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是与欧阳询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大书法家，两人的经历也颇为相似，都是三朝为官，最后得到唐太宗赏识，也都擅长楷书。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他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起初在南北朝的陈代为官，后来隋炀帝爱慕人才，将他招至幕中，但因为他性格太直，仅授予他秘书郎一职。入唐后，起初为李世民的秦王府参军，等李世民即位之后，被升为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后官至秘书监（唐代掌管机要文书的官员），封永兴县，所以世称“虞永兴”。

虞世南从小便勤奋好学，十分刻苦，常常因为太过专心，十几天不洗脸梳头。他自幼跟随王羲之第七代孙、著名书法家智永学习，得其亲传，算得上是“二王”的嫡派传人，少年时就有了名声。唐太宗曾命他在屏风上写《烈女传》，不给他底本，让他背诵默写，结果一字不差。虞世南还是唐太宗的书法老师，对唐太宗影响相当大。唐太宗特别崇尚“二王”，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虞世南，虞世南使唐太宗深入了解到了“二王”书法的真谛。唐太宗重视虞世南的才学，曾称虞世南有五绝，即德行、忠直、博学、辞藻、书翰，并说：这五种美德中只要占了一项，就足以为名臣，而虞世南五项都有，何等难得。虞世南以81岁高龄亡故之后，“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

纵观虞世南的书法，外柔内刚、圆融遒逸。他精通楷书、行书、草书，尤其以楷书见长。

“二王”时代的楷书以小楷最为有名，虞世南便是继承了“二王”的小楷书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创立了“唐楷”。“唐楷”更接近晋人的楷书，也被称为“虞体楷书”，是唐代书法风格的代表。纵观虞体楷书，刚柔并济，方圆互用，有如玉树临风，纤尘不染，点画结体，无丝毫火躁之气。虞世南是东南人，其温和婉柔的性格必然影响书作，这就使作品显得虽具右军之美韵而失其俊迈。虞体楷书精神内守，以韵取胜，初看似温和有余，再看则筋骨内含。这种笔意由外露走向内含，实为大楷书法艺术历程上的大进步。《晴人书评》称虞体楷书“举止不凡，能中更能，妙有更妙”。《述书赋》更赞叹“永兴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

虽然虞世南一生所传真迹不多，不过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虞体楷书作品中，最能反映虞世南高超技艺的当推《夫子庙堂碑》及《破邪论序》。

《夫子庙堂碑》又名《孔子庙堂碑》，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九年（626年）立孔子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并重修孔庙，《夫子庙堂碑》记述的便是这件事。

据《庚子消夏记》记载，此碑刻立后，车马聚集碑下，观摩拓印的人络绎不绝。只可惜，不久之后此碑便毁于大火。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命相王李旦重刻此碑，但后来又毁于大火。现在此碑有两个版本存世，一是元代重刻于山东城武县的，俗称“城武本”，也称“东庙堂碑”；二是宋代王彦超摹刻于陕西西安的，俗称“陕西本”，也称“西庙堂碑”。西庙堂碑现存放在西安碑林。存世的拓本中以唐拓本最精，但也不全。

《孔子庙堂碑》有“天下第一楷书”的美称。用笔圆润劲朗，外柔内刚，笔画横竖平直，规矩又不失洒脱，舒展中有平和之美；从结体上看，字形狭长俊美，秀丽妩媚，用笔圆而结体方，内敛大气；布局疏朗，温文尔雅，气韵贯穿其间，自然流动。当初唐太宗赞赏这幅作品，特将王羲之佩戴过的，有“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字样的银印赏赐给虞世南。

除《孔子庙堂碑》之外，虞世南楷书的另一代表作是《破邪论序》。该作在体势上，虽为魏晋体，却有妩媚秀丽之态；在用笔上，能吸收魏晋、六朝名帖之长；在结体上，每字之结构安排得既疏朗又紧凑，和谐雅致，继承了晋、唐小楷的正统；在布局上，有横行，亦有直行，字写得自然灵活，气势也颇为流畅，颇得天巧。

《破邪论序》在历代书法论著中都有收录，传世刻本中有的署名“太子中书舍人虞世南撰并书”，还有一种署名“太子中书舍人吴郡虞世南撰并书”。历代以来，翻刻此帖的人不少，但是其中最佳的版本应该是越州石氏本。不过，也有人怀疑《破邪论序》并非出自虞世南之手，而另有他人。清代学者姚鼎便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他指出：《破邪论序》中有“饵松茶于溪漳，披薜荔于山阿”这样的句子，而虞世南的父亲名荔，按理说应该避讳，否则便有违伦理，但实际并没有避开。

楷书

楷书也被称为正楷、正书、真书。“正”表示端正，“楷”表示楷模，可见其特点就是端庄、规范、横平竖直。楷书源自隶书，故楷书也被称为“隶书”“正隶”。

楷体是最晚形成的字体，所以它吸收了所有字体的精华。比如楷体的典型笔法三折笔，就吸收了甲骨文、金文的文字描法和刻法，吸收了篆书、隶书的节奏感，也吸收了草书、行书的二折笔。

楷书按时代可分为魏晋楷书、南北朝楷书、唐代楷书等；按书写载体，可分为笔写楷书和石刻楷书；按字体大小，可分为小楷、中楷、大楷、榜书楷和摩崖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