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张居正不去思考朱翊钧的人性,并非是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没有时间。他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拯救国家上。从湖北江陵回来后,张居正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重塑帝国光辉的洪流中去。
明帝国的财政收入以土地税为主,耕地是征收土地税的唯一依据,精确地掌握耕地数字,对帝国财政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但要精确地掌握耕地数字,谈何容易。首先是官绅,他们有减免部分土地税的特权,在地方上有面子也有钱,所以就勾结官府,大量隐占土地。其次是农户,官僚政治腐败导致赋役极重,很多农户为了逃避土地税,就心甘情愿把土地“投献”于官绅名下,变成享受优免权的土地。这样一来,官绅大肆兼并农户土地,再把土地出租给农户。官绅还有一招更让政府头痛,那就是勾结官府,将一大批良田谎报为荒地、山场、河滩,或是缩小垦田的数字,以逃避税收。
于是,就出现这样滑稽的一幕:朱元璋开国时,国家控制的土地数字是八亿五千余万亩,可一百多年后的第十任皇帝朱厚照时期,国家控制的土地数字只有四亿五千余万亩。没有大规模战争,没有自然灾害,耕地居然神奇般地被大地吞没了一半!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只有一个:许多人隐瞒了田亩数。
让这些隐瞒的田亩数大白于天下,自然有最简单的办法:清丈田亩。早在朱厚熜初年,政府就清丈过,但收效甚微。海瑞在朱载垕初年巡抚应天时,就用强硬手段清丈田亩。反抗的力量异常强大,海瑞被指责为“偏执”“见识短”,缺少士大夫风度,再加上政治原因而黯然离场。当时张居正明白海瑞是得罪了官绅,所有对海瑞的攻击不过是胡说八道,然而他却爱莫能助,只能在给海瑞的信中叹息,为自己不能让政府奖励奉法的官员而深深愧疚。
张居正不公开支持海瑞,但对清丈田亩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有清醒认识的:安民必先均粮,均粮必先清丈。
1573年,张居正秉政,开始制定清丈土地政策。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政策还未完备,马上就付诸实践。正如他所料,攻击排山倒海而来。张居正毫不退缩,鼓励那些在地方上清丈土地的官员要大智大勇:“我们的目标是完成清丈任务,不必惧怕人言,不必在乎手段!”
1577年十一月,夺情风波趋于平静,张居正趁势下令全国清丈田亩。1578年七月,张居正派耿定向以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福建,主要任务就是清丈田亩。他的想法很简单:先在福建试验,如果很成功,便推向全国。这是个如泰山般重大的任务,张居正为何会交给耿定向呢?
耿定向,阳明学左派泰州学派的卓越人物,张居正的老乡。1556年中进士后,一直在各监察部门转悠。他和张居正不但是生活中的好友,而且也是学术上的同志。耿定向虽是阳明学左派人物,却没有左派人物的不可一世和凌空蹈虚,他虽然也讲良知万能,但却主张真致良知就要在人伦日用上用功,理论和实践应该完美结合,如果没有条件和平台,就该脚踏实地在目力所及处致良知。
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学以致用的态度,让更注重“经世致用”的张居正和他相处融洽。张居正执政后,并未重用耿定向,只让他在许多不负主要责任的职位上跳来跳去。我们无从得知张居正为何这么做,只知道耿定向从未埋怨过张居正。也许,张居正是把耿定向视作秘密武器,只在关键时刻才使用它。
1578年,耿定向这枚秘密武器派上了用场。不过任用耿定向前,有人向张居正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就是刚刚上任的户部尚书张学颜。
张学颜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不但对军事驾轻就熟,在政治尤其是在理财上也堪称翘楚。张居正一决定清丈田亩,就把他按到户部尚书的位置上,正是看中了他的干练和聪慧。
张学颜对张居正说:“耿定向这人倒是没有问题,我就担心他的学术会束缚他的行事作风。”
张居正笑道:“你说的是他信奉的左派阳明学吧。其实我和他交往多年,他的学术思想和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虽是崇奉左派阳明学,还是‘经世致用’多一些吧。”
张学颜欲言又止。
张居正平静地说道:“其实用人和学问一样,最忌讳门户之见。耿定向一向标榜自己是心学门徒,而阳明学又常自诩做顶天立地的英雄,那就让他去福建实践一下,看看这顶天立地的英雄是如何横空出世的!”
张学颜微微点头,即使他还有一千个理由反对耿定向去福建清丈田亩,但看到张居正坚定的态度,他也再无话可说,因为当时的张居正已渐渐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张学颜对张居正的一句话记忆犹新:“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这本是多年前张居正向朱载垕提的建议,想不到现在却成了张居正的座右铭。“谋在于众,断在于独”就是民主集中制。关键的问题是,“断”的人是否头脑清醒,是否出于公心,否则就是彻头彻尾的刚愎自用、意气用事。
张居正绝不是这样的人,虽然决定要耿定向去福建,却不是放任不管。耿定向去福建前,张居正请他吃饭,其实是谆谆教诲,面授机宜。
张居正对耿定向说:“此次去福建,你的担子很重。你们的开山祖师爷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就是为天下苍生谋福,这次是你践履你们祖师爷教诲的时候了。”
耿定向神色凝重道:“在下何尝不知,我定不负众望,全力完成任务!”
张居正微微点头,说道:“清丈田亩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完成,需要很多得力助手。”
耿定向急忙请教:“我鉴别人才是门外汉,请您赐教。”
张居正笑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人物品流根本没有定论。我的办法是用具体事务去试验他。他若能踏踏实实把任务完成,这就是人才;如果不能,纵然大名震宇宙,也是废物一个。”
张居正的话让耿定向马上想到自己的同门,心学左派的确造就了一群名动天下却不能格一物的废物。他沉默半晌,深情地说道:“福建山高水远,这一去恐怕短时间内不能相见,必会想念您啊。”
张居正马上拿出了耿定向去福建的报酬:“你只要在福建待上三年,把清丈田亩的事办好,我就会把你调回京师,内阁会有一把椅子等着你。”
耿定向“哎哟”一声:“您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张居正按着自己的心说道:“但这却是我的意思,发自肺腑。用你们的话说,就是致良知。”
耿定向笑了。
张居正又严肃地说道:“清丈田亩势必引起当地豪绅的激烈反抗,你所受的压力绝不会小。你需抱起‘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信念坚持到底。只要对国家有利,纵然蒙垢受怨,也不要有所退缩。我真诚希望你发扬阳明学‘自信无畏’的精神,不畏浮言,建功立业!”
耿定向慷慨激昂,一口干掉杯中酒,犹如荆轲刺秦王般悲壮,走向了他的战场福建。
耿定向没有让张居正失望,一到福建,就雷厉风行,铁面无私,心中只有“清丈田亩”一件事,忘记睡觉、忘记吃饭、忘记那群官绅的请求和威胁,快刀斩乱麻地进行清丈田亩的工作。
半年后,他向张居正汇报了工作,福建一半地区已清丈完毕,并且写下精细的工作总结。张居正大喜过望,举着耿定向的报告说:“王阳明真弟子必能成事,果然如此!”
张居正的宏愿
在总结了耿定向的清丈田亩报告后,张居正带领他的内阁成员制定了清丈田亩八项规定,明确了清丈的方针和步骤,还规定了清丈的期限、丈量计算方法和经费的供应办法等等。
为了在全国推动清丈,张居正以身作则。他让儿子张嗣修主动清查自家的田地,最后查出隐占的田赋五百余石,然后将这部分隐占的土地和自己应该享受的优免田粮七十四石一起报给官府。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纵然是制定清丈法律的张居正本人也不例外。
可无论是细致的法律与规定,还是张居正的以身作则,都不能避免在清丈过程中发生的激烈斗争。这就是从虎口里夺肉的代价和必然。
最先跳出来反对清丈的自然是豪绅,他们和政府官员勾结,明目张胆地隐瞒田地。其次是政府官员,一部分政府官员的家族本身就是豪绅,所以在清丈时消极应对,另外一部分政府官员发现升官的机会来到眼前,马上抓住,虚报田亩以邀功请赏。
对于豪绅的抵抗,张居正以强硬手段应对,甚至动用地方军队;对待不作为的官员,张居正用考成法撤职查办,毫不留情。可对于那些虚构多报田亩数的官员,张居正感到棘手。他们不是不工作,而且工作起来非常卖力,竟然把一些荒田都强塞到豪绅名下。更有一种伶俐的官员,把原来的亩数缩小,反过来就增加了耕田的亩数。豪绅们自然不干,闹得鸡飞狗跳,这些官员就请求派军队协助。由此可知,清丈田亩开始时,大明帝国各地都鬼哭狼嚎,毫无和谐可言。
张居正和他的内阁同僚开会商议,张四维一言不发,只有申时行侃侃而谈。申时行说:“清丈田亩的出发点是好的,可官员们一执行起来就出事。为什么那么多官员急功近利?一是他们心怀鬼胎想取悦张阁老,另一方面就是严苛的考成法,逼迫他们不得不看上去很努力。”
张居正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考成法限制了清丈田亩,那就暂缓执行考成法。”
张四维和申时行愕然,他们终于明白,张居正为了清丈田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考成法多年来已见奇效,整个明帝国各级政府效率比从前高出了若干倍,这已成了帝国的坚强护卫,可为了清丈田亩,张居正居然毫不犹豫地要舍弃整个护卫,可见清丈田亩在张居正心目中的分量。
不过,这话只是一说。张居正深信还没有到舍弃考成法的程度,他给各地的巡抚去信说:“清丈田亩不是朝夕可成的事,一年不成就两年,两年不成就三年,需要稳步前进,扎扎实实地做。我们的目的不是看纸上的田亩数字增加了多少,而是看现实中到底有多少田亩被隐藏了。倘若草草了事,结局一定不完美,人力物力和引起的非议,岂不是白白浪费?”
各地的巡抚当然回信:一定不会草草了事。但各地还是有官员搞大跃进,还是有豪绅抗拒,还是有些官员不作为。这群人间的祸害无忧无虑地活着,张居正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他去找刚辞职正准备回老家养病的吕调阳,直到这时,张居正才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其实是个没有谈知心话的朋友的人。吕调阳在内阁多年,两人悄无声息地建下深厚的友谊,而直到吕调阳要走了,张居正才感觉到这一深厚的友谊。
吕调阳病得很重,而且对张居正似乎有愧疚。张居正知道这是因为夺情事件发生时,吕调阳在内阁受翰林学士们拜见一事。这件事他早就忘了,可吕调阳还记得。
张居正试图让他忘记这件事,又不好明说,所以闲谈起来。吕调阳精神萎靡地坐在椅子里,听着张居正说话。当张居正无话可说时,他故意发出一声叹息,说:“清丈田亩是您的宏愿,想不到真付诸实践,却是这样艰难。”
张居正看着这个和自己搭档多年的好人,不禁一阵唏嘘。在他心中,吕调阳是他最优秀的副手,他听话、懂事,始终只是自己的影子。
吕调阳见张居正泪眼婆娑,慌忙在椅子上坐正了,装出一副精神矍铄的样子来说:“张阁老不必难过,生老病死是天道,我很遗憾,以后不能为你分忧了。”
张居正沉默。吕调阳沉吟了一下,小心地开口道:“据说反对清丈的声音很强大,我现在是在野之人,说话不会顾虑,有些话想说,还请张阁老赎罪。”
“你说就是。”张居正打起精神。
吕调阳干咳了一下:“您设置考成法,是向天下官员开战。天下官员看着不可一世,其实权力源泉就是您,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固然有反对,却不成气候。可清丈田亩却是向天下有钱人开战,他们遍布民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遇到的阻力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经济改革要比行政改革难一百倍啊。”
张居正等吕调阳说完,不假思索地说道:“世俗之所非议,正是我之所深喜也。新政肯定会冒犯一批人的利益,被人非议不可避免,有了非议才说明有了成效。”
张居正满面红光,不知是激动还是肝火旺盛。吕调阳看着眼前这位权势炙手可热却经常受到攻击的伟大人物,心里莫名其妙地感伤起来,他竟然肆无忌惮地抓起张居正的手,握紧了,以长者的口吻说道:“急流勇退啊!”
张居正愣了一下,吕调阳重重地握着他的手:“几年前刘台弹劾您,说您的所作所为近似‘威福’,所处之地为‘危地’,预计您今后仍将受到更多的非议。夺情风波虽被强力镇平,可是……皇上迟早有一天会长大的。”
张居正愕然,吕调阳最后一句话是深沉老练的智慧结晶,他张居正有超人的智慧,居然从没有想过这一点。这并不是张居正缺乏政治智慧和经验,而是因为他一心为国为民,心无旁骛。
只是刹那的愕然,张居正马上恢复了平时的激昂,他也用力地握了握吕调阳的手说道:“我曾说过,自执政以来所言所行全出于公心,我问心无愧。即使在刑场杀人,也是行菩萨心肠。至于非议我的那些官员士大夫,他们只要自身奉公守法,勤于政事,也就没有必要惧怕刑法严峻,更不必惧怕憎恨我。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不顾身家性命的献身精神,那他将一事无成。”
吕调阳刚要开口,张居正又慷慨激昂起来:“我初入政坛时曾有一伟大的志向,愿以这副身体为破草垫,让人睡在上面也可,拉撒也可,吐沫也可,我都毫无怨言。只要能实现我的伟大志向,就算有人要我的鼻子,我也割给他,何况是非议!”
这就是张居正的宏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伟大人物张居正。对他的宏愿冷笑的人,全是不值一提的猥琐小人和庸人。
严法为清丈保驾护航
然而,敌人不会因为你有为拯救苍生而舍弃身家性命、不惧非议的宏愿而自动自发为你让开一条路。清丈田亩所受到的阻力是巨大的,为实现宏愿,张居正所使用的办法既简单又有效,那就是严厉惩罚。
山西代王宗室用暴力手段阻挠清丈,张居正反应相当凌厉,立即要朱翊钧下诏废代王为庶人,同时给各处督抚、巡按下旨道:“清丈田亩时,只要有执违阻挠,无论他是皇族还是官宦,无论是军官还是百姓,都要从重处罚,绝不许留任何情面!”
不但对阻挠清丈的人严刑峻法,就是那些清丈不力的官员,张居正也是雷霆手段。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在别人清丈田亩时吃喝玩乐,当上级要他拿出清丈田亩数据时,他把旧的数据拱手呈上。他把张居正当成了瞎子,张居正就让他为自己的自作聪明付出代价:连降两级。
松江知府阎邦宁是知识型官僚,对经济问题从不感冒。别人在清丈田亩时,他却吟诗作赋。递送报告时,他拿出几首诗,讥讽清丈田亩给百姓带来的不安宁,张居正冷笑着将他撤职查办。
池州知府郭四维有一颗菩萨心肠,在清丈田亩过程中,一见有人跪下流泪,他就伤心欲绝,所以他积极不作为,张居正将其撤职。
最搞笑的是安庆知府叶梦熊。叶梦熊在安庆清丈田亩,富绅们和他喝酒,哭诉生活的艰辛。叶梦熊出身豪门世家,理解他们的苦衷,所以清丈田亩时极为马虎。抚台孙光佑见叶梦熊态度不积极,严厉命令他认真清丈。叶梦熊伸着懒腰,拿普通百姓说事:“安庆大多是低湿地带,冬旱夏涝,如果我遵从抚台大人的意旨去办,岂不是去为祸百姓吗?”
孙光佑把文档狠狠摔到桌上:“看看你清丈的狗屎,明明是农田,你非说成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
叶梦熊针锋相对:“这明明就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你怎么就能说成是农田?”
孙光佑懒得和他理论,上报张居正。
张居正下令:叶梦熊眼神不济,罚薪三个月。
随着清丈的逐步推进,斐然成绩水到渠成。清丈后的地方,田亩的数字和所有权都有了主人,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得到改善。张居正和张学颜又商议出把田亩分为三等的计划,上等为有水源的肥沃土地,中等为瘠田薄田,下等为无水源的高旱土地。收税时,也按照等级的不同而收取相应多少不等的钱。
在严厉惩罚为清丈田亩保驾护航下,张居正的计划得以完成。张学颜总结说,由于大多数官吏能够奉公守法,严格执行有关清丈的规定,清丈基本上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一条鞭法
提张居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条鞭法”。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大致了解它。
一条鞭法又称为条编法,是张居正推行的税收制度。
这件事要从明朝初年说起。明政府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丁有役,田有租”基础之上的。简单来说,只要你是人,就必须要免费为政府服役,你有田,就必须要交一部分粮食。
先说田租,明朝初年,田租的收取是十斗收一斗。但国有土地和民田还不同,租种国有土地比租种民田的税高。这是因为租种国有土地,国家会免费给你农具和耕牛。
后来国家偷懒,不给租种者农具和耕牛,收的税却一如从前。国有耕地占全国耕地极大的比例,许多人租不到民田,只好租国有土地,沉重的税收让他们痛苦不堪。尤其是江南地区,租种国有土地的赋税比其他地方更高。为解决这种困境,江南很多地方官采取措施,削减国有土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增加民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这就叫平均田赋,同时推行部分田赋折为银两征收的措施。至少表面看,田赋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徭役上。
明朝初年,人人都要为政府提供免费服务,这种服务包括衙门的皂隶、门子、厨子、狱卒等等,而且每年必要有一次乃至数次。问题是,如果你去免费给政府劳动了,你就不能种地,到时候会活活饿死。所以很多穷苦百姓都逃亡,这显然是不安定因素。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的内容就是:把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招募,并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家五口,有田一亩,他每年应该交田赋十分之一的亩产量给政府。但他家有三个男人每年要服役一次,政府会提前估算他们服役的工作工资,然后把工资计到田赋中,最后一次**齐。
这是个很好的税收政策,遗憾的是,直到张居正去世,一条鞭法也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只是在南方一部分地区、京城附近以及山东取得良好效果。
然而正是这个大名鼎鼎却根本没有成效的一条鞭法,让并不熟悉张居正的我们知道了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