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两全了

1579年的最后一个月，朱翊钧询问吏部尚书王国光：“张先生守孝期满了吧？”王国光答“是”。

朱翊钧若有所思，王国光趁势说：“应该要张先生脱掉丧服，正式办公。”朱翊钧瞄了王国光一眼，语气极怪异地说：“张先生一直在正式办公啊。”

王国光不语。朱翊钧似乎意识到什么，说：“张先生真是忠诚，守丧期间都忙于国事，这都怪我太小，毫无经验，否则张先生怎么会忠孝难全呢？”

王国光不知该接什么话，只能沉默。

朱翊钧又说：“让张先生来，我有话说。”

张居正走进太和殿，殿中光线惨淡，朱翊钧深留在阴影里。他对张居正说：“您在京守制，忠孝可谓两全了。今天是除服的日子，朕很宽慰，赐您些东西，以表达朕对您移孝做忠的赞赏。”

张居正听了这话，想起老爹，不禁鼻子一酸，他对朱翊钧表达了自己的心意：“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翊钧看着同样在阴影里的王国光，说：“张先生对国家真是忠心耿耿。王尚书，你身为吏部尚书，应该有话要说吧。”

王国光的话是可说可不说的，无非夸赞张居正是官员们的楷模，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如张居正一样，一心为国，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那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些话太空，而且如果针对张居正在京守制这件事发挥这些空话，不是儒家门徒的本色。儒家讲孝为大，倘若每个官员都效仿张居正，父母去世而不回家守制，那儒家的根基岂不是就动摇了？

他嗫嚅了半天，不知该怎么说。张居正理解了他的难处，插嘴道：“既然已除服，我想去两宫太后那里叩头称谢。”

这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两宫太后的支持，张居正在京守制和后来的回家奔丧都会成空。朱翊钧欣然同意。

李太后对张居正说：“张先生现在总算是忠孝两全了。皇上年纪还小，都仰仗张先生，希望张先生以后更要尽力。”

张居正的直觉告诉他，这是客套话，因为朱翊钧年纪已不小，1579年时已十五岁，这样的年纪实在谈不上小。李太后还在说客套话：“张先生尽力辅佐皇上，到他三十岁时，张先生再退休吧。”

张居正的脑袋嗡嗡起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来，朱翊钧绝不会允准；二来，张居正最近总感觉身体状况欠佳。早在三年前，他就患上了异常严重的肛肠疾病。工作繁忙时，他会坐立不安，心慌意乱。其实肛肠疾病，贵在调养，只要有时间调养，并非大事。问题就在这里，张居正没有时间调养，所以疾病缠缠绵绵，不肯离他而去。

他对李太后说：“我只能尽力而为，至于辅佐到何时，就看天命吧。”

李太后对张居正这句话的理解是随性的，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1580年初，张居正做内阁首辅已九年，按惯例考满加恩，张居正死活不同意。他向朱翊钧直抒胸臆：“人做事符合天理，心自然安，毫无歉恨，就是求仁而得仁也。可我最近审视自己的良知，发现还有不当之处，心上很不安，也就是说，我还未做到极致，未全身心地做事报君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加恩？倘若皇上加恩，那我更自责，我的良心会惩罚我。如果不加恩，我还能勉强心安，为国家心无旁骛地贡献力量。”

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胸臆大为叹服，他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看，居功非但不自傲，反而如此谦逊，张先生真是千古第一臣!”

加恩的事于是不了了之，张居正却抑郁起来。其实事情明摆着，张居正真心不想让朱翊钧加恩于他，但他还有个私念，朱翊钧至少应该几次三番要下旨加恩。这就是人心，它不是知行不一，只是想在心上找到一片温暖。然而，朱翊钧没有给他温暖，反而就此作罢。

换作别人，必会气恼。张居正没有气恼，抑郁之后就是释然，这自然是心胸。但释然之后，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皇上如此决定不加恩，是不是他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想加恩？不想加恩，是不是对自己有了意见？

这念头一生，张居正立即紧张起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伴君如伴虎……种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低劣的格言统统涌上心头。然而，这只是刹那一瞬，很快他就埋头工作了。

心事一旦产生，虽会忘记，但触景生情，马上会重新泛起。1580年三月，张居正奉朱翊钧之命到天寿山拜谒。一天晚上，他和陪同去的申时行谈公事。公事很快谈完，两人进入聊闲天模式，申时行感叹地说：“人死如灯灭，灰烬而已。”这句话大概是面对皇陵而发，却一下戳中了张居正的心窝。

张居正长叹一声，很冲动地对申时行说：“我真想告老还乡，享受天伦之乐，在温暖幸福中归天。”

申时行大为惊骇，不是因为张居正想到死亡，而是自他认识张居正以来，就从未从张居正口中听到过这样消极的话。张居正的人生就是工作，他是台永动机，怎么会有私人感情？

“张阁老，您怎么……”

张居正从茫然中回过神来，淡淡一笑：“只是说说而已。”

一阵沉默。张居正恢复了严肃，若有所思地问道：“依你之见，政府现在效率如何？”

申时行脱口而出：“非常好，虽还有不足之处，但已不是大问题。考成法、一条鞭法都在逐步发挥作用。张阁老一心为国，真是忠诚可鉴日月。”

张居正不由得苦笑：“我想起几年前的夺情风波来，那时候很多人都恨我恨得要死。”

“腐儒只是这样。”

“也不可这样看，”张居正思虑一会儿，“孝顺父母是第一人性，若无这第一人性，此人恐非有良知之辈。但良知就是‘易’，就是变通，人应按现实随时改变观念。孝顺父母和忠君爱国之间，哪个紧迫就先做哪个，只要问心无愧。”

申时行知道，这是张居正多年来的人生观，从未改变过。出于良知，他认可这种人生观，但真要去做，他恐怕不能。因为人在世上，总会受别人意志和言语的制约，如果没有张居正那样强大的内心，根本就跳不出诽谤和议论的泥潭。

申时行正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张居正冷不防地问他：“按你的看法，如今政府这架机器已开始正常运转，不必有人监管了吧？”

申时行皱起眉头，他不明白张居正问这句话的用意，与其费力琢磨对方的心思，倒不如实话实说来得痛快：“固然如此。但正如大船，虽运行能力正常，也在正轨上，却不能没有高明的舵手，否则船必倾覆。”

张居正陷入沉思，连他自己都不知在想什么。许久他才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话：“舵手的命运掌握在船长手里啊。”

申时行仍是听不明白，他不可能明白。

几天后，回到京城的张居正向朱翊钧递交了一份辞呈。他要放下所有的权力，放下他几年来殚精竭虑创造的辉煌，回老家养老!

举朝哗然。

谋定而动的辞职？

张居正这封辞职信写得极具艺术性。他首先说：“皇上让我担任内阁首辅，我九年来诚惶诚恐，幸好没有辜负皇上的重托，如今国家已走上正轨。”接着话锋一转说，“我深刻明白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的道理，九年来始终不放手，因为时机未到。如今皇上已可亲政，我的价值也得到体现，所以希望皇上放我回家。”最后他说，“皇上如果真关心我，那就必须放我回家，因为这两年血气早衰、形神俱疲。倘若我还在这个位置上占据，其他有才能的人就上不来。一旦我突然有个闪失，仓促之间寻找人才顶替我，岂不是害了皇上？我虽离开，但我会让我的子孙世世代代为皇上尽犬马之劳。”

朱翊钧得到张居正的辞职信后，先是震骇，后是茫然，接着就是一阵从心底涌上来的狂喜。这种狂喜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充盈了他整张脸。

李太后却脸色凝重，似乎还有些焦急。她问冯保：“张先生这是哪一出？”

冯保比李太后焦急十倍，口已无遮拦：“是啊，他这是什么意思，去了次天寿山，怎么就糊涂了？”

李太后看向朱翊钧：“即刻下旨，挽留!”

朱翊钧没有反应，李太后就提高了嗓音：“下旨挽留张先生，三年前他不能走，现在更是如此!”

朱翊钧慌忙地答应了，一道圣旨送到了张居正府上。圣旨说的是李太后说的话：“张先生受先帝所托，励精图治为我江山，朕垂拱受成，岂能一日离了张先生？您怎么就想离朕而去？朕真是惶恐不安。您应该想想先帝对您的大恩，以社稷为重。您如果真关心朕，辞职的事万不可再说。”

张居正似乎被鬼迷了心窍，朱翊钧不让他说辞职，他非说，不但说，而且还不去内阁上班了。

冯保如丢了魂一样，在内廷急得团团转，最后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出宫，心急火燎地去找张居正。他打定主意，一见张居正就发点小火，以弥补这几天的心情忐忑。

可见到张居正，他的打算马上无影无踪。张居正脸色很难看，而且坐卧不宁，这是肛肠疾病又犯了。冯保只好压下火气，但仍有点气急败坏：“张阁老这是闹的哪出，辞职干甚？您是不是有点自私？您一走了之，老奴怎么办？”

张居正理解这段话，淡淡地说道：“没闹，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是真想回家养老。”

冯保整张脸都是迷惑和怒气：“为啥!？”

“辞呈上写得清楚明白，冯公公何必多问？”

“身体不好，可以调理啊。”

张居正不说话。

“‘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这是什么话？皇上和太后从未猜疑过张先生啊。”

张居正换了个坐姿：“这是天理。皇上、李太后固然不猜疑，可身为人臣应该铭记于心。”

冯保更急了：“您窃高位、居大权已经九年，怎么现在才说？”

张居正语重心长：“冯公公，最近这几年我何尝没有想过这问题？可国家没有步入正轨，我只能冒死赖在这位置上。如今国家已入正轨，冯公公不曾读过‘功成身遂天之道’这句话吗？”

冯保读过，却不理解，或者说，理解，但绝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张居正身上。因为张居正一走，他总感觉会发生不祥的事。

“总之，”冯保很武断，“您就是不能走!”

张居正向来不受外在影响，所以冯保的话对他毫无作用。他打定主意要做的事，就会咬钉嚼铁做下去。

冯保扫兴而走后，张居正写了他的第二道辞呈，辞呈里提了三点：第一，身体原因，不得不走；第二，感谢朱翊钧多年来的信任，并请朱翊钧考虑这样的问题，马力不可用尽，日后才有好马，人力更不可用尽，日后才有人才；第三，现在告老还乡并不代表他永不复出，只要国家有事，皇上召见，他会毫不犹豫出山。

朱翊钧说：“这明明还是能工作的嘛，干吗要辞职？”

李太后深思熟虑了半天说：“这是张先生的场面话。”

冯保说：“不能让张先生走。”

朱翊钧只好再下旨慰留：“张先生不到内阁办公，朕几日不见就怅然若失，怎么又有辞呈？您说国家已步入正轨，只是表象，政务还是繁重，没有您在，我该如何？您今年才五十余岁，就说不堪重负了，我听说古代还有八十岁的大臣在工作岗位上。朕希望您能快快出来办公，没有您，朕都好像丢了魂儿，忘了初心，失去方向了。”

朱翊钧用君臣大义来压张居正，张居正除非是乱臣贼子，否则必要遵从。他无可奈何地叹气，写信给朱翊钧说：“去天寿山回来后感染风寒，要在家休息几日，然后就去上班。”

朱翊钧回复说：“可以。”

张居正和朱翊钧之间风平浪静，官员们却议论纷纷起来。

有官员说：“这是张居正谋定而后动的辞职，意在试探上意是否对他信任如昨。”也有官员说：“张阁老是真想走，你们不曾见到他已成虚脱样子。”

申时行问张四维：“你怎么看？”

张四维默默地说道：“没法看。”

申时行讳莫如深道：“我看张阁老是真想走。”

张四维眼睛一亮：“为何？”

申时行把当时在天寿山的事说给张四维听，张四维不置可否。政治家向来心口不一，人所共知，只有傻子才相信政治家的话。

新任工部尚书曾省吾也不相信张居正真要辞职，他还清楚地记得两个月前，张居正要他做工部尚书时的情景。张居正对他说：“李幼孜在工部做得很好，我希望你能做得更好。”曾省吾点头称是。张居正想了一会儿又说：“工部责任重大，皇上最近对金钱很感兴趣，你要有承受压力的思想准备。当然，我会全力支持你。”

曾省吾走在去往张居正府的路上，想起当时张居正坚毅的神态，无论如何都不明白，张阁老怎么会突然要辞职。

张居正府上有些热闹，张四维、申时行、王国光、张学颜、方逢时都在。曾省吾不必问什么，因为该问的问题都被这些人问完了。

张居正对每个人的问题都回答得坦诚之至。他回答张四维说：“九年大权在握，天道忌盈，理应退休，以彰显臣子的节操。而且我不能久占此位，让后来人无所施展。”

张四维觊觎首辅宝座已不是一天两天，但张居正从未明示过这个位置必是他张四维的。正因此，张四维听到张居正的这句话，心情不是欢喜，而是恐惧。一个心理龌龊的人，往往会把别人也看得不真诚。所以当张居正话音一落，张四维马上流下眼泪说：“没有您主持大局，我们都成木偶，还怎敢说有所施展啊？”

张居正并未和他缠绵下去，对其他人说：“国家步入正轨，我现在可以说对得住先皇托付。你们看我气色大不如前，这都是病闹的。你们也不想看我死在工作岗位上吧。”众人不约而同地去看张居正的脸色，的确如菜色。

张居正不再说话，众人相继散了，只有方逢时留了下来。

“李成梁和戚继光知道否？”方逢时问。

张居正摇头：“本想皇上恩准我回老家，再告诉他们。”

方逢时考虑了一下，觉得下面的话该说：“我在边关待过，知道边关将帅的心理。李成梁和戚继光能有今日的成就，全靠您在朝廷支持。您这一走，恐怕……”

张居正眼神迷离起来，许久才说道：“皇上应该会信任他们，支持他们。方大人太高看老夫了，老夫也只是按皇上的意思办事，全力支持他们。方大人的话，老朽真是愧不敢当。”

方逢时还想再说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于是离开了。

张居正望着方逢时的背影，嘴上念叨着几个人的名字：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这都是一世之才，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严嵩儿子被杀、徐阶险些被高拱搞死，至于高拱，还算最幸运的，虽惨淡离场却未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居高位者非死即伤已成牢不可破的传统，他张居正如果继续在高位，能避开这一传统吗？

夕阳西下，人间一片血红。

张居正的提神药

张居正迟迟不上班，朱翊钧和李太后嘀咕上了。嘀咕的结果是，李太后要朱翊钧下旨，圣旨的口吻一定要严肃，就如同是誓词，如同是上天的意思。

朱翊钧说：“国家虽步入轨道，但有些细节仍未完美，特别是边事。张先生受先帝委托，怎可轻言离开!等朕三十岁时，您辞职一事才有商量。先生今后绝不许兴此念头!”

这道圣旨一定是朱翊钧心不甘情不愿写下的，他离三十岁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还要做傀儡皇帝十几年。但他对李太后无可奈何，多年来，李太后不仅是他的母亲，还是他的监护人，更是他的主人。

李太后强力挽留张居正，自有她的原因。在母亲眼中，儿子永远都是孩子，她武断地认定，朱翊钧此时根本无法担当大任。这是经验之谈，九年来，张居正一直在做事，做得很好；朱翊钧一直没做事，所以肯定做不好。所以，她必须要让张居正留下。

张居正只能留下，他不是那种说不干就撂挑子走的人，他有责任感。在他重新回到内阁后，有人欢喜有人忧。张居正也一直找不到工作状态，直到下面这两件事的到来。

第一件事是1580年闰四月两广总督刘尧诲送来的报捷信。刘尧诲是凌云翼之后最有名气的两广总督，他上任不久，就碰到广西八寨壮族人叛乱。八寨在广西桂林、平乐两府，本是壮人群居的场所，多年前，王阳明曾到这里剿匪，凭借知行合一的威力而事半功倍。凌云翼在时，八寨就涌动着叛乱的暗流，这股暗流终于在1579年冲出地面，飞上天空。刘尧诲向张居正请教，张居正的观点和从前一样：务必诛杀殆尽!

刘尧诲举起屠刀，八寨血流成河。张居正看到捷报书，心情振奋，私人答复刘尧诲说：“你手法干净利落，可谓深得知行合一之旨。凡和政府做对以及要脱离政府而去的，都应以铁血手腕惩治，不可心存侥幸，认为他们还有良知。教化固能拯救人心，却是年深日久的事。你们身为一方之长官的人，要切记我的话。”

这件事如果是良性提神药，下面的事就是恶性的。

张居正执政九年以来，对其不满的呼声始终未曾绝迹。他从病假中到内阁不久，就有南京兵部官员赵世卿上疏朱翊钧，请朱翊钧废除驿递新规，缓行考成法等五件事，事事针对张居正的路线方针。最后赵世卿还提出广开言路，让那群穷嚼蛆的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议论朝政。

张居正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觉得这些人如同蟑螂，永无灭绝之日。他纵然手眼通天，也只能举着鞋底，见一个拍一个。

赵世卿的上疏在朱翊钧心中引起了沸腾，他和张居正谈到这件事时，突然说了破天荒的一句话：“赵世卿这厮说的话恐怕也有点道理。”

张居正脸色瞬间大变，几乎不假思索地追问了一句：“有何道理？!”

朱翊钧顿觉泰山压顶，呆愣如木鸡，半天都缓不过神来。张居正也发现了自己的唐突，慌忙语气柔和下来：“皇上英明，这等搬弄口舌，不知在位者辛苦的小人，他的话哪里会有道理可言呢？”

朱翊钧紧张地频频点头。几天后，赵世卿被调入某王府任职，这是个严重的处分，因为王府官员极不易升调，一入王府，仕途就注定了。

实际上，张居正主政后的种种措施，都建立在执行力上。执行力异常强大，说到就做，甚至先做再说，这都是张居正主政期间政府的一个特征。执行力强固然有好处，却也有坏处，人人都急促，人人都忙得忘乎所以，人人都神经紧绷。1580年八月，张居正收到亲家刘一儒的信，这是一封议论朝政的信，平心静气，发自良知：

我听说，欲建立事功的人必须要精明，但要培养良好体制，必须要浑厚。自您当了大明帝国的家之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政府官员尽心尽力，效率奇高。我以为，事功您是建立了，但您制定的各项法律实在严苛，考成法执行起来太不近人情。既然现在政府已走上正轨，从前的一些苛刻规定是否能撤销？不然，大部分官员都活在惶恐中，恐怕有失浑厚。不培养元气，就养不了敦浑之体，将来弊必大于利。

这不是刘一儒闲扯淡，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刘一儒的话可谓洞见本体。中国传统政治讲张弛之道，而以柔和为主，不主张刚健治国。所以，以铁血手腕改革的商鞅被人唾骂，以严苛法律治国的秦始皇被人诟病。

张居正的整顿吏治，实际上是阳明学“知行合一”的加强版。一个人良知不被遮蔽，知道了就必会去行。但张居正认为所有官员的良知都被遮蔽了，只知不行，所以他把“知”作为命令，我的命令就是你的“知”，命令一下，你必须去行。你不必在我的命令上致良知，不要想是对是错，按照命令去行就是对的。这固然能大大提高效率，然而他的很多命令被许多人当成是外物，也就是不能自得于心的东西，这就导致执行命令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忍受严刑峻法的逼迫只好去行，可一旦张居正去世，严刑峻法消失，这些人会马上恢复本心，不再去行。

刘一儒的担心正在于此：看似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实际上是受心外的法律压制，法律消失时，就是他们的强烈反弹之日。到那时，张居正规划的一切都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道理人人会讲，张居正也有他的道理：乱世用重典，急病用猛药。面对滥局面，必须要以雷霆之力迅速纠正它，其他一切方法都是空谈。如果他真的听从刘一儒的意见，改弦易辙，必能收回大部分人的心，但他不可能听从，因为他是张居正。他从坐上首辅的椅子那天起，就深刻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知行合一，如何去知行合一。这么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做法，原因只有一个：他认为自己是在致良知。

也许，正是有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张居正才大踏步走到今天。在他看来，只有艰难险阻才是实学，人只有在障碍中才能学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才能锻造强大的心力。碌碌无为，永不可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孙海、客用事件

最初，张居正的障碍是些别有用心的官员，1579年则是想钱想疯了的朱翊钧，到了1580年后，张居正发现，朱翊钧已不仅是障碍，而早已是一颗定时炸弹。

国家有张居正，朱翊钧不必为政事烦忧。对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无事可做，充沛的精力只好浪费到玩乐上。年纪小时自有年纪小的玩法，年纪稍大也有成熟的玩法。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不知从何时起，朱翊钧迷恋上了各种娱乐活动。

1580年最后一个月，朱翊钧和他的太监玩伴孙海、客用常到西城玩耍。喝酒是难免的，但朱翊钧很少喝得人事不省，所以喝酒之后总有别的娱乐。某天，他突然起了雅兴，要侍立一旁的小内监唱小曲。小内监按冯保的命令只管站着，唱小曲不是他的工作内容，所以他不唱。

朱翊钧劝了半天，小内监就是不为所动。朱翊钧暴跳如雷，抽出身边孙海的佩刀，直奔小内监。小内监吓得瘫软在地，直叫“冯公公”。

不叫还不打紧，这一叫，朱翊钧更是怒火中烧，小内监竟然用冯保来压他，于是上去就是一刀。由于大醉，没有准头，小内监只受了皮肉伤。孙海等人一见要出人命，慌忙上前拉住朱翊钧。朱翊钧余怒未消，吩咐孙海等人把小内监狠狠地踢了一顿。小内监被踢得奄奄一息，朱翊钧还不罢休，割了小内监的头发，权当斩脑袋。

胡闹完毕，朱翊钧醉醺醺地回宫，昏昏睡去。天明时分，在宿醉中他被人叫醒，正是孙海与客用二人。二人脸色煞白，神情紧张地告诉他：“太后要见您。”

朱翊钧惊得翻身而起，问道：“可知何事？”

孙海说：“那个小内监把昨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冯公公，大概正是此事。”

客用帮腔说：“据说冯公公也发了火。”

朱翊钧腾地站到地上：“冯保有什么资格发火，岂有此理!”

冯保不是他所怕的，他最怕的是冯保在他母亲面前告状。他犹豫焦虑起来，孙海与客用催促他：“皇上，还是赶紧去吧。去晚了，李太后更生气。”

朱翊钧胆战心惊地来到李太后宫里。李太后脸色铁青，像是涂了一层铅，一见朱翊钧便大喝道：“跪下。”

朱翊钧身不由己地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李太后拍案而起，声音尖利：“你知道你的罪过吗？”

朱翊钧不敢回话，浑身如筛糠。李太后开始一五一十地数落他的罪过，越数落越生气，最后居然掉下眼泪。朱翊钧也是哭得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李太后擦去眼泪，冷冰冰地问朱翊钧：“你知错吗？”

朱翊钧叩头如捣蒜说：“儿知错了。”

这情景连站在一旁的冯保都于心不忍。李太后见到儿子的狼狈相，叹息一声，要朱翊钧站起来，去书橱上找来《汉书》，让他翻到第六十八卷。朱翊钧轻声念出口：“霍光传。”

“读!”李太后口气威严。

朱翊钧开始读，当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时，眼泪再度流下，这眼泪半是恐惧半是委屈。霍光废昌邑王乃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朱翊钧当然读出了其中意思。他明白，现在的霍光就是张居正，他母亲看上去就是张居正的帮凶，还有那个冯保，则是张居正的内线。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冯保的监视，冯保知道了，李太后就知道了，张居正更知道了。

他没有读完《霍光传》，双腿一软跪到地上。李太后声色俱厉：“不是只有你才能当皇帝!”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朱翊钧魂不附体，恐惧得一言不发。李太后吩咐：“去请张先生来，看看我大明朝的这个皇帝，还留不留!”

张居正早就得到朱翊钧痛殴小内监的消息，他也知道李太后会过问，但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连他都认为李太后有些小题大做，他对李太后说：“皇上固然有错，只是道德瑕疵，没有到废立的地步。”

李太后余怒未消：“张先生不必维护他，他现在就如此，将来真的亲政了，还不毁了大明朝!”

张居正望了一眼跪在身旁的如同被主人狠揍的死狗似的朱翊钧：“皇上本性不坏，只是一时糊涂，要他痛改前非就好。”

李太后追问：“他还能改吗？”

“能!”张居正说完，用眼神示意跪在地上的狼狈不堪的朱翊钧。朱翊钧倒很机灵，叩头向李太后哭诉，他一定痛改。

李太后态度缓和下来，说：“既然要改，那就让天下臣民皆知。张先生，你帮皇上写两道罪己手诏，一份给内廷，一份给内阁。”张居正遵旨。

说是帮皇上，其实张居正根本就未和朱翊钧商量一句。他回到内阁，不假思索，铺开纸张，以朱翊钧的口吻先写给内廷：“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朕，无所不为，贬到南京孝陵(朱元璋的陵墓)去当菜农。你们司礼监的所有人既受朝廷爵禄，朕偶尔昏迷，犯下错误，你们就该劝谏朕，可你们却图朕一时欢愉，尽情放纵朕，真是该死!今后如果还有奸邪小人引诱朕，你们司礼监任何人都要举报，并发外廷知道。”朱翊钧看了这道罪己手诏，咀嚼着无声的怨恨，也只能同意。

再看发给内阁的那道诏书：“孙海、客用已被朕发配南京。先生和诸位大臣既为辅臣，见朕犯错怎能坐视不管？先生既知此事就该谏朕，让朕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王，先生也就成了尧舜的臣子。从今而后，无论朕在宫中有何过失，先生都要劝谏，不可姑息朕!”这就是授人以柄，朱翊钧的屈辱怨恨可想而知。

朱翊钧愤怒悲伤，冯保却欢欣起来。他对张居正说：“司礼监最近有几个混账，总和我过不去，趁此良机，张先生帮我把他们一并除了吧。”

这是顺水人情，张居正很乐意做。在他眼中，内监就没有几个好人，除一个是一个。于是，朱翊钧又收到张居正的奏疏。张居正说：“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引诱您的潜力，所以都应被惩处。”

朱翊钧看着这道奏疏，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同意。恨一个人，很多时候并非是此人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伤到了自己的自尊。孙海、客用事件是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的一次斗争，结果他惨败。这种羞辱始终埋在心底，直到几年后才被他以复仇形式释放。

张居正却丝毫未察觉朱翊钧的心理，他忧心忡忡，决定趁这件事再做文章，把朱翊钧牢牢固定在准圣君的轨道上。

但在1580年时，张居正再想这样做已有相当的难度。朱翊钧已从之前的唯唯诺诺变得有主见，这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非经强大力量，不可能回到正轨一样。

但张居正的力量已经用尽，确切地说，他仍是新瓶装旧酒。他把当初的《帝鉴图说》思路重新拿出，把历朝历代的宝训、实录集结成册，向朱翊钧呈上了一本《谟训类编》。他对朱翊钧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皇上能以史为鉴，念念警惕，事事遵成宪。在深宫中的心就应该是上朝理政时的心，在朝理政时的心就应该是在深宫中的心；静时的心就应该是动时的心，动时的心就应该是静时的心。”

这就叫知行合一，朱翊钧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多。他对张居正说：“古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孔子，说为政要仁，可他一掌握政权，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少正卯，这是知行合一吗？这简直是虚伪得要命!”

换作任何一位大儒，都会对朱翊钧这种看法惊愕失措。但张居正不是腐儒，他懂得变通，心中的偶像只有自己的良心。他对朱翊钧说：“孔子纵然是圣人，心中也有私欲。他做错的事，我们不要重蹈；他做对的事，我们要借鉴。不必论他的是非，只要我们自己心中有个是非。”

这种话，朱翊钧只是一听，他也并不认为孔子冤杀少正卯是错的，他只是看不惯张居正总喜欢用文化育人，想要给张居正难堪罢了。

君臣二人已经离心，二人的心思已无法走到一起。出事，便是迟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