四个世纪该地区所陷入的暴力和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过去四个世纪里，一系列掠夺性的国家缔造者竭力将自己的专横权力强加给当地社区。首先是摩洛哥的征服者，他们在1591年穿越沙漠战胜了桑海帝国，而后相继是塞古(Segou， 17世纪)——班巴拉国王、瑟库·阿马杜(Sekou Amadou)极端的伊斯兰神权政治(1818—1862)、乌马尔·塔尔的图库勒帝国(Tukulor，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1893—1960)，最后是它的后殖民继任者——中央集权的马里共和国(被军队统治了几十年)。重现政治叙事一直是历史学中比较容易的部分。但在政治叙事的背后，隐藏着更多难以捉摸的个人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历史，它们只是匆匆地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恢复和重现非洲历史的挑战就在这里。

[1]　曼德文化，主要指母语为曼德语的非洲国家形成的文化，它起源于马里帝国，向东延伸到布基纳法索，向西到几内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向南至塞拉利昂、利比亚、科特迪瓦和加纳。(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