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大一统以来，尤其是隋代发明科举，唐朝大力推举科举之后，中国的官僚政治终于找到了适合它的发展轨道，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依托了。无论是当年的秦也好，还是隋唐也好，官僚政治的出现都有利于中国政治回归常态，也就是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当然了，这里边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历史常态”，它是怎么形成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皇权发展的内在要求。说到这个，咱们不得不来说两句中西对比的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作为一个君主来说，追求自己权力的绝对化，这是人类的共同点，西方的君主也不例外。但是在西欧的历史上，对于他们的君权来说，起码有两股势力可以形成制衡：一个是教会的力量，一个是贵族领主的力量。可是对中国来说，教会的力量不存在。因为中国从殷商时代开始，就已经完成了“君主”与“国家最高大祭司”这个角色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能够制衡君主专制的宗教方面的力量。而对于贵族这个问题来说，前面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了，秦汉也好，隋唐也好，都对贵族的力量有过打压，其中“培养官僚政治”毫无疑问就是打压贵族政治的一个不二法门。

而这里我们要辨明的第二个问题是，隋唐大一统与秦汉大一统有一个不同，就是关于“南朝化”和“北朝出口”这样的争论。这是史学界持续多年的一个争论。

要知道隋唐与秦汉相比较——如果硬要比较的话，咱们可以这么说，秦始皇时期的大一统相对来说背景比较简单。首先秦始皇时期的民族关系比较单一化，不是说没有民族关系问题，而是说没有隋唐那么复杂，这是其一。第二个，秦始皇时期的地域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个年代主要的地域矛盾就是东西矛盾。这个东西矛盾其实是把文化的冲突与政治的冲突融为一体。平定了山东六国，那么一系列的问题自然就得到了解决。但是到了隋唐时期，这个大一统面临的问题是：首先南北疆域要一统，同时民族文化也要一统。所以说，那个年代的背景比秦始皇时代要更加复杂。著名的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就坚持认为，隋唐大帝国的盛世与“南朝化”密切相关。

南朝和北朝当中哪一个更能够代表未来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哪一个对隋唐盛世的形成贡献更大？唐长孺先生认为是南朝。南朝化包含如下几个要素：第一，隋唐时期继承了南朝庄田制[4]的发展；第二，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和兵募制(等会儿我们会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府兵的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到了唐玄宗时期，出现了当年南朝曾经出现过的趋势，就是国家的军事制度由原来的“义务兵役制”转向了“职业军人”制度。

还有一个就是税收，“两税法”[5]最终取代“租庸调”[6]。这也被唐长孺先生认为是南朝化的一个倾向。还有就是他指出，唐代的折纳[7]以及钱重物轻[8]等问题，与南朝的情况也差不多，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局限性。另外他还提到过，在力役方面，唐代出现了和雇、纳资代役的历史特点，而这也是继承了南北朝的特点，尤其是“和雇”。“和雇”指的是政府在市场上用市场价去雇用工匠。这个我们要多说两句。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由于一直是农业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模式占据了主体，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有个特点——商业需求不够旺盛。我们可以肯定，起码从西周那个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所谓“工商食官”的现象。什么叫“工商食官”呢？就是工商业从业者依附于官府，为官府服务。到了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百工”制度，什么叫百工制度呢？也就是官府将工匠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边，另立户籍，让他们世代从业，甚至连婚姻都只能在工匠内部进行解决。换句话说，这些工匠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说好听点只能叫作“半自由”状态。这样的一种工匠制度，到了南北朝时期，在南朝出现了一种“和雇”制度来取代它。什么叫“和雇”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更人性化的一种制度，用市场价去雇用工匠。大家可以想见，一个失去了人身自由、劳动产品被别人无偿占据的工匠，和那种“和雇”制拿工资，按件计钱的工匠，谁的劳动积极性更高？谁更能促进技术的发展？谁能对历史做出更大的贡献？毫无疑问，是“和雇”制度之下的这些工匠。所以“和雇”制应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纳资代役”也就是允许百姓通过自己交钱给国家的方式免除徭役，否则的话，百姓们就要被国家拉去，无偿地给国家提供劳动力。一年总要出去那么十几二十天，这个对于百姓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要知道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自古以来，最沉重的负担往往并不是地租，而是徭役。因此，允许自己交钱来纳资代役，这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而唐长孺先生指出，这些都是南朝发明的。

这些先进的制度到了唐朝被继承下去，而这些制度又不可否认地会对历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所以唐长孺先生就说，这又是唐朝“南朝化”的一个例证。另外他还特别指出，唐朝特重文学，尤其是进士科，还加试杂文，也就是诗词歌赋。他认为这也是当年南朝的风气，因为南朝就特别重视文学。因此唐长孺先生的结论就是，隋唐帝国的兴盛、隋唐历史发展的样态与南朝化密切相关。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著名的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以及阎步克先生等，他们又提出一个观点叫作“北朝出口”。什么叫“北朝出口”呢？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北朝做出的贡献更大。而隋唐历史在继承南北朝的历史基础之上，在种种的激烈碰撞之后，历史发展所走的这个出口是北朝所奠定的。阎步克先生就说：“北方少数民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激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和演进的契机，体现在交替的胡化与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体制化运动，扭转了魏晋以来帝国的颓势，构成了中国走出门阀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所以这就叫作“北朝出口”。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隋唐一统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到了中华传统身躯之内”。也就是说，一方面隋唐帝国继承了汉魏以来正统的中国文化，一方面又把少数民族勇武善战、尚武的风气给继承下来。而且还有一点是，北方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它们的历史都比较短，发展程度都欠发达，但是有时候这反倒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历史包袱比较轻。所以这些北方的政权往往能够在制度方面有很多创举。反观历史包袱比较沉重的南朝，就不见得能够做得出来。比方说，北魏时期能够实行均田制，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梦想的“耕者有其田”。虽然均田制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段都适用，而且它必然走向瓦解，这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提到，但是均田制的出现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而且它这个合理性还体现在，它能够被后来的历代政权所继承，包括隋唐，足可见它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再比如说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府兵制原本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与东魏对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控制区内的人力、物力资源，才创造出来的制度。可是府兵制与均田制良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表现出了超强的生命力，它被隋唐帝国延续下来。府兵制有以下优点：第一，能够保证国家的兵源；第二，在财政上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中央的压力。因为府兵的衣、甲、资、粮，甚至包括马匹这些东西都是自备的。为什么自备？就是因为它与均田制相结合。在均田制制度之下，你既然已经享有了土地，那么你就要对国家尽义务，不能只有权利，没有义务，也不能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府兵制具有它的合理性。

还有一个，比如说北魏冯太后[9]主政时期，用“三长制”来取代“宗主督护制”，这也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加强对农村基层社会掌控的一个有力的措施。所谓“宗主督护制”，这是战乱年代的一个权宜之计。这些宗主督护都是当地土著的大族，他们以坞堡，也就是那种军事化堡垒为依托，然后有自己的武装来管理本地的老百姓。这种宗主督护制，皇权肯定不喜欢，原因是他们一定会与政府分庭抗礼。所以到了冯太后主政期间推行了“三长制”，“三长”也就是所谓的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管理农村基层社会。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政府所委派的。从这点上来说，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本身就是中央对农村基层社会加强控制的一个体现。而这些措施都被隋唐帝国所继承。北朝那些少数民族政权，能够想出这种措施，和他们历史包袱比较轻，而且想象力比较丰富是有关的。这些设计当然对隋唐历史有着很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必须再强调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南北问题之外，还专门强调过一个“河西文化”的问题。他认为隋唐的文化有三大来源，除了南与北，还有一个河西文化。为什么呢？因为河西地区地处偏远，天高皇帝远，所以在东汉以来的社会动乱当中，反倒比较安宁，因此接纳了很多从中原逃过去的知识分子，使得原本在文化上处于荒漠状态的河西地区，一举变成了文化发达之地。而这些文化后来到了隋唐帝国时期，又反过来反哺中原。因此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惟此偏隅之地，保留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历经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足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元，承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些要素都被隋唐继承，因此咱们可以这么说，隋唐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它与秦的大一统有很多的相同点，但也有很多的不同点，尤其在民族关系的处理、民族文化的融合、南北疆域的统一，以及南北文化心理的统一方面，比秦朝完成得更加彻底。所以这次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