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编纂《史记》，源起于他父亲司马谈的遗愿。司马谈生前在朝中担任太史令，负责编写史书，监管天文历法、祭祀等。他一直想编写一部伟大的史书，可惜还没来得及将愿望付诸实践，就已与世长辞，幸而有司马迁子承父志。司马谈去世后，38岁的司马迁接替他做了太史令。42岁那年，司马迁开始编纂《史记》。

司马迁编纂《史记》的第五个年头，汉武帝派李陵攻打匈奴，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迁怒于他，将他关进狱中，并处以宫刑。司马迁忍辱负重，在狱中继续编纂《史记》，《史记》有差不多一半都是他在狱中完成的。3年后，汉武帝宣布大赦天下，司马迁这才被释放出来，最终在55岁时完成了《史记》。

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正是散文蓬勃发展的年代，而《史记》正是一部历史散文集，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共计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30卷，分为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部分”，“本纪”记载的是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是以表格形式呈现的各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题史；“世家”是历朝诸侯贵族的传记；“列传”是历朝各阶层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的传记，也有少数几篇记录少数民族的历史，如《匈奴列传》。

人物传记是《史记》中文学价值最高的部分。《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人物为纲、时间为纬，这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他在人物传记的编排上，创建了自己独有的顺序，实现了时间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同时又兼顾了各个人物的内在关联，使同类型人物的传记前后相连，不至于彼此孤立，联系中断。以西汉的人物传记为例，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讨伐匈奴的名将，他们的传记是相连的，中间还穿插了《匈奴列传》。而公孙弘和主父偃这两位大臣都曾上书劝阻讨伐匈奴，所以他们的传记排在了卫青、霍去病的传记之后。另外，他们还曾上书劝阻招抚西南夷，因而他们的传记之后便是《西南夷列传》。接着是司马相如的传记，这样排序是因为他曾奉汉武帝的命令招抚西南夷。

有了清晰的脉络，接下来就要开始叙事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叙事不满足于只描述表面现象，一定要追溯到源头，找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比如在《项羽本纪》末尾，他就这样分析项羽兵败的原因：“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意思就是：（项羽）炫耀自己的军功，一味张扬自身才能，却不能效仿古人，以为所谓的霸业就是用武力夺取天下。结果五年内他就亡国身死，临死前还不觉悟，竟说“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的罪过”，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司马迁在叙事的同时，也刻画了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比如在《项羽本纪》鸿门宴的故事中，写到了很多人物，每个人物的性格都跃然纸上：圆滑善变的刘邦，足智多谋的张良，忠心勇猛的樊哙，光明坦**又刚愎自用的项羽，还有老谋深算的范增，都让人过目难忘。

另外，司马迁很注意丰富人物的性格，有时会在多篇传记中，从多个角度描述同一个人物，将此人优点、缺点全面展现出来，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贴近真实。以魏公子信陵君为例，他在《魏公子列传》中的形象完美无瑕，但在《范雎蔡泽列传》中，他却因畏惧秦国，不肯帮助走投无路的魏齐，导致魏齐自杀。这样的情节让人了解到，原来完美的魏公子也有如此贪生怕死的一面。

因为在人物传记方面取得的极高的文学成就，《史记》成了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它不光为后世史学家提供了效仿的对象，还为后世的小说、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明末著名小说《东周列国志》就有很多内容是从《史记》中得来的，元代的杂剧和之后的京剧也有很多剧目都取材于《史记》。而《史记》作为中国历史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其写作技巧、风格等都对后世散文创作影响深远，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清代的桐城派，在这些散文大家的作品中都能见到《史记》的影子。

记录历史的人——史官

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的历史书可谓“汗牛充栋”，这全要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史官制度。

所谓史官，就是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中国的史官产生得很早，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在夏朝时就已经有了记言的“左史”和记事的“右史”。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秦汉时设置太史令，司马迁父子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史官。司马迁死后，汉武帝又在宫中设置了记录皇帝起居的女史，从此以后，各朝各代的史官虽然称呼会有所变化，但职责被固定下来：随侍在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的被称为“记注史官”，专门编纂前代王朝历史的被称为“史馆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