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有很多称谓。其中，自称者有“华夏”“神州”“中华”“九州”，云云；他人谓我亦有“震旦”“契丹”“支那”“陶瓷”，等等。不过，千奇百怪的称谓中，国人最爱者还是“中国”。

中国为什么被称作“中国”？这个称谓、这个词汇从何而来？如果说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形成于汉代，那么早于主体民族的夏商周三代还能不能算是中国？再如果因甲骨文是汉字源头，而将安阳殷墟算作中国，那么并无文字系统的夏墟二里头遗址呢？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呢？这些文化类型如果抛开位于今日地理中的中国的边界内，又能否算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呢？

凡此种种，很多疑问并非无稽之谈。当我们对“中国”这个称谓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总该知道这个称谓背后的文化主体究竟是谁，知道我们口口声声念着的“中国”究竟在哪里。

中国，这样一个词汇显然可以从很多层面去划定它的边界，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大致可以有两种理解，即文字上的“中国”和观念上的“中国”。文字上的“中国”相对容易解释，这就是“中国”这个词汇的出现，以及这一词汇的词义。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何尊铭文，云：“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条铭文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占领了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一词代表着一个地理范畴，这个地方有博大的礼仪，这里的人穿着华美的衣裳，而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叫作华夏。可见，“中国”一词在西周、东周时可与“华夏”通用。

西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代的是一个地理范畴。虽然这是已知“中国”一词最早被使用的记录，但其实，“中国”概念的形成远远早于西周。下面，我们就将“中”和“国”两个字拆开，分别考释一下它们的字义，进而考证“中国”这个概念是在何时形成，又是如何形成、演进的。

我们先来考证“中”。

中，首先是一个方位的概念。《文子·自然》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作为方位的中，是一个引申的、抽象的概念，它与东、南、西、北、上、下这六个方位相反，所以依附于它们的存在而存在。甲骨文“四方风”是殷商武丁时期的卜辞，记录了掌管出入风和日月长短的四方神名以及风名。这表明，晚至殷商武丁时，殷人就已经具有了明确的包含东、西、南、北的方位概念，并且将方位与气象、四季变化，以至于天文历法相对应。

根据四方风的卜辞可知，殷人看到了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夏商周三代时，华夏民族的活动区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即何尊中所说的“中国”地区。这一地区属于温带、亚热带季风区，四季交替明显。从风向上，春天盛行东风，夏天盛行南风，秋季盛行西风，冬季则盛行北风。因此，东、西、南、北这四种风向，实际上又代表了春、夏、秋、冬这四季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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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是一件青铜祭器，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家一级文物。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共122字。

铭曰：“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其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成王营建都城成周，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即这件青铜祭器的主人进行训诰，并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百姓。成王赏赐何贝三十朋，何因此铸造了这件何尊，以作纪念。

何尊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一句首次使用了“中国”一词，其语义是说武王灭商后，占据“中国”、统治天下百姓。其中“中国”一词有“国之中”，即天下中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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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风”是知名度极高的一件甲骨文文物。其原系民国著名甲骨、青铜器收藏家、藏书家刘体智旧藏，1953年夏，售归当时的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58年又由该局拨交给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刘氏所藏甲骨有两万余片，是民国时私藏甲骨的大宗。但就其真伪比例，一直众说纷纭。“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去台后就曾撰文，在《甲骨五十年》中称：“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而这片“四方风”在学界也同样饱受争议。不过，著名甲骨学学者胡厚宣先生曾对它进行考证、考释，认为其“字体遒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与杜撰不同，应属武丁时期刻辞”。并在1944年发表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

“四方风”卜辞全文应为28字，因残只保存下其中的24字。胡厚宣先生的释文为：“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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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概念的直接证据。在上面的这片甲骨卜辞中，反复出现了这样的两个字。它们对应的现代汉字是“土方”。这个“土”，是一个方国、一个酋盟政权的名字，而“方”指的不只是方向，还是由方向引申的“方国”。

在甲骨文文字体系中，“中”和“方”是一对概念相对、相反的反义字。殷商时，它们被使用的范畴从基本的语义——方位的描述，已经延伸并覆盖到了文化和文明的层面上。在方位上，中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相对；在文化、文明的层面，作为中正的、文明的河洛文化、殷商文化又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域外蛮族相对。

在甲骨文卜辞中，殷商的贞人，也就是刻下甲骨文卜辞的“书法家们”记下了很多生活在商王朝周围的其他部族或酋盟政权的名字，这些部族和酋盟政权全都以“某方”的形式命名，比如经常出现的就有龙方、吕方、土方、危方、刑方、鬼方、羌方、攸方，等等。这些某方，被称作方国。它们分布在商王朝国境外的四周，是商王朝的“邻国”，有大量的甲骨文卜辞都直接或间接记载、反映了这些方国与商王朝之间的朝贡、贸易和战争的历史。而如果将视野从商王朝放诸整个先秦三代，夏、商、周三个所谓的“中央王朝”在成为“中央王朝”之前，全都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方国时代。以商王朝为例，商在成为“中央王朝”前是臣服于夏的商方国，它通过鸣条之战（商灭夏）从商方国变成了商王朝，又因为牧野之战（周灭商）从商王朝变成了宋国和箕子朝鲜，对于新兴的周王朝而言，一分为二的商又变成了接受其分封的“诸侯国”。

由此可见，在甲骨文体系中，“方”有着从方位向文化和政治文明不断延伸的语义，而与之相对的“中”，也必然会实现同样的语义延伸。

在《山海经·海经》中，东、南、西、北分别有一位方向神，也同时是季节神：春官东方神是句芒，夏官南方神是祝融，秋官西方神是蓐收，冬官北方神则是禺疆玄冥。而在另外一本先秦古籍《尚书·尧典》里，也记载了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为了确定春、夏、秋、冬，分别前往了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可见，四方风的记载与这些古籍中的表述如出一辙。在殷人的世界中，风可以从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来，而唯一没有表述的“中”其实代表了殷人自己。这正暗合了《新书·属远》所解释的“中”的含义，即“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也就是说，没有表述出的“中”的方位，正是商王和他的臣民们立足的方位。

不过，今天我们知道，“中”不仅具有地理方位的指向性，同时还兼具着不偏、中正的人文精神，甚至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比如中庸之道。因此，“中”其实是一个地理与人文的双重空间概念。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而《荀子·大略》则进一步将“王者居中”这一史实表述为：“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外屏，不欲见外也。内屏，不欲见内也。”也就是说，其实对“中”这个方位的人文精神的肯定，不只是在今天，早在先秦三代，“中”就已经具备了这种含义。它首先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这个概念由堪舆的风水观和三皇五帝时期的部落联盟或夏商周三代分封制的地缘政治需求共同促成，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尚中、贵中的都邑制价值体系内的政治观念。当然，这样的表述有些抽象，我们不妨从“中”的观念的形成开始，从头推演一番。

中，首先是一个单纯的方位概念。美国哲学家乔治·莱柯夫和马克·约翰逊提出过“空间方位”（spatial orientation）的理论，他们认为：世界的系统化是由概念完成的，而人类的第一个概念就产生于“空间方位”，这一意识则直接来源于人自身的躯体（physical basis）。[1]包括华夏民族的原始先民在内，全世界的原始先民之所以会形成“空间方位”的概念，其实无非是为了占有更稳定的食物来源与获得安全保障。《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云：“宓犠氏（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在华夏民族的原始先民开始农耕生活之前，存在过一个漫长的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存方式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远古先民若要采集野果，则首先需要总结果树存在和分布的方位经验，而若要捕猎野兽或者打渔，也同样要了解野兽出没的区域以及鱼类生活的湖泊、河流的方位。由此，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原始先民对食物来源的空间方位开始了思维层面上的标记，显然这一思维空间标记有别于野兽通过气味而实现的为获取食物和**权的领地标记。而与此同时，人们又开始对这些被标记的方位进行逻辑经验的总结，从而拥有了一定的空间思维能力，并实现了一种对标记区域内的生态认知。而在获取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后，安全则又成了人类的第二个生存理想。是时，作为社会性动物，远古先民面临的安全威胁既来自于自然生态系统，也来自于社会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气象和地质灾害、野兽以及“疾病毒伤之害”，社会系统中的部落间的战争，都将可能对部族以及部族成员的生命构成威胁，这迫使着远古先民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所处的生态系统，进而选择一些安全的生存环境繁衍生息。由此，华夏民族的原始先民也就纷纷进入了旧石器时代的定居生活。这大约是距今300万到距今1万年之间的事情。

那么，在所有的空间方位概念里，“中”的形成，也同样是从农耕和军事，或者说是食物和安全这两个角度出发的。在甲骨文中，“中”字有以下这几种常见的字形……从字形上看，甲骨文“中”字是由两面战旗组成的。这两面战旗表示两军对峙。而有时，甲骨文的“中”字，在两面战旗之间，还会出现一左一后的两个点，这两个点象征着在对峙的双方之间，不偏不倚、不持意见。所以，“中”字本身就象征着在两军之间，不偏不倚的非军事地带。而“中”这一概念，与军事安全的紧密相关也非常容易理解。通俗地讲，就是“尊贵”的人要站在人群的中间，要居住在国土的中央，因为一旦有敌人过来，或者敌对的部落前来进攻，中间的人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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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被称作“九朝都会”，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中心。如果说，中国的中心是中原，那么中原的中心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平原。河洛平原在堪舆学上被看作典型的风水宝地，这里突出体现了“中国”的“中”在农耕上的地利优势。而“中”的表现就是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堪舆美学，作用到河洛地区就是北依邙山，南面伊河和洛河，洛阳居于邙山与伊洛河之“中”。这种“中”的地理特征对于农耕有7大优势：

①河道密布：河洛中心区位于洛水流域，丰沛的水源是理想生态系统的基础，而这一地区的河道平缓，水流速较慢，既有利于水生动物的生存繁衍，又有利于渔业生产。

②充足的日照：河洛地区位于北纬34°至35°之间，全年日照时间平均约为2248小时，有利于植物及农作物的生长。

③接受东南季风：河洛地区面南背北，由于地处北半球大陆东岸，属季风性气候，春夏两季，太平洋高压气团向亚欧大陆低压气团活动，形成东南季风，继而形成季风雨。而河洛地区北靠邙山，东南季风受邙山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易在邙山南麓形成地形雨。

④良好的排水系统：北半球季风性气候具有夏季高温多雨的特性，而洛水有多条支流发源于邙山南麓，从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网状的排水系统，加之洛阳盆地南低北高的地势，极利于排水，既避免了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非常有利于南部洛阳盆地农产区内的低成本灌溉。

⑤抵御寒流：亚欧大陆东岸冬季受蒙古西伯利亚高压带影响易形成寒流，而河洛中心区位于邙山以南，邙山的地形抬升对于洛阳盆地而言具有屏挡寒流的积极作用。

⑥北高南低：洛阳盆地北靠邙山、南邻伊洛河呈现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季风性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故易发生洪涝灾害，但由于地形自伊洛河北岸向北逐渐自然抬升，故北岸不易遭受洪水侵袭。

⑦良性循环：由于丰沛的水资源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基础，这一地区内的植被覆盖率高。而植被覆盖率的提高有利于水土保持，进而形成区域内小气候调节，从而形成了河洛地区生态系统优越的良性循环。

综上优势，河洛平原在距今约8000年前后就进入了农耕时代，而在距今5000年前后，河洛地区的耕地分布面积就已经与现代基本相似了。这既表明河洛地区的华夏氏族进入农耕社会的时间远远早于传说中的神农氏治五谷的时代，同时也证明了早在文字和国家形成之前的距今5000年前后，河洛地区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农业生产力。显然，这与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中”的地利优势息息相关。

在农耕、食物方面，“中”不同于被军队包围，而是表现为“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理想生态模型。这一点，需要通过实例加以阐述。

和“中”相比，“国”的概念则相对简单、清晰。

“中国”之“国”，不是国家、国别，而是相对于“野”的另一个政治概念。《周礼·地官·司徒》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可见，王都地区包括王都都城和王都郊区，统称为“国”，其地又称“王畿”。王畿地分六乡，六乡之外的田野称“遂”，遂之外称“都鄙”。遂与都鄙合称为“野”。国野制虽载于《周礼》，但就考古发现来看，华夏“中国”观的形成却至晚始于夏，是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政治制度。据《竹书纪年》（古本）载：“大康居斟寻（鄩）。”又《水经·巨洋水注》《汉书·地理志》注、《史记正义·夏本纪第二》皆引臣瓒云：“《汲冢古文》（载）：大康居斟寻（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又据《竹书纪年》（今本）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1959年，史学家徐旭升在豫西开展夏墟调查时，在偃师翟镇乡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遗址，在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而据考证，这个被称作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建筑群很可能就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都“太康居斟鄩”。夏都斟鄩、王城斟鄩正是中国观在实操层面上的第一次历史实践，这也标志着夏作为一种原始国家抑或是部落联盟可以有别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而成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而夏都斟鄩的中国观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空间布局上。

（1）夏据河洛，河洛居天下之中

在以华夏民族为主导的中国历史中，河洛地区从古至今，都居于政治版图的地理中心。而这一地理中心作为一种最终被确立的政治格局，其形成其实是始于石器时代的。在进入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史之前漫长的洪荒时代，华夏民族的原始先民缔造了异彩纷呈的新石器文化，这些新石器文化类型大体可以分为10大主要类别，分别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除了这10个特征最鲜明的重要文化类型之外，在南方和北方的草原，还分布着一些其他的文化类型，而这些新石器文化的分布地域几乎覆盖了今天整个中国的政治版图。

河洛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聚集区，拥有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河洛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生态优势使得世居于此的氏族、部落更早地进入农耕社会，进而在东亚地区获得了绝对的文明优越性。我们或可将这一以农耕生产取代渔猎采集为核心的农业革新称之为文化的内容优越性。

其次，河洛地区以黄河中下游和伊洛河流域为中心：沿黄河下海岱东接大汶口文化；上溯黄河向西有齐家文化；经伊阙通江汉南望京山屈家岭文化和巫山大溪文化；向北过黄河，则仍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广泛分布。可见，河洛地区的地理中心位置并非是单纯的地球地理意义上某一板块、大陆或者次大陆的地理几何中心，而是以文化，以人类活动为坐标的文化版图上的地理几何中心。

人类文明没有绝对的、孤立的存在方式，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交流是人类作为高等动物，作为社会人、人文人的本质需求。因此，独立的部族之间存在广泛的多元交流或冲突的可能。在河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带有“异域”特征的文物为数众多，数不胜数。

1961年，在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陈吴乡禄北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珍贵的枣红拟枣贝，据考证，该遗址存在于距今6000至7000年前，而这枚枣红拟枣贝则由原产于距河洛1600余公里外南海的热带贝壳制成。由此显见，早在新石器时代，东亚地区各部落、各小文化圈之间，就存在着广泛普遍的、接力式的多元交流。而河洛地区，因地处文明版图上的地理几何中心，在交通、交流上，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我们谓之文化的载体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