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要钱

苗头往往被人忽略，因为即使苗头的主人也很难注意到它。但星星之火必能燎原，到那时悔之晚矣。所以理学家和心学家们才苦口婆心劝人“研己”(抓住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

朱翊钧的金钱欲望苗头早就萌生，只不过他自己未注意，为整个帝国奔波劳苦的张居正自然也没有注意，不是他没能力注意到，而是没有精力去注意。

1579年农历三月，朱翊钧对户部尚书张学颜哭穷，说后宫嫔妃增加了许多，但胭脂钱还是从前的数额，为了每位美女都有胭脂用，他母后以身作则减半。他还对张学颜说：“倘若祖宗法制允许，朕真应该带您去后宫看看，女人都没女人样了。”

张学颜紧张兮兮地问：“为啥？”

朱翊钧长叹说：“素颜的女人哪里叫女人啊？”

张学颜急忙动用脑筋，准备为朱翊钧分忧。朱翊钧不用他分忧，扔给他一道手诏说：“再给我二十万两银子吧。”

张学颜险些一头栽倒，因为今年的宫中用度一百万两已经支付，才过去三个月，就又增加二十万两，这是个极大的难题。张学颜神情恍惚地回到户部，对着账目唉声叹气。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每当遇到困难时，他总会想到张居正。

阳光温柔，但张学颜满脸是汗地抱着账目和朱翊钧的手诏去见张居正。他把来龙去脉大致一说，张居正的脸色就阴沉起来。张学颜发现苗头不对，急忙说道：“张阁老，这件事应该是我能做的，不该麻烦您，皇上若是知道我来找您，恐怕也会不高兴。”

张居正冷笑：“这样大的事，你还敢不经过我而擅自做主？”

张学颜魂飞魄散，嘴巴已不利落：“不，不，张阁老，这……我的……其实，我是想说，不该来麻烦您，我应该拿出方案来找您，而不是请您出主意。”

张居正乜斜着眼睛，看了看张学颜，说：“你现在就想主意，我听听。”

张学颜后脊发凉，他有办法，但这个办法其实不是办法，或者说，他张学颜不能用这个办法，只能让张居正来用。这个办法就是：拒绝支付。

张居正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禁起了些怜悯之心。他要张学颜把账本给他，并用一句话解脱了张学颜：“你别管了。”

坐在内阁春天的阳光里，张居正打开了回忆的巨门。三年前，他向朱翊钧讲解节俭之道，朱翊钧听得是那样入迷。两年前，他还是和朱翊钧探讨节俭之道，朱翊钧也是聚精会神，只不过听完后，问了句：“如今国库充盈，没必要再那么节俭吧。”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脸色很难看，是故意摆给朱翊钧看的。他的话也不是太顺耳：“皇上，即使是千金之家，挥霍无度，也会坐吃山空，何况如今国库远没那么乐观。您应该把节俭当作天理放在心中，把乱花钱当作人欲，尽早克去。”

张居正已不记得朱翊钧当时的表情，不过在那件事后不久，他就知道朱翊钧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1578年他从老家回来后，他就发现朱翊钧在他离开时从户部调拨了三万两白银充入后宫。三万两白银不是大数目，但朱翊钧的动机就不好。为此，张居正特意和朱翊钧聊过这件事，朱翊钧在他讲述金钱来之不易的大道理时不动声色，讲解结束后，才在他锐利的眼光监视下，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记忆的巨门嘎吱嘎吱地合上，张居正看着朱翊钧的手诏和户部的账本，坚定地站起身，走向皇宫。

朱翊钧正迫切地等张学颜，想不到等来了张居正，沮丧全写到了脸上。

张居正并不理会朱翊钧的脸色，自他从老家回来后，朱翊钧的脸总是变幻莫测，他没有心思去揣摩脸背后的心理，他来这里的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要朱翊钧知道赚钱不易。

张居正深刻感觉到，对于此时的朱翊钧，纯粹说教已起不了大作用，所以他先拿出账本呈给朱翊钧。朱翊钧打开看了半天，他确信朱翊钧已看出大概，才缓缓开口道：“前年(1577年)收入白银435万余两，去年(1578年)却只有358万余两，减少了80余万两。但前年的支出是349万余两，去年的支出是388万余两，上升了40余万两。前年盈余近100万两，去年却超支了30万余两。”

朱翊钧明知故问：“这上升的40余万两都干什么了？”

张居正回答：“宫廷支出是大头。”

朱翊钧脸红了一下，张居正趁势问道：“我听说您又想从户部支出二十万两？”

“呃，”朱翊钧在龙椅上极不自然，“张先生，您不知道宫廷用度突然多起来，因为人多了嘛。我大婚之后，凭空多了好多人，这您是知道的……”

看到张居正神色平静，朱翊钧说不下去了，只好急转直下道：“既然财政如此窘迫，那我就收回成命，二十万两不要了。”

“这怎么可以!”朱翊钧话音未落，张居正已脱口而出，“皇上金口玉言，说到就要做到。”

这句话让朱翊钧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张先生的意思。”

张居正说道：“皇上已下了手谕要钱，就该把钱拿到手。”

朱翊钧酸酸地回了一句：“张先生给我看了账本，我哪里还有心情要啊。就是我想要，我看张先生的意思也不是想给。”

张居正斩钉截铁：“当然要给，皇上不是黑白不分的人，要钱自有道理。给皇上看账本，只是想告诉皇上，最近几年在我主持下，国库虽丰盈，但家底依然很薄，经不起挥霍浪费。该花的钱自然要花，但挥霍浪费，却绝对不可。”

朱翊钧被这番软中带硬的敬告弄得很尴尬，讪讪地笑了一下，也只好承认：“张先生说得是。”

张先生说得是或不是，不是靠嘴来评定的，还要靠行为。朱翊钧只是口头上认为张居正说得对，但并未付之行动。一个月后，他又要钱了。这次他没有向户部要，而是把手伸向了光禄寺(掌管朝廷祭享、筵席及宫中膳馐的机构)。

张居正执政后，光禄寺的财政预算被砍了一大半，每年只有十万两白银。光禄寺官员们一直在叫苦，想不到苦上加苦，他们突然接到朱翊钧的旨意：把你们的十万两白银先挪给我用一用。

光禄寺领导跑来找张居正，垂头丧气地说：“这活没法干了。”

张居正问明事由，思虑了一番，突然臭骂光禄寺领导：“你们没有脑子吗？这点小事，也跑来找我!”

光禄寺领导被骂得如雷轰顶，心想：这还叫小事？那什么才是大事？皇上擅自挪用政府部门的钱，你身为首辅就不管吗？

可他们也只敢在心里这么说，面上还是得毕恭毕敬地听着张居正的责骂，然后又毕恭毕敬地被张居正赶了出去。

光禄寺领导一走，张居正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刚才有点过于激动，他连自己什么时候站起来的都没有了印象。他的火气不是针对光禄寺领导，而是朱翊钧：看来上次精神和物质上的感化，毫无效果。他稳定了情绪，整理了衣冠，大踏步地走出内阁，奔向皇宫。

朱翊钧急忙跑出来见他的张先生。他的张先生脸色不太好看，最近这段时间，他时常发现张先生总摆出一副臭脸，不知是摆给谁看。

张居正这次没有废话，而是直奔主题：“皇上又要钱做什么？”

朱翊钧急忙说道：“这次的钱可不是我要的，是两宫太后要赏赐众人，没有现钱，所以先从光禄寺挪用，母后说这笔钱很快就会还上。”

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事有点麻烦。李太后要钱和朱翊钧要钱是两个概念，张居正觉得，朱翊钧还小，有时候自制力差，要钱只是胡要，经过坚定的劝说，还可改正，可李太后是大人，心里有主意，她要钱，那就是说一不二的事了。

这是李太后第一次要钱，张居正绝不可以阻止。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不能这样就让皇上把钱轻易地拿走，有些话必须说清楚。

于是他说：“财赋有限，费用无穷。一旦库藏空虚，发生灾荒、战争，就难以应付了。”

朱翊钧知道钱到手了，乐不可支地点头。张居正心里叹了口气，说完他最后想说的话：“希望皇上以后力加节俭，若再和政府要钱，臣等可就不敢奉诏了。”

朱翊钧的脸变了，不是苍白，而是可怕的苍白，眼芒辛辣地射向张居正。正在叩头谢恩的张居正没有看到，更没有感觉到。

当张居正在内阁和张四维谈起这件事时，张四维打了个寒战：“张阁老，你这话说得有点重啊。”

张居正茫然若失地看着张四维。张四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了出来：“毕竟是皇上，而且年龄也不小了，道理上四海财富都是皇上的，您怎么敢说以后不敢奉诏呢!”

这对别人而言，无疑是一道霹雳，可张居正只是一笑：“财政的确不容乐观，我也是实话实说。”

张四维追问了一句：“以后皇上要钱，您真敢不奉诏？”

“敢!”张居正看了神经兮兮的张四维一眼，又补充道，“良心上过得去，就不会前怕狼后怕虎!”接着把目光投向远方，自言自语道，“人最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良心，违背良心做事，才可怕。”

朱翊钧总要钱是否算违背良心，张居正心知肚明。宫廷是需要钱，因为用了太多的人。有些人就是摆设，为了皇帝的威风，这些人在张居正看来是不必用的。李太后要赏赐宫人和外面的和尚，这也是没事找事，用钱打水漂。但在朱翊钧和李太后看来，这些钱该花。所以说，良心这东西，一人一个标准，你用你的良心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认为他十恶不赦，而他本人还感觉自己是圣人。

朱翊钧虽没有感觉自己是圣人，但绝对不认为自己毫无良心，却也挥霍本应该用在国家建设上的、张居正用汗水换来的钱。

张居正在把光禄寺的钱挪给朱翊钧后，心神仍不能安定。思来想去，他给朱翊钧写了道奏疏，深情地探讨了金钱的来之不易以及国家特别需要钱的现状，希望皇上能节俭克制，做一个朴实无华的皇帝。

这道奏疏如投进坟墓，毫无回音。张居正执政以来第一次遇到朱翊钧对他的奏疏“留中不发”。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但张居正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朱翊钧只是在耍小孩子脾气，因为很快发生的一件事让他觉得，他和朱翊钧的关系仍如从前，甚至比从前还要好。

1579年夏初，朱翊钧浑身起了疹子，病势急转直下，大有一命呜呼之势。

出疹子在今天都不是小事，何况是明代。李太后惊慌失措，整个帝国焦虑起来。

禁止戒坛

李太后的惊慌可想而知，如果朱翊钧真有个三长两短，她的一切就都不复存在了。大家都在惶惶不安时，唯有张居正表面声色不动。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张居正是十足的冷血，而且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真的猜对了。

朱翊钧疹子漫布全身后，李太后下令僧侣开坛，设法度众。这是一种宗教祈祷，阵容强大，花费昂贵。一心信仰佛教的李太后认为做这些功德，可以让儿子脱离苦海，早日痊愈。

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无可厚非，但张居正认为有问题。因为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早被朱元璋立法禁止，张居正对李太后说，祖制不可轻易违背，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和事端。他指出，皇上得病，和尚是解救不了的。如果真要找个祈祷对象，不如谢郊庙、社稷，它们才是皇上的保护神。

李太后在后宫看到张居正的反对信，气个半死。冯保隐晦地维护张居正说：“张先生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皇上龙体欠安最忌吵闹。如果在宫里开戒坛，和尚的器乐和念经声必震耳欲聋，影响了皇上……”

李太后脸色冷冷地把张居正的信扔到桌上：“谢郊庙、社稷，这主意也只有张先生能想得出来啊。”

冯保发自肺腑地接口道：“张先生一心为江山社稷，忠心天地可鉴。”

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戒坛的事就此不了了之。

虽没有请和尚们保佑，但朱翊钧的病体渐渐康复，一个月后，他已能直立行走，并且可以上班。他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张居正来见。

两人相见，张居正恭祝朱翊钧痊愈，朱翊钧则很抱歉地说：“我多日未上朝，国家大事劳先生费心了。”

注意这句话，从前朱翊钧上朝，国家大事也是张居正在费心，但他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说这话，背后的意思大概是：“我已能亲政，但一个月没有亲政，劳烦您张先生，我很是过意不去。”

张居正只把这句话当成了客套话，按部就班地回答：“臣很久没有见到皇上，朝夕想念。今日见到皇上，真是欣喜万分。国家事务本是我分内之事，我自当竭智尽忠，皇上免劳挂怀。”

朱翊钧淡淡地点了点头，说：“先生的忠心，朕知道了。”然后吩咐给张居正一些小赏赐。张居正叩头谢恩。

朱翊钧冷不防地说道：“先生不允戒坛，真真是好事!”

张居正毫无反应，站起来平静地回答：“戒坛伤财，还叨扰皇上清净。”

“所以我说，真真是好事!”朱翊钧的声音很冷，张居正不由自主地抬头偷偷去看，只见朱翊钧在龙椅上毫无感情地看着他。他突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在死水般的沉寂中，朱翊钧打破了凝滞的时光，他命令张居正：“先生近前，看朕的脸色。”

张居正心神稍定，缓步向前，在晨光熹微中，他看见朱翊钧一张病后初愈的清白的脸。他跪在朱翊钧面前，离朱翊钧是那样近。正是春末夏初，温度宜人之时，但张居正却感觉脊背炽热，浑身似乎都要被汗水浸透。

他听到朱翊钧底气十足的声音：“朕现在一日四餐，每餐都可吃两碗白饭，只是不吃荤。”

张居正忽然感觉快乐起来，皇上已痊愈，这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心情一好，话也多起来：“病后加餐是好事，不过元气初复，应做适当的调节，吃太多恐伤脾胃，少吃荤是好的，但也不能一口不沾。”说到这里，他拾起从前的严肃，郑重其事道，“非但饮食要适当，就是‘**’也不可多，希望皇上千万注意。”

朱翊钧脸色微变。关于**，宫中早已传开。年轻人都馋，朱翊钧尤其馋，实属色中饿鬼。但这种事，大臣不太好说。朱翊钧就始终认为，这是他的私事：你们大臣管天管地，难道还管我的床笫？

张居正的这段话，让他回想起出疹子前的一件事，张居正曾上疏请他在**上不要辛苦劳作。朱翊钧那时就有些许愤懑，如今张居正又当面警告他，这是极尴尬的事。他把两道眉毛拧到一起，肚子里翻江倒海，实在想一吐心中不快，可他终于忍下了。

在稳定情绪后，他对张居正说：“最近母后一直在我身边照看，从未离开过。我也未临幸过任何人，先生真是钟爱得很，朕都知道了。”

语气是不满的，张居正听得出来，但他并未放在心上，还是他的惯性思路，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还只是个孩子，有点小脾气再正常不过，只要善加引导，将来必是明君。

高明的匠人往往自负地认为，在他手中没有塑造不出的艺术品。可这要看原材料的材质，世界上有美石，自然就有朽木。稍不留意，就会把朽木当作美石。

当朱翊钧说“朕都知道了”时，张居正激动得想流泪，因为这五个字证明，朱翊钧还是允许被他塑造的，正向好的方向大步前进。这是有良知的表现，人只要有良知，再加切磋琢磨，就可成为圣人或圣君。

人太顺了，往往会迷信于经验，蔽于见闻，所以把事想得极为乐观。张居正就在犯这样的错误。

朱翊钧元气恢复不久，又把眼睛盯到了钱眼里。

君臣金钱拉锯战

一个烈日炎炎，能把路人烤熟的中午，工部尚书李幼孜浑身冒火地跑进内阁，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对张居正说：“您看，您看，又来了。”

张居正困倦异常，好不容易才昏昏睡去，被李幼孜这么一惊一乍，睡意顿消。他接过李幼孜手上的手谕，是朱翊钧给工部的命令：铸银十万，赏赐宫人用。

张居正失声道：“天啊，皇上这是要干甚!”

李幼孜情绪激动：“赏赐宫人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够胡闹的了，可也没有这样三番五次向政府要钱啊。皇上真是聪明，从国库里要不到钱，就要我工部铸钱。张阁老，这事你看怎么办？”

张居正脱口而出，声音很大：“不能铸!”

李幼孜被张居正这三个字吓得一愣，随即没有底气地自言自语道：“皇上会听您的吧。”

张居正已打定主意，站起来对李幼孜说：“我去见皇上，你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件事不必放在心上。”

见张居正如此自信，李幼孜也就把心放在了肚子里。

朱翊钧一听张居正来见，马上想到是关于铸钱的事。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对身边的人说道：“张先生简直是顺风耳啊，李幼孜这嘴也够快的。”身边的人看到他脸上挂着讽刺似的笑，吓得一声不敢出。

他自言自语道：“这回我是铁了心，看张先生如何!”打定了主意，坚定了信心，他迈着给自己助威的大步昂首走出来，和张居正见面。

张居正行礼完毕，还未开口，朱翊钧抢先问道：“张先生来，是为铸钱之事吧？”

张居正心里发笑，口上却只说了个“是”字。

朱翊钧内心狂喜，以为从张居正的“是”字上，他分明感觉到张居正这次信心明显不足，也就是说，张居正毫无把握能说服他，这正是他反攻的资本。

“铸钱也并非我心血**，自我登基后，万历四年二月和万历五年二月，都有圣旨铸钱，那可是您批准的。”朱翊钧侃侃而谈，“今年距万历五年已过去两年多，我想应该再铸些钱来。后宫赏赐太少，我又不想从国库拿钱，只有铸钱才是上上策。”

说完这些话，朱翊钧洋洋得意地看着张居正。张居正像石雕泥塑般，毫无反应。朱翊钧内心狂喜，他以为张居正真无话可说了，正要继续大发议论时，张居正突然提高了嗓音：“臣请问皇上，钱币的作用是什么？”

“呃。”朱翊钧被问住了。确切地说，他知道“用来花”的答案是错的，所以他不敢做任何回答。

张居正抢占了高地，马上发起滔滔不绝的进攻：“钱币是用来通货便民的，不是用来在宫廷里赏赐的。嘉靖时期已铸钱多种，您登基后，民间流通的钱币还是嘉靖时期的，前两次铸钱在民间已引起争议。百姓认为，旧钱还未花完，又来新钱，要想流通，必须要拿旧钱换新钱，这是很麻烦的事。政府的责任是利国利民，利民就是别给百姓找麻烦。迄今为止，民间的钱至少有五种，倘若再铸造一种新钱，不但浪费工本，还会让百姓无所适从。我的意思是，不如等民间流通的钱少了许多后，再铸钱也不晚。至于您说赏赐宫人，我看大可从国库挪个一千两旧钱，这才是上上策。”

朱翊钧一言不发，张居正也不再说话，宫里静得连人的呼吸声都能听见。许久，朱翊钧才低下高傲的头颅，说了句：“那就依张先生的意思吧。”

张居正对朱翊钧，向来是以教化为主，不但要他口服，还要他心服。他趁势追击：“皇上有恻隐之心，见宫人用度不丰就有心赏赐，这是仁君做派。但皇上应知道，人君在上，一动一言，都是度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似的谨慎则存，不管不顾地奢侈浪费则亡。昭昭神明，其实就在你我身边，能不谨慎？!”

朱翊钧机械性地点头，说：“朕全都知道了，张先生忠爱。”

知而不行，不是真知，朱翊钧就不是“真知”。一个月后，苏州、松江发生水灾，礼部言官和工部官员请求朱翊钧暂停苏松织造。朱翊钧大怒若狂：“还要不要人活了，没有衣服，难道要宫廷所有人都赤身**吗？!”

织造就是皇家用物加工厂。朱翊钧时代，织造还只是闲散在民间的工厂。皇帝派内监拿着衣服的样子到江南找百姓织作，费用一部分出自内库，一部分出自政府征收的盐税。但钱从皇宫里出来几经周折后，到百姓手里就所剩无几了。有时候，皇宫里根本不出钱，所以百姓极不情愿承接这政府工程。但这可不是百姓能说了算的，织造渐渐成为江南百姓的强制性任务。

这年发生在江南的水灾，异常严重，所以政府官员才希望今年的织造停止。但朱翊钧没有万物一体之仁，发了龙颜大怒。政府官员们只好去找张居正。

张居正听取了众官员的报告后也觉得，如果照旧织造，江南百姓负担太重，所以指示工部尚书李幼孜，上疏要皇上召回内监，再看下一步。

李幼孜的上疏很快得到朱翊钧本人的反应：“御用的袍服紧急，如果召回内臣，那这些袍服怎么办？召回内臣把袍服的监督工作交给地方大员，那些地方大员脑洞奇大，质量谁保证？”

这意思已很明显：内臣不会召回，所以织造工作继续。

张居正在内阁，和张四维、申时行对坐无言。桌子上放着朱翊钧的手谕，每个字都非常刺眼。

时光流逝，内阁静如坟墓，申时行终于忍不下去，先开了口：“皇上这一年来变化很大。”

“此话怎讲？”张四维更是憋得难受，终于有人说话，他连忙如释重负地接过话头。

申时行看了眼张居正，见张居正毫无表情，觉得应该说下去：“皇上对物欲的追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频繁。”

张四维瞄了张居正一眼，张居正脸上抖了下。张四维慌忙煞有介事地训导申时行：“你这是什么话，有张阁老鼎力辅佐教化，皇上英明神武。”

申时行不说话了，张四维也沉默起来。又是很久，大家终于听到张居正一声长叹：“咱们一起去见皇上吧。苏松织造的事，非停不可，否则又是水灾，又是义务劳动，百姓哪里受得了啊!”

张四维连连点头称是，三人去见朱翊钧。

朱翊钧摆张臭脸迎接三人。张居正最先发话：“江南水灾，松江最重。皇上应有好生之德，停止今年的织造，让百姓可以喘息。”

“朕未尝不爱惜百姓，但松江的织造很快就完，不能虎头蛇尾啊。”朱翊钧懒洋洋地说，一副无赖相顿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张居正追进一步：“皇上能有此心，真是苍生之福。臣以为地方多一事则有一事之忧，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织造是快完毕，但终究没有完毕，百姓还在受苦。皇上等完工后召回内监，不如现在就召回，百姓所受的皇恩就更加浩**。”

朱翊钧一肚皮的不忿：“这真是让朕为难啊。全都撤回，宫廷御用之物怎么办？”

张居正又放松一步：“南京所受的水灾不重，可不必停止。”

朱翊钧有了回旋的余地，又见张居正不容更改的神情，只好借坡下驴：“那就这样吧，下旨召回苏、松的内监。”

张居正领着张四维和申时行叩头谢恩。朱翊钧说着场面话：“君臣一体，百姓才能受惠。希望张先生再接再厉。”

张居正当然会再接再厉，七年来，张居正从来就没有放松过片刻的身心，说到做到，甚至做了都不说。朱翊钧却是心口不一，1579年末，朱翊钧突然又下旨令织造绸缎七万余匹，预算白银五十万两。内监比圣旨还快，已经出了京，飞奔在去往南中国的大道上。

工科言官王道成第一个上疏，请朱翊钧减少定额，因为南方百姓还未恢复生气。张居正也很快得知发生了变故，他百思不得其解：明明说得好好的，皇上何以出尔反尔？为什么又要织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下江南的百姓？

这所有的“为什么”，张居正都找不到答案，他只好再去见朱翊钧。但这次朱翊钧没有见他，张居正并未有不祥的感觉，他回内阁后就上了一道奏疏，请朱翊钧关注国家、关注民生：“织造这种事实在是可有可无的，如果皇上认为真的不能没有，那至少可以减半。”

朱翊钧“留中不发”。张居正就指使众臣接二连三地上疏。朱翊钧立即发现他陷在忠臣劝谏的汪洋大海中，气恼地说：“这些人真奇怪，怎么都和张先生一个调子!”他说完，就探寻地去问身边的太监们，太监们低头不语。

“好好好，”他丧气地说，“就减半，烦死我了!”

他说这句话的那天晚上，冯保派他的心腹徐爵去告诉张居正小皇上的反应。张居正满意地笑了，皇上总算有心。

徐爵把冯保来通知他的本意说了出来：“皇上最近对张先生有点……”

“不必说了，”张居正打断他的话，“能减半就是江南百姓之福，百姓有福，我受点皇上的气有何关系？只要能把事办成，其他勿论。”

徐爵被张居正的凛然所震慑，站了半天才想起冯保还有句话要传给张居正：“冯公公说，皇上最近总提他岳父，还有李成梁。”

张居正心上一动，这件事的确是个事。他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这扇大门离他不远，就发生在叫停苏、松织造之后不久。

爵位，给还是不给

朱翊钧结婚时，老婆王女士向他哭诉老爹王伟养她成人不容易，希望现在可以报答她老爹。朱翊钧想到老娘把自己拉扯大的艰辛，所以感同身受，决定给老岳父一份厚礼——封爵。若是从前的皇帝，这事轻而易举。可朱翊钧并不这么想，凭他对张先生的了解，张居正肯定反对这件事。

为了这件事，朱翊钧做足了功课，确信万无一失后，口传圣旨给内阁，封王伟为伯爵，要内阁拟旨。这道口传圣旨处处透着朱翊钧的小聪明。他说：“我并未破例，给岳父封爵这事有先例。武宗的岳父夏儒、世宗的岳父陈万言都有爵位，倘若我的岳父没有爵位，这显然不符成例。张先生向来说遵循祖制，恐怕这也是祖制之一吧。”

传旨太监走后，张居正问张四维：“你怎么看？”

这事很容易看，但也不容易看，关键是张居正怎么看。张四维沉默了半天，才慢吞吞地说道：“张阁老恐怕心里已有主意了吧。”

张居正当然有了主意，但他下定这个主意时很纠结。他说：“皇上虽然拿出了两个成例，但祖宗还有法律：非有军功者不得封爵。武宗和世宗是违背了这条法律，当时的大臣竟然无人站出来说话，可见人心沦落到何种田地。”

申时行对张居正这段话有不同看法，他说：“也不止是武宗、世宗的老丈人被封爵，孝宗的岳父张峦也被封爵了。这已成为习惯法，我以为在这种事上不必认真。”

张居正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一字一顿地说：“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人遵守的，如果有法不依，那和没有法律有什么区别？”

说到这里，张居正的眼光随即黯淡下来，叹息道：“不过，做事不能本本主义，皇上最近因为织造的事心情很压抑，我们再在这件事上纠缠，恐怕不是忠君之道。”

张四维接口道：“是的是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咱们只好退一步了，拟旨……”张居正顿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但失之东隅，必要收之桑榆。”

张四维和申时行不明白张居正的意思。

张居正解释道：“关于皇亲封爵这事，到此为止，我请皇上从此杜绝一干人等的封爵请求，岳丈、驸马更是在此例中。”

朱翊钧几个月来终于有了收获，张居正允许封王伟为伯爵。但这收获没有什么滋味，因为张居正提出了条件：王伟的爵位不可世袭，另外就是皇亲、驸马的爵位，从此后非有军功者，不得授封。

这是**裸地和皇帝谈条件，朱翊钧除了生闷气外，别无他法。生了会儿闷气，他又欢乐起来，毕竟他的主张获得了张居正的同意，也就是说，他是胜利的一方。

人逢喜事精神爽，朱翊钧召见张居正，要和他谈心。张居正也有心事要和朱翊钧谈，这件事也是封爵。

“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为一时之冠，”张居正缓缓开口，“所以臣认为，应该封李成梁为伯爵，这样可以鼓励其他将士奋勇杀敌。”

朱翊钧“哦”了一声。“李成梁”这名字在他耳边响起的次数不下百次，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婚前夕，李成梁就在边关打了个胜仗，喜得老娘李太后合不拢嘴，说是双喜临门。

想到这里，他马上就要张口允准，可一股酸水从胃里涌上，直进入脑子。他把想说的话硬生生吞了下去，换了一句吐出来：“非军功不封爵，听您这么说，李成梁封爵倒是名副其实，只是……”

他故意卖了个关子，是因为前几天的酸水正涌上来：“李成梁这爵位恐怕也不可以世袭吧？”

张居正哑然，这是孩子气，可不必理他。但朱翊钧下面的话却是绵里藏针了：“张先生，我听说您和李成梁的私人关系很好？”

幸好张居正问心无愧，反应也快：“工作需要，边疆大臣在千里之外，手握重兵，臣为了可全方位地拘束他，非要建立朋友关系不可。而且臣和他建立朋友关系，也能随时了解边疆的情况。”

朱翊钧假装明白似的点了点头，突然又射出更锋利的一箭：“我听说先生用人，总用自己熟悉的人。”

张居正不紧不慢地回答：“这很正常，不熟悉的人，臣就不知道他的才能德行如何，所以只能用熟悉的有才德的人。况且臣用人，出于一颗公心，绝无私意。”

朱翊钧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又转到李成梁封爵问题上来：“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封李成梁为宁远伯，要他好好保卫边疆。”

李成梁得到这个天大的喜讯后，立即备了份厚礼，派人送到京城张居正府上。换作从前，张居正肯定收下了。多年来，李成梁、戚继光都时常给张居正送礼，有时候礼物还很重，张居正都笑纳。但接受礼物后，张居正会再变相地送出去。他不是道德圣人，但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

有人曾问他：“处于风口浪尖，为何要收别人的礼品？”

张居正回答：“李成梁、戚继光在边关，一要应对外敌，二要关注朝廷的动向。边帅能否立功，大部分是取决于朝廷的方针，而决定方针的那个人正是我。如果我不收下他们的礼物，他们怎能安心御敌？政治和军事，本就是一回事，不可分割来看。”

但李成梁这次来送礼，张居正坚决地拒绝了。因为他从朱翊钧最近一段时期的变化上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他对李成梁的人说：“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封爵是他应得的，我受他的礼物就是得罪了太祖皇帝的在天之灵。”

来人惊诧万分，满腹疑惑地离开了北京。

冯保派人送来的话，让张居正的脑海里翻腾起这两件事。然而，他毕竟是心无私欲，唯有社稷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淡然，并且似乎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