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曾经有一个人，虽然是自然科学家，但文学成就堪比伏尔泰、卢梭与狄德罗等人；他在科学上从事博物学的研究，并成为生物学领域的先驱，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他在生理学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位法国生理学家曾经这样评价道：“古代所没有遇到过的东西，连同现代最前沿的东西，在他那里，都得到了通俗的展现，这一切都源于他那天才般的思想和文笔。”

他，就是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布封。他的代表性巨著《自然史》问世后，在欧洲学术界引起轰动。175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发表了题为《论风格》的演讲。

在这篇论文里，布封主要论述了有关文艺风格的三个方面，即文艺作品风格的客观基础、作品风格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关系，以及作品风格与创作主体的关系。

风格就是人本身，这是布封的一句名言，也是贯穿《论风格》一文的核心观点。在研究自然史的过程中，布封极为强调人的力量，歌颂人的智慧。在探讨文艺风格的时候，他将这种强调人的价值和力量的思想引用进来，明确指出作家的思想和智力对风格形成的决定作用。在他看来，文艺作品想要成为不朽的名作，并非在于其所包含的知识、事实或新的发现等，而是在于作家自身。

经典的文艺作品，其风格可以是作家人格的体现。但是，在布封看来，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文艺作品的风格，还得反映作家本人的思想、性格、气质、审美偏好和艺术才能等。一句话，作家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要成为文艺作品的标志。文艺作品的风格应该体现作家的思想，同时作家也应该将自身的热烈情感灌注到每一个语词当中。

布封说，情感结合着光明，便可以让这份光明更加光明，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品的风格就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更为明朗的境界。内心的情感和智慧的光明，两者一旦结合起来，就能书写最好的作品。他所说的光明是指，作家对客观事物或描绘对象的理性认识。作家运用情感和智慧，可以真切地接触和拥抱所描写的对象，在自己充分享受对象之后，就可以用自己的思想表达方式，将对象传递给他人，并让他们也切身地感受到这些。可见，只有作家将情感与理智结合起来，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才能使文艺作品中的事物显出光彩，也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这样的文艺作品风格，正是布封所希望的理想风格。

布封说，文艺作品的风格笔调必须是从事物的内在与外在特征里抽离出来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妨碍主题宗旨的“恢宏畅达”。一个真正具有审美能力的作家，会随着写作对象的不同而相应地改变写法。那种从题材之外“生拉硬拽”的写法，应当坚决予以摒弃，这是因为一旦这样做，文艺作品的风格就会沦落到矫揉造作的境地。一部文艺作品，肯定要体现作家的创作个性，但是作品风格的形成，绝不是任由作家的主观意志对题材内容随意摆布。作家创作的时候，必定要涉及特定的创作对象，因而也一定受到创作对象自身特征的制约。只有作家的审美个性与创作题材性质相互契合，才能形成独特而又优美的风格。

在《论风格》中，布封主要从文艺作品的结构方面来说明表现形式对风格的作用。布封认为如果想要文艺作品的风格简洁，作者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按照严密的逻辑，紧凑地串联起来。但是，如果结构涣散，连接不紧凑，那么不管作者用词多么华丽考究，所形成的风格也会是松散的、懈怠的。

此外，为使作家的构思产生美好的作品风格，布封要求人们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构思之前，提前想清楚，所要付出的精神活动，也就是写作整部作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第二，根据主题确定题材的范围和深度，以期从整体上合理布局；第三，作者的思想要有顺畅的主线，前后连贯，协调一致。做到这三个方面，基本上就可形成美好的作品风格。

博物学家布封与《自然史》

1739年，布封被任命为法国皇家植物园园长。布封上任后还建立了一个博物学的学术组织，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样品和标本。此后，布封利用丰富的资源进行博物学的研究，四十年如一日，最终写出36卷巨著《自然史》。《自然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主张“生物的变异基于环境的影响”。这部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