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名文涛，出家后法号弘一。这是个举世罕见的全才，凡是他涉及的领域，无论是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戏剧，还是佛学，后人无不对他推崇有加。书法方面，他将千百年来的书法艺术推向极致，连鲁迅、郭沫若都以能得到他的字为荣。

李叔同的书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出家前和出家后。

李叔同十三四岁开始学习书法，不同于一般人学习书法由楷书入门，他最初是临摹篆书，尤其喜欢《石鼓文》，可以说起步非常高。他自制力极强，每天鸡一打鸣便起床练字，数十年如一日。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同学黄炎培到他的住所见他，看到四面墙壁上挂的全是书画。当时流行学习魏碑，兴起一股碑学浪潮，李叔同也没有免俗，曾经反复临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等魏碑精品。不过，李叔同写碑跟别人不同，他更注重从碑书中吸取字体结构方面的技巧。出家之前的李叔同书法已不错，但并没有自己的特色。

1918年，39岁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从此开始了作为弘一法师的生涯。出家后他抛弃了诸般才艺，唯独留下了书法，也就是所谓的“诸艺俱舍，独书法不废”。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书法变化很大，之前那种凌厉和源自魏碑的刚劲雄伟的风格不见了，开始变得安详肃穆。

据说刚刚出家的时候，李叔同的字迹依旧是之前的风格，非常强势。当时他为普陀山印光法师写经文，印光认为他的书风不适合写经文，在信中对李叔同说：“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求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这些话犹如当头棒喝，弘一由此幡然醒悟。他知道佛界自有佛界的书风，自己既然已经出家，就要遵循。于是，他不再临习魏碑，改学晋唐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的楷书。

李叔同的书法渐渐体现出了自己的风格，很多友人都很赞赏。

马一浮对他风格的总结是一个字“逸”。马一浮说：“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李叔同自己也认同这个评价，并回应说：“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叶圣陶曾写了一篇《弘一法师的书法》，其中说道：“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呢？实在指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他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堂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子所写的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又显然可见。总括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李叔同出家后曾说，书法讲究“四宜”，即“宜沉默、宜从容、宜谨严、宜俭约”。为了体现这四宜，他下笔多平直，尽量减少曲折，笔画非常节俭；结体上他也不主张用提按、粗细、轻重、顿挫等强烈的对比手法。整体上看，他的字没有锋芒，如清风拂水，暗蕴幽香，有一股佛家的空灵境界，一般人难以企及。

一般来说，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书法家大多任性而为，运笔如飞。李叔同同样有才华，同样思维敏捷，但他为了合乎“四宜”的规范，下笔奇慢。刘质平曾回忆李叔同出家后书写时的情况：“书写时闭门，不许人在旁乱神，由我执纸，口报字，师听音而书，落笔迟迟，全副精神贯诸纸上，每幅需写三小时左右，写毕满头大汗，非常疲劳。”

对于李叔同出家后书风的转变，李叔同的朋友，也是研究李叔同的专家陈祥耀曾经总结为三个阶段：“其初由碑学脱化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其后肉渐减，气渐收，力渐凝，变成较方较楷的一派；数年来结构乃由方楷而变为修长，骨肉由饱满而变为瘦硬，气韵由沉雄而变为清拔。”

李叔同晚年的书法，以抄写佛经的册页、对联为主。字体偏于狭长，用笔较轻较慢，章法空间十分疏朗，呈现一派肃穆、高古的佛家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