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最自由的一种文学体裁，不讲究音韵，也不讲究排比，可以说不存在任何束缚。中国的散文出现得很早，最早诞生的叙事散文，商朝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商朝人经常用龟甲和兽骨占卜，之后他们会把占卜的时间、地点、人物、事由和结果都记录在龟甲、兽骨上，称为甲骨卜辞，这种记录就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商周时期又出现了铜器铭文，也叫金文、钟鼎文。这些铸刻在铜器上的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祭典、征战、赏赐、盟约等，记录的篇幅有长有短。商朝的铜器铭文篇幅较短，进入西周后，出现了篇幅较长的铭文。现存最长的铭文铸刻在西周晚期的毛公鼎上，共计497字。这些铭文的叙事已经有了一定规模，散文的形态初具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尚书》问世，这是一部古老的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尚书》的语言文字水平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每一篇都结构完整，直接推动了中国叙事散文走向成熟。

后来，《春秋》经孔子修订后问世，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间的历史。书中全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历史事件，不过，每个事件都记录得很简略，长的不过四十余字，短的甚至只有一个字。虽然每一篇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很明确，但事件的具体过程和人物性格却丝毫没有涉及，因此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叙事散文。

先秦叙事散文的真正成熟，始于《左传》。《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改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是一部为《春秋》做注解的史书，相传是左丘明所作，但后人对此存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左传》是由某位儒家学者编订的，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

和《春秋》相比，《左传》将简短的事件记录发展成了完整的叙事散文，其中描述了众多历史事件和性格各异的历史人物。在叙事时，《左传》不光采用了最常见的正叙手法，还穿插了倒叙、预叙、插叙等手法。倒叙就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重要片段提到最前面叙述，然后再从事件的开头按顺序叙述。预叙就在叙述过程中把将要发生的事预先描述出来。插叙则是在叙述中心事件时暂时中断，插入一段和主要情节相关的叙述。多种叙述方法的应用，使《左传》各章节显得更加错落有致，精彩纷呈。

另外，《左传》并非单纯叙述事件，还在叙事过程中或叙事结束后加入了一些议论的语句，对事件或人物做出评判，从而表明作者的态度，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使得叙事的感情色彩变得更加浓厚。

在叙事中，人物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左传》塑造了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言行散布于各个年代，要将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的行为、言谈联系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人物形象，比如晋文公、晏婴等。

除《左传》外，《国语》和《战国策》也是先秦叙事散文的代表作。《国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记录了齐、鲁、晋、越等八国的历史。它以记录人物的语言为主，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不如《左传》完整，文学成就也逊色于《左传》。《战国策》同样是一部国别史，记录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等国的历史。《战国策》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其中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人物语言凌厉、深刻，并引用了大量寓言、逸闻，颇有说服力；行文中很多对偶、排比，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气势磅礴，文采斐然，先秦叙事散文的语言运用由此登上了一个新高度。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如史传文学、散文、小说等的创作影响深远。北宋史书《资治通鉴》直接继承了《左传》的编年体裁，西汉史书《史记》则将《左传》等的编年体和《国语》等的国别体融合起来，创造了全新的纪传体。先秦叙事散文中既叙述史实，又刻画人物，并加以评判的文学艺术特色，也被之后的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继承。而后世的散文创作也深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影响，唐宋很多散文大家，像韩愈等人都十分推崇《左传》，甚至将其作为散文创作的范本。《战国策》中大量应用对偶、排比，对之后汉赋的诞生也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同样受到了先秦叙事散文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对顺序、倒叙、插叙、预叙等叙事手法的灵活应用，注意借助富于个性的语言、动作和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都是从先秦叙事散文那里借鉴来的。

“春秋”的由来

在中国历史上，东周分为前后两段，前半段称“春秋”，后半段称“战国”。“春秋”这一说法，源于孔子所作《春秋》一书。

孔子之所以给这本史书取名《春秋》，是因为在古代，春天和秋天是最好的季节，国家大事大都会在这两季举行，长此以往，“春秋”就成了史书的代名词。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史书《春秋》，只是除了鲁国，其他国家的《春秋》都没有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