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妇女除了做贤妻良母之外，还要承受工作上的压力，为什么还必须替丈夫的把关？

如果，我们女人不再去做男人的守门员，而把时间花在造就自己上，我想，每个女人就都可以使自己活得更愉快、更美好，从而成就更大的事业。

很多做母亲的向我抱怨，她的儿子不爱念书。我反问她：

“你自己有没有每天念书呢？”

“我每天都那么忙。”她急急地解释，“哪有时间念书。”

“身教重于言教。一对肯念书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不需要父母耳提面命，自然会念书。”我告诉她。

同样的道理，一个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看管丈夫这件事上的女人，如果肯造就自己的话，虽不能保证她的婚姻不出问题，但是最起码当丈夫有外遇时，她不至于满盘皆输。为什么女人一旦知道丈夫有外遇之后，往往愤怒得不知所以，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注于家庭、丈夫的事业、丈夫的，弄得自己筋疲力尽，没有时间管自己、造就自己甚至没有自己。一旦我们所下的注输了，我们什么也收不回来，只有蚀本。

当年我在做×太太的时候，忙碌之余常觉得很空虚，我非常清楚，不论我怎么努力使我先生成功，在外人眼中成功也只属于他，不是因为我。这是很多女人在婚姻失败后，心理无法平衡的主因。她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代价去造就她的丈夫和家庭，遇到仳离时，却是什么功劳也没有，甚至连苦劳都被忘记。

因此，我建议所有的女性要建立分散投资的观念。你的事业应该是主要的、长久的投资，其次是你的人际关系，然后才是你的婚姻，它只能占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少一点。千万不可只投资一种股票——你丈夫的，一旦遇上跌停板，你就会损失惨重，一败涂地。

我的同学、朋友知道我的成长过程，都觉得我今天很有成就。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就，就算是有一点吧，那也得归因于我不再把时间花在另一个男人身上。

婚姻是绝对要用心经营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用心经营自己。

十三年前在美国休斯敦，我仍是“外事官员”夫人的时候，每次宴会，我们夫妇和“总领事”夫妇就一齐站在门口，欢迎那些来赴宴的美国贵宾和当地侨领。我总是跟在“总领事”太太后面招呼客人，尽一个“外事官员”太太的职责。那时候，我没有任何头衔，我的头衔只是×太太，那是我丈夫给我的，而我则努力地扮演这个角色，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先生能够坐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位置。主管只有一个我不敢奢望，负责人却有两个，我不是对我前夫的能力有信心，而是对我自己的能力深具信心。在我们的婚姻存续期中，我一直是比我先生能干，我相信凭我这么能干，一定能让他当上有关部门负责人，而我则是部门负责人的夫人。

自己的天空

从前的我，就像古代的那些女人，最了不起的自我期许就是通过丈夫和儿子实现自我价值。

我曾经想象，有一天我死了出殡，人家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头衔？在我生前，我是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夫人，我有一个做大官的丈夫，或者我的丈夫比我早走，我有一个做大官的儿子，儿子之后还有孙子，他们都是非常有出息的男性，而他们的成功都是我造就出来的；当我死后，我被尊称为×母施太夫人，备极哀荣。

如今我已经从幕后走到幕前了。从×太太时代，到今天成了妇运健将，时间只有十三年，可是我个人的心态上却有一个世纪以上的距离。从对传统角色的认同，到走出婚姻，我终于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有人也许要问我，会不会觉得后悔，因为我“部门负责人的夫人”的大业没有完成。

我后悔吗？一点也不。相反，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现在所有的头衔，都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些头衔在那些官太太眼中，也许是一些无聊到家的头衔，譬如妇运健将、婚姻辅导专家、作家、社会工作者，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角色很满意。

是精神病，还是烈士？

六年前，有一个九十分钟的节目邀请我上电视谈个人婚变的感受，在接受访问之前，我曾经考虑再三。我想，我毕竟不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不是领什么文学奖，我是去现身说法谈离婚的，在如此保守的社会中，别人只会当我是精神病，想出名想疯了，借离婚来出风头。我应该去当烈士吗？然后我又想到，简春安教授说：“离婚者是最寂寞的受害者，他们只能躲在暗处疗伤。”今天我已经走出离婚的阴影了，但是那些坐在黑暗中哭泣的女人需要帮助，我能帮忙为什么不？最后我接受邀请，开开心心地面对镜头，如长江黄河般滔滔不绝。

节目播出以后，很多人写信给我，还有人在信中向我求婚，都不外乎是说，像我这么好的女人怎么会被抛弃呢？他倒很乐意接受我。这类的请求我当然不予理会，真正的鼓励才是我需要的。吴静吉先生到我们学校演讲那天早上，我们在校门口遇上了，他对我说：“施寄青，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我感到一阵赧然。他又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这句话最值得安慰的是，有人了解我！

这就是我第一次作婚姻辅导——在电视上，如果它算数，也是后来我成立“晚晴协会”的原动力。离婚女人本来就令人注目，而我又到处作秀，才让人家知道离婚女人也有我这等凶悍的，这就叫强棒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