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对孩子们来讲，那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最高兴的时候。

三十儿早晨，老姨、姐姐和我都换上新衣服。父亲在外屋对着房门的北墙上挂起来一张家谱。家谱的上半部已经添上了一些名字，还有一多半是空白。家谱下靠墙横着一个枣红色的、没有光泽的长长的旧条桌。桌上摆放着铮光瓦亮的烛台、香炉等一大排锡制的祭器；还有上摞的馒头，点缀得红红绿绿的碗装的肉和菜……。香炉里点燃了的香冒出一股细细的青烟，直上房梁，香味弥漫在屋里屋外。长条桌前铺了一条旧红毡子。父亲写了一摞红纸对联，给灶王爷、天地爷，里屋门、外屋门等等各处都贴上之后，我觉得：过年了。

这是我儿时记忆中的第一个年。像这样比较隆重、比较正规的过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在我们家，仅此一次。家谱从这次挂出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它；那套锡器总算保存到1957年，父亲托人带到沈阳卖掉了。

三十儿晚上。奶奶、父亲和妈妈在北炕包饺子；我和老姨、姐姐在南炕玩儿。姐姐拿出一包小蜡烛——“磕头了”。她把点燃的蜡烛焊在炕沿上，排成一排。对我说，“百灵子，过来给‘磕头了’磕头。”“给它磕头干嘛！”老姨连忙解释，“磕头了，磕头了，你给它磕个头，它就一下子着了了。”“我不信！”“不信？你还没磕头呢，怎么知道着不了呢！”

我跪在炕上，对着炕沿，向“磕头了”逐个磕了头。磕罢，抬头一看，炕沿上的小蜡烛个头还是那么大，摇曳的烛光依然在闪亮。姐姐忙说，“头磕的不响，心不诚，重磕！”我又在炕上使劲地磕了几个头，炕上发出鼟鼟的响声。

“傻小子！她俩调理你呢。”奶奶在北炕笑着喊了一声，“别磕了。”

恍然大悟。原来她俩戏弄于我。当我准备好拳头要打她俩的时候，人家早已站到地中间，拍着巴掌庆祝胜利。逗的大家笑了一阵子。

姐姐从外屋搬来一箱桔子，送到我的面前，“百灵子！磕头有功，桔子让你先吃。”“这还差不多。”伪满时期的桔子大都是从台湾运来的。台湾桔子特别好吃，甘甜爽口，桔香沁人肺腑。

老姨和姐姐玩儿“嘎拉哈”，我当裁判。奖品是皮糖和小豆糜子糖。赢一把给一块；不管是谁赢了，我都要先吃一块。

接神的时辰到了。父亲对此持消极态度；奶奶却是积极要求接神，而且目标明确：接喜神。妈妈支持奶奶的意见。父亲只好出去走了一会儿；回来时宣布：神接来了。奶奶十分满意，好像喜神跟着父亲一起进屋了似的。我问了一句，“奶奶，喜神在哪里呢？”“凡人看不见神。”“那你看见了？”“我也没看见。”“那你怎么知道喜神接回来了呢？”妈妈看我一眼，“小孩子，别瞎问！”

煮饺子之前，老姨和姐姐放了鞭炮和刺花。

初一早晨，按规矩，小的要给老的磕头。过年磕头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只要磕了头，就会得到压岁钱。

我高高兴兴把压岁钱揣到兜里，姐姐和老姨双双站在了我的面前。她俩伸出巴掌，手心朝上。虽然人家不说话，我的心里明明白白：上次涂鸦之后，姐姐拽着我的耳朵小声跟我说过，今年的压岁钱必须作为毁坏人家水彩、图画纸的赔款。男子汉大丈夫，不能食言。忍痛割爱，乖乖的把钱给了人家。当然了，这些钱，即使不给她们，也是要给妈妈的。所以，我并不心疼。

2002－04－22（2006－09－27改、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