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结婚

今年年初，一群学生来我家拜年，我问他们：

“下一站去哪里？”

学生回答：

“去罗龙治老师家。”

罗龙治是台北“工技学院”的教授，我们是老朋友，偶尔遇有历史上的典故问题，我都会打电话问他，但是我们很少见面。于是，我很快接口：

“那好啊，我也跟你们一道去。”

进了罗家，寒暄过后，我们坐下来聊天。在场的四五个学生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话题不觉往婚姻方面打转，讨论的是结不结婚的问题。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言，后来罗教授作了结语：

“给你们一个建议，如果你们要结婚，一定要确信你的对象是真情挚爱。”

学生在面对老师训示的时候都点头，可是脸上却是一副不解的神色。见此情景，我挺身对罗教授说：

“你讲这些话他们不太能体会，不过我懂你的意思，我是过来人。”

二十多年前，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去结婚的呢？

很简单，因为我对传统赋予女人的角色和义务表示认同。那个时候的女孩，即使受了高等教育，如我们，但心里都非常清楚：婚姻是女人生命历程中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去完成。中国女孩的悲哀就是，没有经历交男朋友的阶段。我们不为交男朋友而交男朋友，是为找丈夫而交男朋友，甚少女孩会对目标产生疑虑。

为什么要交男朋友？

当然是为了体验生命中的情爱关系。

但是，我们不懂。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把情爱、和婚姻结合在一起。

基本上，我们对婚姻没有什么概念，有的也只是我们的父母所给我们的。我们传统文化中没有所谓的婚姻教育，儒家虽然提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和夫妇，但是摊开儒家所有的训示，前四伦的关系都有详细的叙述教你如何去修养，唯独夫妇这一伦几乎找不到。

在这样的教育下，婚姻只有仪式的传承。我们长大了，就跟我们的父母一样，纳入这个婚姻系统，大家都去结婚。

因此，中国人的婚姻质量之差无可比拟。我们的婚姻选择往往是迁就社会的现实，而不是迁就个人的兴趣或感情。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离婚率虽然低，却源自女方片面的忍耐。从小到大，我周遭长辈的婚姻并没有令我觉得结婚有多好，包括我母亲的婚姻都是一个大失败。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探讨结婚后的一堆问题，我只是应社会的规范，应观众的请求，走入婚姻，而且还要赶在成了大龄女子前快快找到一个婚姻对象。

寻找白马王子

在我还未进大学以前，看到邻居的姐姐们每个人都有大把大把的人追，送花的送花，写信的写信，将她们的大学生活点缀得多彩多姿。当时，我最大的志向就是上大学，在大学里去邂逅我的白马王子，仅此一念，竟然让就读一所差劲的商业职业学校的我，考进了“国立大学”，可见爱情的吸引力多么大。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过：“有什么信仰能与恋爱并立共存而分庭抗礼的呢？”

上大学的第一年，因为男多女少，我在学校里很风光，喜欢参加舞会，还被冠上“舞林第一高脚”的封号。第二年，中国台湾的大学首次出现一个延续至今的现象，文、法、商学院里女生的录取率比男生高。虽然我的舞技精湛，什么活动都参加，但是我始终没有在大学里邂逅我的白马王子，更没有过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

在我大四要毕业的那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创办人柴松林教授发表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灾难数字：

适婚年龄的女生多过男生！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灾难啊！但是，柴教授所提出的数字并不只在中国台湾出现，它在德国和日本都是既定事实。据统计，战争期间的出生率不论男孩女孩都很低，战争结束进入太平社会以后，人口出生率暴长。日据时代的中国台湾，在抗战最艰苦的那一年，平均人口成长率是一年十六万，换言之就是男孩、女孩各八万。抗战胜利后，中国台湾的人口成长遽升到一年四十万，男孩女孩各二十万。如果依照传统，男孩和女孩的适婚年龄相距五岁的话，1941年出生的八万男孩要配1947年或1948年出生的二十万女孩，这个比例就显得太悬殊了。

我是抗战胜利后第一年出生的。柴教授的灾难数字发表，印证了我上大学以后内心长久的疑惑。

为什么我可以嫁的男生都消失了？

原来，答案在此。问题是女生为什么一定要选比自己大的男生？如果往下找，可选的对象就多了。

赢得丈夫归

毕业之后，我很快地从不务实际寻找白马王子的想法中醒来，接受了社会现实。原因是女孩子上大学已经十九岁，四年大学毕业就二十三岁，在婚姻市场上，一个女人最有条件的时候是在二十五岁以前，她必须在十九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设定一个目标，努力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汲汲于婚姻市场中，想在身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赶紧将自己售出，以免到跌停板的时候必须等待被抛售的命运。

如果是在以前女孩吃香的情况下，我的任务并不算难。但是，我不巧遭逢了社会人口结构巨变的过渡期，在男方是买方市场的不公平情况下，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劣势。

这时候，我的丈夫出现了——以当年中国台湾的婚姻市场来看，他算是条件相当优厚的。一个留美学人，年纪三十岁，家世很好，家里环境相当不错，他可以算是抢手货了。在男少女多的情况下，我能嫁给他，也算是我的竞争能力很强了。我想主要因为我年轻貌美，大学毕业，在中学教国文。我们是经由朋友介绍而认识的，在认识不多久之后就结婚了，仓促结婚的最大原因是，他为结婚而结婚，我也为结婚而结婚，我们两个都在婚姻市场上待价而沽，双方的条件谈妥买卖就成交了。

离婚后，我在座谈会上常常碰到柴教授，每次都要嘀咕几句，都是他的乌鸦嘴，害我如何又如何。事实上，这是玩笑话，我的婚变当然和柴教授无关，而跟现世的社会有关。客观地看，我在婚姻市场上所遭受的压力还不算大，比我小三四岁的女孩到适婚年龄所受的压力更大。多年后，我们这一代的婚姻破产，多半都是因这些小我们三四岁的女人介入而起。有时候，我们不能只从道德或伦理的角度去看一个社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基础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僧多粥少。

一个不幸的家庭会制造另一个不幸的家庭，这是可以验证的因果规律。我出生在一个破碎家庭，母亲是改嫁的，她的再婚生活并不愉快，我从小就在母亲与继父的吵闹中长大。除此之外，我们家的物质环境奇差，为了从这个家庭逃走，我将婚姻当作逃生口，踏出了错误的第一步。

我们常看女明星在报纸上说，演了几年电视剧都是配角，唱了几年歌一直不红不火的，载浮载沉，突然向新闻界宣布息影嫁人或弃歌生子去了，仿佛结婚是解决一切的退路。也有很多上班的女孩告诉我，工作疲累没有什么展望，干脆找一个对象结婚算了。她们有着共同的心态，都将婚姻视为逃避事业挫折的避风港。抱持这种心态结婚的人，最后一定婚姻失败。道理很简单，婚姻根本不是也不应该是躲避失败的处所，我的婚姻所以失败仍有它的道理在，是出于个人对婚姻的认识不清。

都是贤妻良母惹的祸？

我觉得，女人是最可爱的动物，因为她们是最善于反省的动物。

从我发生婚变开始，很多长辈好心地和我一起检讨我的过错，而我也觉得她们都很有道理，说来说去，我发觉自己简直不是人，是猪八戒——这几年的婚姻生活中，我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婚前，我对他的了解显然非常不够，这点我早就知道。婚后，我一心一意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忽略了丈夫的感官满足。我从来没有好好打扮自己，而是让自己从四十八公斤的小姐变成五十八公斤的肥婆。结婚六年，我没有买过一管口红，我的口红是出嫁时邻居们合伙送我的，还有接收我前夫妹妹的旧货。在美国三年，我只买过两件地摊衣服，每件价值十美金。我的个性太刚强，我的前夫个性柔弱，在家里我一定太跋扈，诸如此类等等。唯一不曾落在我头上的罪名：我生了两个儿子。

从反悔当中，我又生出许多假设，假使当初我不如何如何，今天我就不会如何如何。总而言之，假使一切从头来过，我绝对不会扮演先前自己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是，时光不能倒流，我一味地自责根本无济于事，只是让自我的评价愈来愈低，而自我憎恶的情绪愈来愈高。

后来，我和一个很好的朋友谈起我们婚姻失败的种种，才发现我是庸人自扰。这个朋友她所扮演的角色和我完全相反，她非常重视打扮自己，讲求夫妻双方的**和愉快享受，控制先生的肚子，管束先生的经济，非常积极地扮演守门员的角色。结果，她的婚姻和我一样失败。

大约婚变的第四年，我开始平心静气地从一个较全面的角度去看婚变问题，我发现，任何一桩婚姻的失败，个人固然脱卸不了责任，但是它还掺杂了社会因素。我承认我个人的因素是婚前认识不清，婚后不懂相处技巧，但是我有很多经过爱情长跑的朋友，她们的婚姻依然失败。我想，最大的症结在于我们没有两性教育。

现行婚姻制度的男女关系是彻底的男尊女卑，我们正处在这个中国台湾父系社会解构的开始。解构是一种缓慢的、无形的运动，置身其中的人往往是看不清楚的，社会学家也没有先见之明，因为我们社会的信息不够发达，没有办法提供预警。

当中国台湾南部流行登革热时，体质较弱的人就会先感染，至于台北人很少受感染并不表示我们的体质强健，而是因为我们不在疫区内。同样的，当社会开始解构，最先遭受冲击的自然是都市人的婚姻，而婚姻本身不健全的更是首当其冲。

谁说一定要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