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火索：施观民

1579年春节刚过，整个帝国沉浸在繁华热闹的喜庆中，一道奏疏从江苏常州悄无声息地进了北京城。这道奏疏是封控告信，控告的对象是常州知府施观民。控告信指出，施观民在常州搜刮民财创建了龙城书院，请求政府制裁他。

张居正在内阁兴奋而不是愤怒地拍案而起：“好你个施观民，我等你很久了!”这话说得很露骨，身边的申时行听出来了，一向厌恶书院讲学的张首辅已准备对书院开刀，而施观民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导火索罢了。

施观民在江苏常州极有政声，他是知识型官僚，在政务之外好赶时髦，经常聚集思想界名流在官府讲学。有人就向他提议，可以搞个书院。但他是个清官，不想动用政府资金，所以就让常州地区的富户们捐款。有人不捐，他就上门索要，这才引出了富户们的报复，买通言官参了他一本。

张居正找来内阁同僚们商议。众人知道张居正已做了决定，所谓找他们商议，不过是让他们提前知道而已。果然，张居正开口就是：“我已准备向皇上请求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至于由头，就是这个施观民。你们看他为了办书院，居然强刮民财，目无王法!”

众人唯唯。

张居正上疏朱翊钧，请将施观民削职为民，顺便说了书院的种种坏处，并着重指出，国家思想纷乱繁杂，意识形态飘忽，这都是书院惹的祸，应将书院全部改成政府办公地，轰走那群穷嚼蛆的腐儒。

朱翊钧同意。

张居正人生中最受知识分子诟病的“废天下书院”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展开了“到书院轰人”的行动。所有书院中都发出了哭爹喊娘的声音，大部分人在书院里是靠嘴活着的，离开了书院，他们正如和尚离开寺庙一样，只能靠化缘度日。张居正抽了他们一嘴巴，又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发誓和张居正不共戴天。

张居正讨厌书院，正如独裁者讨厌思想纷繁、始终想统一思想一样。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明代攀上巅峰。它的特点是今日大学和论坛的综合体，由当时的著名官绅和学者联合创办，招收有志有才之士来学习。讲师来自五湖四海，只要你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敢上台讲，就能上台。

中国古代书院还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议论朝政和政治大人物。其实完全可以说，古代书院就是个政治清谈中心。它最让人呕吐的一点是，各路所谓狗屁的大师、公知们坐在清风徐来的书院里满口喷粪，却从不去做事。他们远离政治，根本没资格坐在政治交椅上，所以才没有任何压力地谈论政治。

古代中国是个重视舆论的社会，于是，这群书院的大师、公知的言论就成了一把锋利的武器。任何在高位的人都小心翼翼对待他们，以期望他们能用言论支持自己。

张居正最恨书院，因为他恨那些穷嚼蛆的人。一谈到书院讲学，他就咬牙切齿，对人发泄对书院的极度厌恶：“圣贤用经术垂训后世，国家以经术教育人们，只要踏实地体认儒家经典，就是在做学问。书院那群混账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一无是处。真做学问的人，应将平日所学的经书义理，笃实讲求，躬行实践。只说不做，和废物有何区别？!”

他给朋友周友山写信指责天下所有书院的讲学都是“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周友山是阳明心学门徒，也是他张居正最敬佩的学者，两人常有书信往来，讲学术讲政治。对于张居正的切齿痛恨，周友山不置可否。他知道张居正痛恨书院讲学的真正原因，自张居正担任首辅推行改革以来，天下书院对他的责难和痛斥就从未停止过。

实际上，纵然没有施观民事件的发生，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也是必行之事。

有人曾和他聊到对书院讲学批评时政的看法：“天下有道，百姓是从不议论的；天下无道，公知们才议论纷纷。”

张居正冷冷地回道：“待我废了他们行尸走肉的场所，让他们走出书院自力更生，他们就不议了，就是天下有道了。”

对方惊骇道：“百姓不议，非是不敢，而是没有可议论的。”

张居正又冷冷地回道：“谁议就杀谁!”

其实稍懂点事的知识分子就该明白，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不仅是私心，还有公心。张居正认为“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会将大批知识分子的精力浪费在门户之争中，妨碍他们探求经邦济世之学，反对“聚党空谈”，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学风。

或许有人会说，用强制的方式来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带来的结果却是摧毁思想界的生机，使当时中国思想界变得死气沉沉。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权力拥有者除了强制方式外，无其他办法可寻。

那么，被张居正废掉的那群书院公知都是些什么人呢？当时明帝国思想界，思想纷杂，意识形态固然是理学，可公知们乱谈的却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自1529年王阳明去世后立即四分五裂，有各种流派，一个流派里又有各种学派，大家都说自己是王阳明的徒子徒孙。可正如张居正所说，当今世上，得王阳明真传者寥寥无几。那些自诩王阳明门徒的人，要么是随心所欲的心学左派，要么是渐渐转入朱熹理学的右派，真正的阳明心学已销声匿迹。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这是阳明心学的灵魂。真正的王阳明信徒是那些拥有自尊无畏精神的英雄人物，为天下苍生而不惜生命，不惧荣辱，奋勇向前。从这点而言，当时的明帝国，除了徐阶、张居正外，再也没人配称是阳明心学的门徒。

张居正是否为王阳明门徒，这是个蠢问题。当时的天下，不归朱(朱熹)则归王(王阳明)，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倾向于朱熹或王阳明，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形势比人强。

张居正显然有意无意地偏向于阳明心学，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对阳明心学做过深刻的审思，判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他说，自孔圣人死后，人间犹如暗黑长夜，学者们各持己见，各信其说，辩论无度。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说再也无人提及，而训诂辞章之习又起。无论是哪个自诩大儒的人都忘记了一件事，圣人之学本是心学，良知之学，只有立定己心、自得于心的学说才是圣人之学。王阳明先生恰好一语道破，并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并非是赶时髦，而是纵观了学术发展大势后所做出的清醒选择。

不过他的“皈依”阳明学却是有条件的。本来，阳明心学的终极目的是此心光明，内圣外王。就是说，如果能把此心光明了，就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如何光明此心，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如何致良知，首先要立志，其次要对人对己真诚无欺，最后则是去事上练。但在致良知的途径中，炼心是重中之重。炼心的前提是要把心通过静坐、克己的方式清空，就是先安顿自我。王阳明说安顿自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的愉悦，如果真这样，那就成了心灵鸡汤，安顿自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心理障碍，面对诽谤和诋毁，不动如山。心学左派认为阳明心学就是心灵鸡汤，着眼于个体的愉悦。而张居正得到的是阳明心学的精髓：炼心就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困惑和矛盾，让自己更有效地投入拯救苍生的现实运作中去。这就是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自王阳明死后，真正读懂王阳明的人恐怕只有张居正。

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王阳明门徒，老师徐阶，甚至包括那个被高拱赶走的赵贞吉，还有他的朋友聂豹、前面提到的耿定向，再有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罗汝芳。

罗汝芳被驱

张居正废书院不是明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朱厚熜在位的1537年和1538年，两次下旨废天下书院，张居正是第三次，1625年，朱由校政府又第四次下令废天下书院。朱厚熜和朱由校废天下书院不必说，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的政治目标是清晰的：统一教育机构，不要又有学校，又有书院。这是有一定政治见解的，这种政治见解贯穿了他的执政始终，罗汝芳就是张居正这一政策的见证者。

罗汝芳，1515年生于阳明心学的圣地江西，1553年中举，和张居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说罗汝芳年轻时曾刻苦攻读朱熹理学，无论如何都搞不通，最后病倒在床，家里请了无数名医，都无法使他痊愈。后来他老爹给了他一本《传习录》[1]，结果他看了几页，马上生龙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阳明学习，只好寻找阳明心学的真正传人，于是他找到了心学左派大佬颜钧。

颜钧见他很有可塑性，就把对阳明心学的认识告诉他：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生不灭的，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所以，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去人欲”入手。

罗汝芳听后，欢喜得手舞足蹈，在长期的修行和参悟中，他渐渐得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于眼珠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现。由于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不用学不用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这也就是说，朱熹规定的，甚至是王阳明规定的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手法实属多余。再向大了说，国家那些控制人思想和行为的毫无天理的法律也是多余的，甚至大错特错，应该取消。

罗汝芳在安徽太湖县做县令时，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张居正曾写信给他说：“您在太湖县‘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罗汝芳啊!”但他话锋一转，“王阳明说致良知后还应该去行，否则就不是致良知。我觉得无论是学问还是为政，都该落到实处。我听说你在太湖县搞无为，上级政府下的条文，你认为不可就不执行，你认为可就下令执行，却从不去检验结果，这是不对的。”

后来，罗汝芳又被调到安徽宁国府做知府。张居正又去信说：“真儒者必须要明白‘体用’，‘体’实际上就是学，行乃学之‘用’，所以学最终必须落实到用上。”

罗汝芳对张居正的教导很不以为然，回信说：“阳明先生也说过这些，无非是知行合一。”

张居正又回信说：“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蕴相当广泛，举凡孝顺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内，而我所说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处理政务方面。”最后他很委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意思是，阳明学固然很好，但必须将其落实到从政的实际行动上并见出行政实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面看，张居正所说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范畴内的，其实还有区别。王阳明当然主张知行合一需在从政上体现，但他是教人和育人并行，也就是说，地方长官不仅是个行政官员，还要是个老师，不仅要落实政策，还需文化育人。张居正却认为，地方长官只要做好身为长官的职责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并不是长官的事，甚至可以说，对百姓的教育可有可无。因为一个地方长官倘若通过讲学等各种方式，为百姓启蒙，那后果不堪设想。

罗汝芳恰好身兼二职，既是行政长官又是老师。

张居正当国后，罗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职，两人多年不见，显得分外亲密。张居正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罗汝芳回答：“《大学》和《论语》而已。”

张居正默然，许久又问：“可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否？”

罗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为讲学做准备，还未来得及研究。”

张居正心里冷笑：什么叫为讲学做准备，这么多年来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讲学，还用准备吗？

两人的谈话虽未不欢而散，但张居正已决心不会重用罗汝芳，然而他毕竟还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东东昌担任知府。三年后，张居正听说罗汝芳在东昌成为儒家高级培训师，气恼之下，再把他调到蛮荒之地的云南，那里政务不繁，百姓愚昧，离政治中心很远，正好发挥他的讲学才能。

罗汝芳很不高兴，在云南待了几年后，讲学成果不错，但影响力不足。他最想讲学的地方是帝国的文化中心北京。1577年，罗汝芳回京述职，对张居正发出抱怨，说他想回京城。张居正知道他心怀不轨，所以给他画大饼：再在云南待三年，马上把他调回京城。

罗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装就要回云南。可北京知识分子太热情，非要留下他讲课。罗汝芳心里发痒，却碍于张居正的关系，先是婉拒。北京知识分子们非要把他逼上绝路，三番五次来请。罗汝芳终于动心，但有个条件：离京城远一点。

这简直小菜一碟，众人就把他拉到北京远郊门头沟的广慧寺里。罗汝芳一发不可收，连讲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马上传开，张居正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他说：“罗汝芳在外地讲，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讲上了。”

他对朱翊钧说：“按制度，罗汝芳述职完毕就该马上回云南，可他却擅自在广慧寺讲学，应将他革职。”

朱翊钧同意。罗汝芳就这样被革职，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被启用。张居正对这位老朋友可谓是翻脸无情，毫无商量可言。这当然缘于罗汝芳讲学的内容。

罗汝芳说：“国家的纲纪法度就是桎梏，应该打碎它，砸烂它。”这显然是在挑战张居正持续不断推出的法令，张居正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

不许王阳明进孔庙

从对罗汝芳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知道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大部分公知分子所讲的课程都是如罗汝芳的“国家法度是桎梏”，而张居正恰好在不停地发布这些“桎梏”。

张居正曾简洁明快、一语中的地表明过自己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见解：“我希望今天的学者，应脚踏实地用功，要崇尚本质，以遵守国家法度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没得到鱼之前，不要扔了网；没有太平之前，不要撤除防御。我不是说前辈的学说不足学，但如果借前辈的学说而阻挠国家法度，绝不可恕!”

在张居正眼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品格应是尊老守成而不虚谈。不仅他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他用的人也必须要这样!

要想熏陶出这样一批循吏，就必须干掉那些满嘴跑火车的公知。张居正不放过任何机会，包括王阳明进孔庙。

张居正当国不久，就有许多心学弟子乱哄哄地吵闹着，要把王阳明放到孔庙里，和孔子并肩而立。在心学弟子们看来，王阳明祖师爷绝对够资格，让一个死人的雕像和同样是死人的孔子雕像站在一起，意义相当重大。如果真把王阳明配进孔庙，那他和他的心学将成为国家的正式旗帜，它能让许多漂泊四方的心学学子们找到指明灯，紧紧团结在一起，整个思想界可就天翻地覆了。

由于心学势力强大，张居正不能来硬的。他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拖”。每当有人上疏提及此事时，他就票拟说：“阳明先生入孔庙，天经地义，不过此事太重大，需要和全国各界人士商议。”

拖一段时间后，心学门徒见他毫无动静，又上疏。张居正使用第二个办法：威胁。他说：“阳明先生入孔庙一事，本来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很认真。可就当研讨时，有些人上疏说，现在阳明先生的弟子根本就是拉虎皮做大旗，违背了阳明先生的主旨，全是赝品。”

这些人哭天抢地，张居正板起脸来，说道：“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恐怕连你们阳明先生的爵位都保不住了。还是冷静下来，等没有人指摘阳明先生时，再图之吧。”

半欺骗半威胁之下，王阳明塑像进孔庙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其实张居正和王阳明一样，都注重事功，王阳明苦口婆心要人致良知，无非也是让人建立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做穷嚼蛆的公知。所以张居正虽然认可阳明学，但绝不会用阳明学代替朱熹理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外在的束缚，全凭很难光明的良知监督，是绝不可能成事的。

国家法度必须要有，也必须被遵循!

何心隐之死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永丰人，一生至为传奇。

何家家财万贯，所以何心隐受到了良好教育，他本人又天资聪慧，喜欢经史，所以对经史问题很有真知灼见。同时他怀抱远大，以干一番事业自期，时人皆以之为非等闲之辈。1546年，他中乡试，主考官对他只有四个字评价：天下奇才。

人人都能预见何心隐的远大前途，但何心隐把这远大前途掉了个头。他有一颗敏感多疑的公知心，看到花落就要下泪，眼见当时社会混乱，政坛腐败，所以投入了阳明心学左派的怀抱。

何心隐的心学思想很繁杂，但有其主旨。在他看来，人人都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可以自我管理，所以政府别管那么多。倘若每个人不受政府管理，就能不受束缚、心无旁骛地致良知，从而达到内圣外王。

这在古代中国简直是痴心妄想，何心隐却认为这可以实现。他四处奔波，将自己的思想散播给苍生。因为这种异端思想，他曾饱受牢狱之苦，但在友人的帮助下出狱后，不改初衷，继续四处讲学。后来居然胆大妄为，跑到京城讲学。

他的同道耿定向很钦佩他。张居正在国子监任职时，耿定向多次向张居正提到何心隐，夸奖他非池中之物，将来有一天必能腾飞。

何心隐名动九州，张居正当然有所闻。张居正是现实主义者，坚定地认为人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想成为圣人，简直天方夜谭。所以他对何心隐本人不置可否，碍于耿定向的竭力推荐，张居正才答应和这位神龙般的人物见上一面。

张居正同意和何心隐见面，何心隐却不见，因为他很忙，讲学、著书、辩论，忙得四脚朝天。耿定向约了他好多次，终于敲定了二人约会的时间。

约会地点定在耿定向家。何心隐先到，和耿定向谈了一会儿，突然右眼皮直跳。心学家大都相信预感，所以他跑进后室去闭目养神，顺便思考眼皮跳的缘由。他进去还未坐定，张居正就来了。

耿定向去后室请何心隐，何心隐的眼皮已跳得紧锣密鼓，坚决不见。耿定向死活都劝不出来，只好扫兴地对张居正说何心隐生病了。张居正“哦”了一声，两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走了。

耿定向很生气地跑进内室，质问何心隐。何心隐说：“真是奇怪，他一来，我眼皮就跳，不是好兆头啊。”

耿定向哭笑不得，说：“张居正是人中龙凤，你又自诩为人中之龙，你二人见面必能撞出思想的火花，这样大好的机会，为何要错过？”

何心隐很自责，向耿定向这位“媒人”道歉，并发誓说：“下次一定，就算眼皮子跳得七歪八扭都要见。”

耿定向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再约张居正。张居正施施然而来，何心隐早已正襟危坐，像是等待他有生以来最大的敌人。耿定向互相介绍完，两人一言不发，只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

耿定向手足无措，很想打破死一般的沉默，但满腹经纶的他此时此刻却找不到任何方法，也只好跟着一言不发。

三人在那年最热的一天中午，坐在空气仿佛凝固的书房中，浑身冒汗，静如雕像。

半个时辰后，何心隐终于支持不住，长出一口气，站起来向张居正拱了拱手，转身离开。耿定向发现他后背已被汗水湿透。到了大门口，何心隐神色慌张地对耿定向小声说道：“此妖必为宰相，为宰相后必杀我。虽然我必死在他手，但我还要坚持真理。”

耿定向吃了一惊，何心隐已扬长而去。

回到房间，张居正仍是半个时辰前的坐姿，脸色平静。耿定向小声地问：“如何？”

张居正冷笑：“此妖总想飞，我非让他飞不起来不可。待我做了宰相，必要处置他。”

耿定向又吃了一大惊，他陷入沉思，不知该不该把何心隐的话告诉张居正，也不知该不该把张居正的话告诉何心隐。

两人的会面看似无言，实际是在神交。如果有一天，何心隐不被张居正杀掉，那何心隐会死不瞑目；如果张居正不杀何心隐，张居正也会抱憾一生。

耿定向从张居正这里问不出什么，只好去问何心隐。何心隐琢磨了许久，才慢慢地说道：“严嵩想消灭道学而办不到，徐阶想扶持道学也不成，能兴灭道学的只有这个人。你记住：这个人一定会杀我!”

何心隐所谓的道学，不是纯粹的阳明心学，而是后来的左派心学。现成良知，全然不顾外在约束，省掉“省、察、克、治”的心学“事上练”步骤，全凭一腔热血和我行我素改变世界。

在张居正的印象中，心学左派的人总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样上蹿下跳，永不安分，口无遮拦，凭着私心(他们却认为是良知)说三道四，哗众取宠。

张居正对那些心学家何以有这样的印象，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分析一针见血：心学家们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时常向人推销“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获取民心。心学家们大都是聪明至极的人，是出色的实用心理学家，而且阳明心学本身就是让人顿时可以“明心见性”的学说，经过他们些许的努力，就会获得很多人的青睐。尤其重要的是，心学家们永不言败，认准了目标就矢志不移，从没有一时一刻放弃的时候。最后，阳明心学本身就有打破传统、挑战权威的精神，黄宗羲说，这些人随时会把传统和政府尊崇的圣人与礼仪掀翻在地，从不客气，从不愧疚。而心学左派在这方面更是变本加厉，这就难怪张居正极度憎恨和厌恶他们。

当张居正在1579年正月下令废除天下书院时，何心隐七窍生烟，宣称要不择手段把张居正搞掉。

张居正这几年来一直在通缉何心隐，但不知什么原因，何心隐像是被地球吞没了一样，无影无踪。他以为何心隐死在哪片深山老林里了，想不到废除书院的命令一下，何心隐又跳了出来。他大发雷霆，下令各地政府全力缉拿何心隐。

最后，湖广巡抚王之垣福星高照在他的境内活捉了何心隐。王之垣得意扬扬，不忘拍张居正的马屁：“张阁老说你这种人总想飞，想要飞得更高，张阁老还说，非让你飞不起来!”

何心隐冷笑，保持着高贵的心学门徒风度：“没有张居正的命令，你敢杀我？你这个蠢货!”

这正是王之垣的软肋，他被戳得生疼。恼羞成怒下，他抢来一根棍子，死命地殴打何心隐。何心隐一声不吭，对他讥笑。

王之垣打了半天，突然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心先从思想上摧毁何心隐。

他对何心隐说：“张阁老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么大的帝国已渐渐步入正轨，你们这群愚昧无知的人非要跳出来四处指摘，你说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何心隐最喜欢的就是辩论，他的伤痛马上消失，振振有词地说：“我祖师爷王阳明说，书院的意义是弥补官学的不足，没有了书院，官学会轰然倒塌!”

王之垣冷笑：“别鬼扯了，千百年来，书院很少，我也没见官学倒掉。”

何心隐借势道：“那正是因为有书院的缘故。书院早在孔夫子时代就有，孔夫子就是书院的创始人。你们废书院，就是数典忘祖……”

王之垣不想扯这些没用的，打断何心隐的话：“你口口声声要让普通百姓觉醒，孔子不是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只要让百姓按命令去做，干吗要让他们明白为何这样做？倘若百姓真明白了统治者为何要这样做，那就会有议论，有争执，命令还怎么被执行？”

何心隐说：“你根本没读懂孔子。孔子的意思是，应该让百姓自由自在地去思想，去发现自己的良知，而不必让你们这群家伙去教导百姓怎么发现良知!”

两人的辩论是驴唇不对马嘴。王之垣发现何心隐油盐不进，只好用最后的招数：“如果你现在是张阁老，为了拯救这个帝国，你该怎么办？”

何心隐不语了，王之垣幸灾乐祸起来：“你们这种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敢说你如果是张阁老，会给百姓解放思想，放任自流吗？”

何心隐憋得脸红脖子粗，用可怕的眼神盯着王之垣。王之垣一招得手，绝不给他反击的机会，继续说道：“在上者，必要统一思想，在下者，必反对统一思想。你们祖师爷如果在今天张阁老的位置上，也会如张阁老那样做的。你承认不承认？”

何心隐狂暴起来：“闭嘴，你给我闭嘴!”

王之垣闭了嘴，狂笑着出了牢门。

几天后，他突然带着一群人，拎着更大的棍子如一阵飓风般涌进了何心隐的牢房，先是狂笑，接着就是乱棍齐下，把何心隐活活打死了。

据说，何心隐死时，仍坚持十几年前的那句话：“凭你是杀不了我的，杀我的是张居正。”

何心隐是张居正当政时代心学左派最耀眼的明星，他的被杀，是心学左派销声匿迹的信号。

张居正和天下公知做对，其实就是思想独裁。统一思想在任何出色的政治家眼中都是重中之重，所以禁止讲学、废天下书院，站在张居正角度，没有错，站在任何政治家的角度，都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