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的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颗璀璨明珠，其成就举世公认。《新唐书》有语：“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据史书记载，张旭官至金吾长史，所以也被世人称为“张长史”。他年轻时游历京城和中原一带，晚年归乡，嗜酒如命，平时生活也是放浪不羁，每次喝醉后就呼叫狂走，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张颠”。他与贺知章、李白等人交往密切，并且因为喜欢喝酒，都在“酒中八仙”之列。张旭为人倜傥豁达，卓尔不群，与他为伍者均为一代豪杰。李白曾有诗赞道：“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相随。”张旭还喜欢作诗和书法，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张旭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人物，他的草书被称作狂草。张旭最早学书是跟随舅舅陆彦远学习“二王”。但是，张旭所处的唐代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个盛世，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很丰富，人们崇尚的不再是晋代的隐居世外，而是饮酒和作诗。在这样蓬勃旺盛的一个时期里，加上张旭在书法上的悟性，狂草随之产生。张旭曾经自己说悟到狂草的真谛是因为：“始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得其神。”在诗和酒的催动下，他将自己的喜怒哀乐，通过笔化为狂草。他笔下的草书千变万化，肆意挥洒，如同狂风骤雨迎面扑来，给了人们别样的艺术感受。他也因为狂草的创新被称为“草圣”。

张旭的书法总体可以一个“狂”字概括，但具体细究又具备如下两个特征。

第一，率意。张旭的草书中“意”统领着一切，千回百转的旋律，龙腾虎跃的气势，都是为了抒情达意。它凭借书法的线条来体现，任情纵横，不拘成法，个性和灵趣在其中得以升华。气势豪迈雄浑，体势连绵不断，笔意潇洒奔放，极尽变化之妙，是天才的创作，是力和美的完美结合。

第二，险劲。险是相对奇而言的，张旭从大漠的线条中汲取灵感；下笔与结体中的那股任意纵横，非但没有破坏书法作品的美感，反倒增强了作品的气势和气魄。

据说，张旭的很多精彩作品都是作在墙上，而非纸上，千百年过去之后都已经随着墙塌而毁；再有，当时只有楷书可以入碑，这样草书又少了一个传播途径。张旭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这些作品中观赏性足、艺术水平高的名篇有《古诗四帖》《肚痛帖》《断千字文》等。

《古诗四帖》是张旭最具代表性的狂草作品，内容是抄写庾信的两首《步虚词》和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岩下一老翁四五少年赞》，共四首诗。在北宋的时候，这幅字帖被收入内府，但靖康之乱时散落民间，到了南宋被贾似道得到，明代到了项元汴手中，清代重新回到皇宫，现在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因为字帖上没有落款，所以一直有人怀疑是否张旭的真迹。历史上这幅作品曾长期被认为是谢灵运的作品，直到明末才由董其昌认定是张旭的作品。

《古诗四帖》在用笔上可谓精妙绝伦，张弛有度，粗细得体，能明显辨别笔迹的轨道；虽是草书，但笔迹绝不浮华，也不怪异，而是潇洒自在，随心所欲，不逾矩；笔势炉火纯青，斗转星移，动感中透着力度，笔锋中藏着剑气，圆转自如又刚健挺拔。你会感觉到书写者人笔合一，笔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布局上看，字与字之间的笔画连接已经非常自然，有的时候两个字一气呵成，有的时候甚至感觉整行字都是一气而下。张旭注重字与字之间布局上的疏密搭配，所以有时候两个字看上去像是一个字，而一个字会像是两个字，这在之前的草书中是没有的。腾挪跌宕，意气连绵，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虽然参差不齐，但又相互制约，顾盼生辉，使得整篇作品浑然一体，气势非凡。

墨色上看，因为张旭多用中锋圆笔、侧锋绞转，加上行笔速度快慢飘忽不定，使得墨色时浓时枯，变化不定，对比强烈。这种墨色上的搭配，一来显示出一种流畅的气韵，二来布局上与笔画和结体相应，使得整篇作品和谐统一。

《古诗四帖》可谓是狂草里程碑似的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书法艺术形式，作者可以更充分地传递自己的情绪，欣赏者同样极容易受到感染而沉浸其中。

墨

同毛笔一样，在中国，墨的历史也非常悠久。《述古书法纂》中记载“邢夷始制墨”，而邢夷是西周时的人，可见最早的墨可能出现在西周。

在中国古代，墨为固体，主要有墨丸、墨锭。墨丸是早期的墨，用的时候需要碾碎，然后加入水研磨。而墨锭是用油或者植物烧出烟来，再在烟中掺入动植物的胶以及其他配料制作而成，一般为长方体。

根据配料不同，墨主要分为油烟墨、松烟墨和选烟墨。油烟墨墨浓，有色泽，细腻且耐磨，是墨中的上等品。松烟墨容易发散，更适合作画。选烟墨是指用工业炭墨加上动物胶和香料制成的墨，价格便宜，是普通大众最常用的一种墨。此外，还有油烟墨和松烟墨掺到一起制成的松油烟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