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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珓是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其卜具由成对的蚌壳、竹片、木片等制成。占卜者将其向天投掷，待卜具落地后，根据其俯仰向背和卜具上的刻划线条方向等信息占卜吉凶。杯珓是我国流行时间最长的占卜方式之一，已知最早的杯珓卜具是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至6000年前）的蚌壳杯珓卜具。由此可知，杯珓起源于红山文化。而这组出土于安阳小屯村的杯珓卜具，同样由蚌壳制成。这说明，缘起于红山文化的占卜术，通过贸易、战争或其它文化交流方式，传入河洛地区，并且从夏代一直延续到了商代。
毋庸置疑，河洛地区兼具文化传播的两大优越性，故“河洛居天下之中”实至名归。而世居于此的“夏”或华夏部族亦既拥有文化输出的内在需求，又兼有文化交流的交通之便。由此，夏都斟鄩的文化空间从一座城邑延展到了广袤的中原大地，进而波及更远的地方。这一具有斟鄩式文化特点的考古遗址被统称为“二里头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不仅遍及河南全省，且在河北南部、山西西南部和陕西东部亦有分布。这些遗迹的建筑类型涵盖城邑、村落、宫殿、墓葬群，以及制铜、制石、制陶、制骨、制玉等手工作坊；出土文物类型更包括石器、玉器、青铜器、陶器、漆器、骨角器等，材质丰富、种类繁多。而由于这些外围遗址是夏文化与周边部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因此依据不同特点，又分为豫西二里头类型、豫东下王岗类型、豫北冀南下七垣类型和晋南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所呈现出的差异化类型特征是夏文化不断同化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特征的龙山氏族文化所形成的独特产物，它为我们再现了一幅公元前21世纪至西元前17世纪时东亚地区“国野有别”“华夷各异”的夏文化版图。
据河洛而中天下，夏都斟的意义或可从定都洛邑的周人文献中略见一斑。《尚书·周书·康浩》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周洛，四方民大和会。”又据《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可见，在周公看来，居天下之中，则臣服于周的方国，无论自哪个方向前来洛邑朝见，距离都是一样的。作为一种交通之便，它将文化传播的优越性和军事征服的威慑性统一在一起。正如《诗经·小雅·瞻彼洛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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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辞：莆，雨。吕方平伐贞勿。有又吕受贞平伐。正贞平。伐吕勿平。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此，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此，鞞琫有珌。君子万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此，福禄既同。君子万年，保其家邦。”
由此可见，周天子聚军于洛水之畔，征伐作乱的方国，向四夷显示“中国”军威以令夷狄臣服，最晚至西周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政治军事传统。如我们所熟知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当烽火点燃，封国的军队会在第一时间向国都即“中国”集结，继而再开赴战场。所以，居天下之中的优势，晚至西周初年，即已从一种地理的利，变成了一种地缘的礼。而对于第一个据河洛而都斟鄩的夏，我们有理由推论这一“中国”传统的形成即在是时，它既确立了河洛地区地理中心和人文中心重合的空间绝对性，又促使得“尚中正”的环境美学成了华夏民族在此后4000年里都传承不息的一种天然的政治合法性。而由于以后的历史居然“传奇般”地印证了居“正统”“正朔”则享国长久，若偏安一隅则享国不长的规律，这又使得“尚中正”一语成谶，被后世赋予了更多的神秘主义儒学色彩。
（2）国都斟鄩，斟鄩居河洛之中
夏据河洛而都斟鄩，这算得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第一个“中国”了。
夏以后，定都于河洛的王朝，还有11个，分别是：商都西亳，周都洛邑，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都洛阳（史称“汉魏洛阳城”），隋、唐、后梁、后唐和后晋都洛阳（史称“隋唐洛阳城”）。而这12个王朝一共营建了5座国都（均在今洛阳境内），依次为：斟鄩（偃师二里头夏墟遗址）、西亳（偃师商城）、洛邑（周王城）、汉魏洛阳和隋唐洛阳。我们依旧以夏都斟鄩为例：与其他4座洛阳城一样，斟鄩亦位于河洛之中的洛阳盆地，享有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风水宝地”之誉。斟鄩前临伊洛河口（伊河为洛河支流，伊洛并流后的洛河，又称伊洛河），后依邙山，雄踞于伊洛河至邙山地势不断抬升的高岗上，诚可谓：临河而不忧涝，靠山而不忧旱，左右有翼，进退有据。斟鄩的选址，是堪舆理论史前史中的无字明证，也是堪舆学在形成期内的经验总结，而此后营建的4座洛阳城决定选址的风水观上，也基本因循了斟鄩的经验，并逐渐将这一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经验积累上升为了一种人文礼制和政治传统。这使得王城设计从一种实用的环境艺术变成了稳定的政治需求。
而与此后的4座洛阳有所差异的是，斟鄩是现今唯一坐落在洛河（现洛河而非古洛河）以南、伊河以北的洛阳城。但考古发掘发现在斟鄩城西南有洛河故道，故考古学者推断太康筑城时，斟鄩也必在洛水以北。因此，斟鄩（偃师二里头夏墟遗址）、西亳（偃师商城）、洛邑（周王城）、汉魏洛阳和隋唐洛阳这5座国都、王城在兴建时又都居于河洛之中。
（3）太康作宫城，宫城居斟鄩之中
在夏商周三代，尚中、贵中的堪舆美学思想不仅在城市的选址，处理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充分体现，同样也在城市内部，特别是王城、都城内部，在宫城、宫殿与城市的区域规划上贯穿始终。仍然以第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以夏都斟鄩为例：“钻探与勘查结果表明，现存（二里头斟鄩）遗址范围北至洛河（现洛河）滩（北纬34°42'23"），东缘大致在屹挡头村东一线（东经112°41'5"），南到四角楼村南（北纬34°41'10"），西抵北许村（东经112°40'16"）。遗址略呈西北—东南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2]
考古发现表明，遗址内的斟鄩城邑大体由5个功能区、城市道路和宫城城墙构成。这5个功能区为宫殿宫城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和一般居住区。其中，宫殿、宫城是斟鄩城邑的绝对中心。这一结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宫城与外城间存在居中和拱卫的地理存在关系。宫殿被方形城墙包围，城墙基址外侧的4条相互垂直、平行的大路围城了一个内环线，而其它城市功能区都均匀分布在内环线外，功能区之间仍有与内环线垂直、平行的小路相连，从而对整个除宫城外的城邑实现“井”字形的道路网状分割。这一特殊的城市结构成了此后中国在现代化造城运动兴起前的4000余年间在平原建城的黄金模式之一。与源起于军事要塞职能的“八卦城”相左，我们可称这种服务于行政职能或王权而规划的城邑作“王城”。而与现代城市地理学的“同心圆理论”有异，华夏城市的宏观结构虽然也可分为城市中心、城围和城外，但是其布局形式却不是同心圆，而是“同心井”。此外，由于宫城居中，因此宫城距离各功能区之间的距离实现了相对的均等。斟鄩城邑功能划分呈现了显著清晰的区域性，而除了代表王权和实现行政职能的宫城外，祭祀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又分别形成了以“类祭坛”式圆形地面建筑和铸铜作坊为中心的中央祭祀区和中央手工业区，而“类祭坛”和铸铜作坊就成为了除宫城之外的亚中心。在这两个亚中心周围的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内，还混杂有一些一般居住点和普通墓葬，我们推测，它们的主人可能是从事祭祀活动或手工业生产的从业者，而这些定居点和墓葬则是中央祭祀区和中央手工业区的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如同外城拱卫宫城一样，这些基础设施与亚中心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居中与拱卫的地理存在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将斟鄩的城市结构概括为“一个中心—多个亚中心”的同心井型构成。
其次，宫城与外城之间体现了人为规划与自然生长的历史存在关系。任何一座城市的形成，都是由人为规划和自然生长共同促成的。而在夏都斟鄩城的营造过程中，这二者存在着先行后续的历史存在关系。宫城的规划和营造在前，而外城的营造则是围绕宫城的城邑功能不断自然生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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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鄩的中央是宫殿建筑群，该建筑群是夏的中央行政机构驻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位于上图中心区域V区内。这里是二里头遗址内唯一保留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城市功能区。
宫城以北是祭祀区，位于图中VI区内。这里除了保存有一些疑似宗教祭祀用建筑遗迹外，还分布大量贵族墓葬。贵族墓葬在宫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均有分布，但以祭祀区最为密集，数量最多。
宫城以南是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图中IV区内。在该区以北靠近宫城的地方是玉石作坊，而中心则是面积超过1万平米的铸铜作坊。此外，在整个斟鄩城内，还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陶窑和骨器制造作坊，它们的分布规则性不强，并未集中出现在手工业作坊区内。而在宫殿宫城区的最南端，靠近图中IV区的位置，还发现了绿松石废料灰坑，据此推断，宫城内还设有绿松石加工作坊。
贵族居住区：在斟鄩城邑的中部、东部和东南部，宫城的四周，广泛分布着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据此推断，这些建筑原本的主人应为夏贵族。
一般居住区：在遗址的西部和北部区域，广泛分布着一些小型地面式或半地穴式房屋基址以及以陶器为主要陪葬品的小型墓葬。由于当时的营造能力有限，营造房屋的成本较高，因此分析，该区域应为夏国都普通市民的寓所。
此外，斟鄩城邑内还规划了与宫城宫殿基址成平行或垂直方向的道路。宫城外围有4条已经探明的垂直相交的大路，大路一般宽12至15米，最宽处达20米。城邑内的建筑间普遍有宽约5至6米的小路相连。四通八达的路网对城邑实现了“井”字形的空间分割。宫城还建有城墙，城墙将斟鄩分为市中心的城墙内的宫城和城墙外的外城。城墙以宫城外的4条大路内沿为边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长度分别为378米、359米、295米和292米。这表明当时的人已经掌握了一定水平的测绘能力。
夏都斟鄩作为迄今可考中国最早的一座王城，其宫城与外城间的结构关系与城邑整体的环境设计既是“尚中正”环境美学与儒家政治传统在城市美学和城市空间内的延伸，也是以王权、行政为首要区位因素的王城需求的规划实践。
在古代，我们称王城的基本宫城制为“择中立宫”。通过与后世王城的考古遗址比对，我们发现：此后的洹北商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亦都完整地继承了夏都斟鄩的“择中立宫”制度。这不仅说明了殷承夏制，更表明“择中立宫”作为“尚中正”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在更为具体、更为特定的人造空间内的无限延伸已经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习俗，并被后世王朝所恪守。而且必须特别提示的是，“尚中正”作为政治化的美学表现来源于隐匿在“自然—人”抽象关系的堪舆美学之中，而由于华夏民族极富由此及彼的系统论思维习惯，因此人们善于将掌握食物来源的空间概念总结为寻找天然洞穴的经验，进而推及至洛水之滨，又从洛水之滨推及至风水之辨、山水之间，继之带入城市这一纯粹化的人造建筑空间之内，并试图以城邑制、宫城制等政治制度模拟存在于天地间的自然美学秩序，以城市环境艺术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秩序，谋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儒家理想。
而与“择中立宫”并行不悖的，可能还存在着一个更富于神秘色彩的农业生产制度。“传说”就在城邑之内开始“择中立宫”、营造宫城的同时，在夏都斟鄩之外的广袤土地上，一种协调“自然与人即农耕农业空间”的“择中垦田”运动亦风生水起。这就是井田制。据《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又据《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史载井田制风行于西周初，而初行于夏。
据最早记录井田制的文献《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载：“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在历史上，井田制为儒家所推崇，却被后世史家、学者所诟病。新莽时，王莽改制曾据《周礼》为凭，欲以王田制为名复井田而终成笑谈。近代以来，如胡适、范文澜、郭沫若等大批学者都否认三代井田制的历史存在，认为井田或只作为一种农业土地的基本单位而存在，而井田制则是子虚乌有的政治理想乌托邦。
因此，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发现，在此我们无意于空谈井田制是否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也不想过分详解建立在其准确存在基础上的井田制与“尚中正”、与堪舆美学的渊源。但无可厚非的是，井田制的农业制度理想或可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尚中正”的政治传统对城邑外空间的渗透，它与“同心井”的城邑规划和自然生长呈现出惊人的形态相似性，其“先公田后私田”的等级次序抑或体现了时人以早期农业轮作模式协调农耕生产与土地保护之间生态关系的不懈努力。
在夏都斟鄩形成与规划的漫长历史中，从“中国”这一堪舆观念的实践到“尚中正”美学精神的形成，“中”开始从一种处理建筑、聚落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美学经验逐渐演化成服务政治合法性的环境规划礼制，这样的嬗变过程，在界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度邑和相宅与其它新石器文化类型截然不同的同时，也翻开了华夏民族之于文化中国的历史篇章。
[1][美]乔治·莱考夫、[美]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4页及其后页。
[2]徐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第23页（总第983页）。
[3]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重要遗迹分布与城邑格局图》，载《夏商周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