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空出世：商代金文
商代的文字除了有甲骨文，还有金文。
金文是指铸或者刻在青铜器具上的文字，因为当时人们称铜为金，所以这些文字被称为“金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商代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青铜器在当时属于国之重器，非常珍贵，为了说明铸造的原因和记载当时的国家大事，人们常常会在上面铸或者刻上数目不等的文字。因为当时的青铜器主要分为钟和鼎两大类，所以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金文从式样上看主要分为两类，线条凹进去的被称为“款”，线条凸出来的被称为“识”。青铜器中的礼器通称为“彝器”，所以青铜器上的文字还有个称呼叫“彝器款识”。
对金属铜的使用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传说中夏禹曾经铸造了9口大鼎，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上面有没有金文也就不得知了。商代之后传世的青铜器较多。早期的青铜器上铭文字数很少，通常只有一两个字，不会多于10个字，如当时著名的青铜器“后母戊”青铜方鼎上，只有“后母”二字。随着时代的推移，青铜器上的字数开始越来越多，周朝和战国时期的金文，字数动辄就是上百。
从字体的演变来看，很多金文都保留着甲骨文的形态，象形意味浓重。但是由于书写的技术和载体不同，金文相比甲骨文又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金文极少直接刻在青铜器上，而是在做泥坯的时候刻在泥模子上。泥坯比甲骨要软得多，所以刻出来的字要更为粗壮，曲笔大量使用，字变得圆润起来。
结构布局方面，金文讲究统一的竖式排列。长篇幅的金文往往会布局成长方形，一列列文字整齐排列，看上去紧凑、大气。
在功用上，金文除了记载，还有另外一大用途，就是装饰。青铜礼器在当时非常珍贵，从样式到纹饰，再到上面的铭文，都要求美观，具有观赏性。所以金文的布局更加规范，更加整齐。
“后母戊”青铜方鼎
“后母戊”青铜方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重832.84千克，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原称“司母戊鼎”或“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于河南安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又因为它是世界迄今出土的最重青铜器，所以被誉为“镇国之宝”。
发展巅峰：周代金文
商朝的金文以一种成熟的文字出现可谓横空出世，但是金文真正的成熟期是在周朝，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金文经典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周朝的金文代表作很多，如被称为“晚清四大国宝”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青铜盘。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铸造的，清代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现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共有铭文19行，219字。大盂鼎铭文布局完整，字体匀称严谨，能够看出作者是在有意识地追求统一和谐的效果，这一点与甲骨文有明显不同，也为后来的书法发展奠定了方向：用笔含蓄内敛，没有过分夸张的地方；线条苍劲有力，饱满浑厚，更显质朴和大气。作为西周初期的作品，大盂鼎铭文已经体现出了相当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其中体现出的朴厚、圆润、中和之美，不仅是当时王朝强盛的体现，更为日后中国书法确定了发展方向，立下了精神标杆。
毛公鼎是周宣王时期的作品，于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共有铭文32行，497字，是周代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
毛公鼎是西周后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笔法严谨凝练，起笔多用圆笔，收笔时则多用尖笔，刚柔并济，章法有度；字的结构上，圆中有方，方中有圆，转换自如，融会贯通；布局上，整篇铭文将近五百字，环鼎铸造，洋洋洒洒，气势壮观。无论从整体布局，还是每个字的处理上，毛公鼎铭文都能让人感受到制作者的严谨和用心，这也契合了文章内容所要表现的那种皇恩浩**和大气传承，达到了笔意和文意相通的效果，这在当时非常难得。历代文人和书法家对毛公鼎铭文赞赏有加，近代书画家李瑞清曾说：“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谈《尚书》也。”郭沫若则赞美毛公鼎铭文说：“全体气势颇为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
散氏盘也被称为散盘、矢人盘，西周厉王时期铸造，清代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散氏盘铭文的内容是一份关于散、矢两国之间交割土地的契约，除了书法上的价值，还是研究当时土地制度的重要文献。
散氏盘铭文是周代金文作品中的另类，它在兼具其他同时代青铜器铭文质朴、大气的特点的同时，在笔法、字体结构和布局上又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用笔上，散氏盘铭文粗而不俗，古朴自然；在字体上，散氏盘铭文中的金文比其他金文要略扁，字态是横向的，这个特点后来被隶书汲取；在布局上，这篇铭文很多字形都是偏的，但是从整体效果上看偏中有正，形散神不散，表面笨拙，实则巧妙，表现出一种散漫肆意的豪放风气。散氏盘铭文在周代金文已经比较成熟的时期返璞归真，一反常态，具有极大的美学和艺术价值，被后世历代书法家推崇。
同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作品，虢季子白盘铭文则是另外一种风格。虢季子白盘是虢季子白受到周宣王赏赐之后铸造的，以示纪念。在周宣王时期，金文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出现了不同的风格，毛公鼎铭文以浑厚磅礴知名，而虢季子白盘铭文则以瘦挺精巧出名。
虢季子白盘铭文中字体修长瘦美，方笔和圆笔的运用切换自然，字形中间收紧，上下左右则比较开，字与字之间距离较大，布局上有大片留白，看上去疏朗大方。这篇铭文是当时金文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之一，收放自如，章法自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周代作为青铜器和金文的鼎盛时期，佳作自然不只有上面提到的几件，其他作品如天亡簋铭文、九年卫鼎铭文、墙盘铭文、小克鼎铭文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随意天成：春秋战国金文
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金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段时期的金文更加注重修饰性，注重同青铜器造型和纹饰的协调搭配，所以字体修长、线条婉转，亭亭玉立，高雅端庄。
春秋战国时期金文代表作集中体现在秦国的作品上，如秦公簋铭文、秦公钟铭文等。秦国作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强国，这一点也体现在了青铜器的铭文上，周朝金文的雍容庄严，到了此时，变得肆意又不失劲健，文字中涌动着一股强硬向上的力量。
秦公簋是春秋时秦国铸造的青铜器，由底盘和盖两部分组成，上面分别铸有铭文，共百余字。秦公簋是当时青铜器的代表作，上面的铭文有很明显的对周朝金文的继承，但又有自己的特色。这篇铭文中，文字笔画很细，其中力道十足，尤其是在转笔的时候，能感觉到一股狠劲；字体结构匀称，看似严谨但并不死板，笔画间常有活变，表现出一股矜持中的自信。秦公簋铭文在书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很多人将其视为秦朝文字的源头，后来的篆体源头便是这里，其他字体的产生和发展也深受影响。
秦公钟也被称为秦武公钟，春秋秦武公在位时期铸造，出土自陕西宝鸡。当时一共出土了5件编钟，组合起来是一套，每件编钟大小不一，上面各有铭文，共计135字。秦公钟铭文中体现出了典型的先秦文字风气，柔中带刚。这篇铭文中的金文有周朝金文的遗风，文字笔画细腻，但是用笔中处处藏着力道，无论是圆笔的时候将力道藏在其中，还是直笔的时候直接显露出来，总能让人感觉到婀娜中蕴含的刚劲。这篇铭文中不仅每个字线条流畅优美，整篇文字的布局也称得上和谐自然，字与字之间距离要比别的作品大，打造出一种疏朗的美感，让人赏心悦目，越看越觉得有滋味。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进一步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颇具趣味的秦二十六年诏版金文。板上的金文字体为篆体，共计40字，内容是皇帝颁布的关于统一度量单位的诏书。
这样的铜板和上面的金文在当初制作时，唯一的出发点是实用，并非观赏，并且因为大批量制作，所以有些粗糙；但正是因为制作者当初的不刻意讲究，无拘无束，才让上面的金文看上去自然天真，有一种别样的美。
虽然秦诏版上面金文的作者不为人所知，但是通过这些金文我们能感受到他娴熟的技艺和高超的书法水平。这些文字中方笔用得多，圆笔用得少，只是偶尔用一下起点缀作用；字体规矩，呈长方形或者正方形，但是字形大小不一；并且字与字之间的疏密程度也不一样，开始的时候疏松一些，越到后来越紧致；这样的大小不一和疏密不匀，一方面确实表明当初的制作是随意而为，另一方面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朴素和天真的效果，让人看了不禁喜爱。秦诏版金文的风格对后来的篆书影响极大，可以说奠定了篆书发展的基础。
鸟虫书
在金文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字体——鸟虫书。此书字如其名：鸟书的笔画如鸟形，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虫书的笔画蜿蜒盘曲，中间鼓起，首尾尖利，长脚下垂。鸟虫书盛行于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的吴、越、楚等南方诸国。鸟虫书常刻于兵器之上，最著名的是越王勾践剑。此外楚王子午鼎、中山王厝方壶上的铭文也极具代表性。成语“雕虫小技”的“虫”指的就是鸟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