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赓哲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百家讲坛名师

隋唐史专家

01 隋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

隋唐历史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一统”的时代。在公元589年，隋文帝发兵平定了陈朝，统一了整个中国。我们一般认为，这是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为什么说它是第二次呢？前面不是还有个西晋吗？西晋也曾经统一过中国，这点不假。但西晋的这个统一，首先，它时间很短；第二，从文化心理上来说，也不具备大一统的特点。而且那时候危机四伏，比方说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当然这个不是西晋的责任，因为从东汉以来，民族矛盾这个问题就变得日益尖锐，到了西晋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为后来的民族冲突可以说是埋下了一个伏笔。此其一。其二，当时南北方刚刚统一不久，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甚至在文化心理上都不具备统一的样貌。

举个例子，比方说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也就是后来的晋元帝，他作为东晋的开国皇帝，到江南的时候，他甚至跟江南土著世族的首领，也就是顾荣说了这样一句话：“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意思就是我寄居到你们的国土之上，我内心感到非常惭愧。这里边就有问题了。不是大一统吗？不是已经统一中国了吗？什么叫作“寄人国土”啊？谁的国土呢？当然指的是孙吴的国土。晋朝是统一了孙吴的[1]。但无论是北方人也好，南方人也好，都认为晋是一个征服者。所以晋元帝本人跑到了江南来，会觉得自己是“寄人国土”。

作为一个政治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就足以证明，他们当时在心理上还不具备大一统的特质。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孙吴被西晋征服是公元280年的事情，距离晋元帝说这个话也就只过去了3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们很难说，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更不要提它很快就分崩离析了。光从文化心理这个角度，我们也很难承认它是一次大一统。真正的中国秦汉以来第二次大一统，就是隋唐时期。所以我们重点要说一下的是，隋唐的大一统与秦汉的大一统究竟有何异同。

首先我们来说“同”。哪些方面“同”呢？显而易见、不用多说的是疆域的统一；第二，就是结束了贵族政治。秦与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结束了贵族政治。秦始皇当时一统天下，秦所延续的实际上是商鞅变法以来的基本路线。商鞅变法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其实当时不仅是商鞅，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几乎都试图走这样一个路线，那就是巩固君主专制，巩固中央集权，打击贵族势力。秦始皇就是沿着这个政治路线进行下去的，而且秦始皇可以说奠定了未来中国2000年的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格局。

别看后来历朝历代的史官对秦始皇的评价都很低，都把秦始皇作为暴君来对待，但是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是沿着秦始皇所制定的这个基本路线、基本轨迹前进。这也就是所谓“百代犹行秦法政”。秦始皇所奠定的这条路线，要我说有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三大要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常态”，就是正常状态。

这三大要素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这个不用说了，什么叫官僚政治？官僚政治跟贵族政治是不一样的。我们前面说了，秦也好，隋也好，都结束了中国的贵族政治时代。你要知道，贵族政治时代实际上是贵族对于最高统治者——国王或者皇帝，形成一种掣肘的关系。贵族的权力与王权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在先秦，中国曾经存在过这样的贵族政治时代，君主与贵族之间是一种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的微妙的关系。但是商鞅变法等一系列战国时期的变法，试图摆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他要做到君主一家独大，做到君主专制，这是他们的一个理想，而毫无疑问的是，秦始皇本人成功了。而且说实话，在商鞅变法那个时代，秦国本身的贵族势力就比较薄弱，所以商鞅变法在秦国能够成功，这也是原因之一。在统一了山东六国之后，秦始皇又采取了一个“弱关东强关中”的基本路线，打击那些山东六国的旧贵族。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以项羽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六国旧贵族，积极地参与到了起义的队伍当中。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对秦始皇打击贵族势力的行动展开了反扑，这是一种反弹。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最后的胜利者，恰恰是刘邦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者，而西汉也正是一个平民时代。

我这里顺便再说句题外话，秦朝以前的贵族政治时代，塑造的是有利于贵族政治时代的一种思维模式。可是到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时候，陈胜、吴广能喊出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足以证明，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不断打击贵族势力，烘托王权之后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变化，连陈胜、吴广这样赤贫的农民，也能诞生出这样的一种思想来，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刘邦作为一个平民出身者，最后能够取代秦朝，一点儿也不奇怪。说实话，刘邦虽然否定了秦王朝的合法性，甚至咸阳城都是他给打下来的，秦王子婴也是向他投降的。但实际上，刘邦继承的恰恰是秦始皇的政治衣钵。君主专制、官僚政治，这两点他都继承下来了，只有中央集权稍微走了一点弯路，为什么呢？他搞了一个分封制。当然了，我们可以理解刘邦的想法。为什么说可以理解？

其一，当时的人们在讨论秦王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时候，总结了很多很多的教训。对于究竟搞分封，还是搞中央直辖的郡县制，这个问题在当时本来就众说纷纭。对于刘邦来说，没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可以汲取，所以他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可以理解。此其一。

其二，刘邦的分封实际上是先后进行了两轮，在第一轮分封当中，刘邦是通过分封这种形式，达成与战争时期那些功臣的一种妥协。我们千万不要把韩信、彭越等这些人与刘邦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般的君臣关系。他们之间与其说是君臣，毋宁说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是他们的利益。所以对于刘邦来说，你既然曾经给人很多的许诺，就必须给人家真正的利益，人家才能够死心塌地地为你服务。所以对于刘邦来说，第一轮分封可谓是不情不愿。到了后来，把这些功臣铲除了之后，他又搞了第二次分封，这第二次分封我们也知道是以刘姓诸侯为主的。这个说白了是一次历史的倒车，不过好在这个“倒车”后来被刹住了——文景时期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搞了“推恩令”等一系列的措施，诸侯的问题、诸侯的势力，就逐渐地被抑制下去了。

所以西汉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加平民化的色彩比较浓厚，但是这个历史特征到了东汉又出现了变化。你不要看东汉、西汉都是汉，但是东汉和西汉有很大的不同。东汉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从建国之初，在土地政策方面就不抑兼并，所以就出现了大庄园、大土地所有制，而大庄园、大土地所有制带来的就是门阀大族的出现。这些门阀大族、世家大族仰仗着自己雄厚的经济基础，大肆扩张势力。他们既有土地，又有财富，还有部曲[2]，然后还在政治方面享有特权，在朝中担任高官。

更要命的一点是，很多家族竟然仰仗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垄断学术。为什么要垄断学术？垄断学术在那个年代好处大极了，因为那个年代不是印刷术时代，想获得成套的教材，想博览群书，是桩很难的事，往往只有有财力的人才能够做得到。这些世家大族通过对学术的垄断，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年轻人都投到他们的门下，变成他们的门生，然后再由他们推荐到中央去当官，与这些被推荐者形成了所谓“门生故吏”这样一种关系，就等于钩织了一张牢固的政治人脉网。所以到了东汉，政治就走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大庄园、大土地所有制带来的世家大族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贵族政治的高峰。而这个政治高峰的顶点就是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

当时有一句话形容门阀政治，叫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东晋时期还有句民谣说“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王”是指琅琊王氏，“马”是指皇室司马氏。“王与马共天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表彰王导[3]的建国的功勋，但实际上“王与马共天下”是贵族与皇权共治天下的意思。但问题在于，这是中国政治的常态吗？肯定不是，它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国政治史发展上的一种“变态”。中国历史的常态仍然是秦始皇所奠定的那三块基石，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而且皇权本身是极不喜欢贵族的，原因在于贵族与皇权之间能够形成抗衡。既然想做到权力的绝对化，那皇帝当然不希望有人与自己抗衡，所以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政治形态与隋唐不一样，甚至连思想、思维都不一样。

举个例子，在古代，那些士大夫一说起道德标准就是俩字——“忠”“孝”。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阶段内，“忠”和“孝”哪一个更重要。我给大家讲个关于曹丕的故事。曹丕当时还是世子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宴请群臣，然后喝着喝着，他给大家出了一道题。他说，如果有一丸药——灵丹妙药，能够起死回生，这个时候，你的父亲已经病危了，与此同时，你的君主也病危了，这个药只能给一个人，你给谁？这下子大家众说纷纭。就在这个时候，大臣邴原站起来厉声回答：“父也!”那么曹丕听了之后只能笑笑了事——他还能怎么着？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有求于那些贵族的。尤其是曹操去世之后，曹丕自己当了魏王，然后紧跟着他又想取代东汉，让汉献帝禅位，那么对于他来说，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获得这些世家大族共同的支持。所以他搞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

曹丕问的那句话——“这丸药给谁吃？”大家听了一定觉得耳熟，这不就是今天女孩子问男朋友的——我和你妈都掉到河里，你先捞谁？这算是这个问题的“原始版本”。大家听着觉得是个笑话，但是如果这个话不是曹丕问的，而是清代的雍正皇帝问的，雍正的那些臣下敢不敢回答说“给我爸”？绝对不敢。所以后来，唐长孺先生专门关于这件事写了一篇论文，探讨了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君父先后论”。

也就是说，在当时贵族的社会观念当中，“孝”排在前面，为什么？因为“孝”意味着服从于家族利益，孝是贵族立身的根本，因为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势都来自他们本身的出身，也就是他们的家族。而对于皇帝来说，皇帝当然希望听命于他的不是这些首先服务于本家族的贵族，而是依附于他的官僚。那么由魏晋南北朝这种贵族政治样态，发展到隋唐，后来又发展成明清那样一个绝对专制的时代，这个历史轨迹，说实话非常值得我们玩味。

可以这么说，魏晋南北朝不能代表中国政治史的常态。中国政治史的常态在魏晋南北朝曾经出现了一个波折，但是隋唐的大一统可以说推动中国的政治回归到了正常状态的轨道上去。这算得上是隋唐大一统帝国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影响。所以自打隋唐以后，中国的君主专制可以说如脱缰野马一般，彻底“放飞自我”了。我们可以注意到宋、元、明、清时期，君主专制是一日强过一日。当然了，宋朝还好，为什么呢？宋朝毕竟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有与皇权共治天下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而且崇尚所谓“祖宗之法”。而“祖宗之法”当中，“尊重知识分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说，君主专制在宋朝还不是特别突兀。可是到了元、明、清这个阶段，中国的君主专制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要说中国君主专制什么时候开始一路高走了，应该说是从东晋以后，到了南北朝的后期，已经开始出现了端倪，而到隋唐达到了一个顶峰。贵族在政治上丧失了自己的特权，政治方面走向了衰退。

还有一个就是，取代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旧世族的一个新政治集团出现了，那就是以科举制为依托的官僚。这些官僚集团的出现，可以说促使隋唐的君主专制走向了高峰，而这也是隋唐大一统帝国带来的新的历史样态。所以说这个“大一统”并不仅仅体现在疆域的一统，它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中国历史推回到所谓的“常态”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