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要钱

苗头往往被人忽略，因为即使苗头的主人也很难注意到它。但星星之火必能燎原，到那时悔之晚矣。所以理学家和心学家们才苦口婆心劝人“研己”（抓住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

朱翊钧的金钱欲望苗头早就萌生，只不过他自己未注意，为整个帝国奔波劳苦的张居正自然也没有注意，不是他不能注意到，而是没有精力去注意。

1579年阴历三月，朱翊钧对户部尚书张学颜哭穷，说后宫嫔妃增加了许多，但胭脂钱还是从前的数额，为了每位美女都有胭脂用，他母后以身作则减半。他还对张学颜说：“倘若祖宗法制允许，朕真应该带您去后宫看看，女人都没女人样了。”

张学颜紧张兮兮地问：“为啥？”

朱翊钧长叹说：“素颜的女人哪里叫女人啊？”

张学颜急忙动用脑筋，准备为朱翊钧分忧。朱翊钧不用他分忧，扔给他一道手诏说：“再给我二十万两银子吧。”

张学颜险些一头栽倒，因为今年的宫中支出一百万两已经支付，才过去三个月，就又增加二十万两，这是个极大的难题。张学颜神情恍惚地回到户部，对着账目唉声叹气。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每当遇到困难时，他总会想到张居正。

阳光温柔，但张学颜满脸是汗地抱着账目和朱翊钧的手诏去见张居正。他把来龙去脉大致一说，张居正的脸色就阴沉起来。张学颜发现苗头不对，急忙说道：“张阁老，这件事应该是我能做的，不该麻烦您，皇上若是知道我来找您，恐怕也会不高兴。”

张居正冷笑：“这样大的事，你还敢不经过我而擅自做主？”

张学颜魂飞魄散，嘴巴已不利落：“不，不，张阁老，这……我的……其实，我是想说，不该来麻烦您，我应该拿出方案来找您，而不是请您出主意。”

张居正乜斜着眼睛，看了看张学颜，说：“你现在就想主意，我听听。”

张学颜后脊发凉，他有办法，但这个办法其实不是办法，或者说，他张学颜不能用这个办法，只能让张居正来用。这个办法就是：拒绝支付。

张居正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禁起了些怜悯之心。他要张学颜把账本给他，并用一句话解脱了张学颜：“你别管了。”

坐在内阁春天的阳光里，张居正打开了回忆的巨门。三年前，他向朱翊钧讲解节俭之道，朱翊钧听得是那样入迷。两年前，他还是和朱翊钧探讨节俭之道，朱翊钧也是聚精会神，只不过听完后，问了句：“如今国库充盈，没必要再那么节俭吧。”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脸色很难看，是故意摆给朱翊钧看的。他的话也不是太顺耳：“皇上，千金之家，纵挥霍无度，也会坐吃山空，何况如今国库远没那么乐观。您应该把节俭当作天理放在心中，把乱花钱当作人欲，尽早克去。”

张居正已不记得朱翊钧当时的表情，不过在那件事后不久，他就知道朱翊钧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1578年他从老家回来后，他就发现朱翊钧在他离开时从户部调拨了三万两白银充入后宫。三万两白银不是大数目，但朱翊钧的动机就不好。为此，张居正特意和朱翊钧聊过这件事，朱翊钧在他讲述金钱来之不易的大道理时不动声色，讲解结束后，才在他锐利的眼光监视下，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记忆的巨门嘎吱嘎吱地合上，张居正看着朱翊钧的手诏和户部的账本，坚定地站起身，走向皇宫。

朱翊钧正迫切地等张学颜，想不到等来了张居正，沮丧全写到了脸上。

张居正并不理会朱翊钧的脸色，自他从老家回来后，朱翊钧的脸总是变幻莫测，他没有心思去揣摩脸背后的心理，他来这里的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要朱翊钧知道赚钱不易。

张居正深刻感觉到，对于此时的朱翊钧，纯粹说教已起不了大作用，所以他先拿出账本呈给朱翊钧。朱翊钧打开看了半天，他确信朱翊钧已看出大概，才缓缓开口道：“前年（1577年）收入白银435万余两，去年（1578年）却只有358万余两，减少了80余万两。但前年的支出是349万余两，去年的支出是388万余两，上升了40余万两。前年盈余近100万两，去年却超支了30万余两。”

朱翊钧明知故问：“这上升的40余万两都干什么了？”

张居正回答：“宫廷支出是大部头。”

朱翊钧脸红了一下，张居正趁势问道：“我听说您又想从户部支出二十万两？”

“呃，”朱翊钧在龙椅上极不自然，“张先生，您不知道宫廷用度突然多起来，因为人多了嘛。我大婚之后，凭空多了好多人，这您是知道的……”

看到张居正神色平静，朱翊钧说不下去了，只好急转直下道：“既然财政如此窘迫，那我就收回成命，二十万两不要了。”

“这怎么可以！”朱翊钧话音未落，张居正已脱口而出，“皇上金口玉言，说到就要做到。”

这句话让朱翊钧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张先生的意思。”

张居正说道：“皇上已下了手谕要钱，就该把钱拿到手。”

朱翊钧酸酸地回了一句：“张先生给我看了账本，我哪里还有心情要啊。就是我想要，我看张先生的意思也不是想给。”

张居正斩钉截铁：“当然要给，皇上不是黑白不分的人，要钱自有道理。给皇上看账本，只是想告诉皇上，最近几年在我主持下，国库虽丰盈，但家底依然很薄，经不起挥霍浪费。该花的钱自然要花，但挥霍浪费，却绝对不可。”

朱翊钧被这番软中带硬的敬告弄得很尴尬，讪讪地笑了一下，也只好承认：“张先生说得是。”

张先生说得是或不是，不是靠嘴来评定的，还要靠行为。朱翊钧只是口头上认为张居正说得对，但并未付之行动。一个月后，他又要钱了。这次他没有向户部要，而是把手伸向了光禄寺（掌管朝廷祭享、筵席及宫中膳羞的机构）。

张居正执政后，光禄寺的财政预算被砍了一大半，每年只有十万两白银。光禄寺官员们一直在叫苦，想不到苦上加苦，他们突然接到朱翊钧的旨意：把你们的十万两白银先挪给我用一用。

光禄寺领导跑来找张居正，垂头丧气地说：“这活没法干了。”

张居正问明事由，思虑了一番，突然臭骂光禄寺领导：“你们没有脑子吗？这点小事，也跑来找我！”

光禄寺领导被骂得如雷轰顶，心想：这还叫小事？那什么才是大事？皇上擅自挪用政府部门的钱，你身为首辅就不管吗？

可他们也只敢在心里这么说，面上还是得毕恭毕敬地听着张居正的责骂，然后又毕恭毕敬地被张居正赶了出去。

光禄寺领导一走，张居正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刚才有点过于激动，他连自己什么时候站起来的，都没有了印象。他的火气不是针对光禄寺领导，而是朱翊钧：看来上次精神和物质上的感化，毫无效果。他稳定了情绪，整理了衣冠，大踏步地走出内阁，奔向皇宫。

朱翊钧急忙跑出来见他的张先生。他的张先生脸色不太好看，最近这段时间，他时常发现张先生总摆出一副臭脸，不知是摆给谁看。

张居正这次没有废话，而是直奔主题：“皇上又要钱做什么？”

朱翊钧急忙说道：“这次的钱可不是我要的，是两宫太后要赏赐众人，没有现钱，所以先从光禄寺挪用，母后说这笔钱很快就会还上。”

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事有点麻烦。李太后要钱和朱翊钧要钱是两个概念，张居正觉得，朱翊钧还小，有时候自制力差，要钱只是胡要，经过坚定的劝说，还可改正，可李太后是大人，心里有主意，她要钱，那就是说一不二的事了。

这是李太后第一次要钱，张居正绝不可以阻止。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不能这样就让皇上把钱轻易地拿走，有些话必须说清楚。

于是他说：“财赋有限，费用无穷。一旦库藏空虚，发生灾荒、战争，就难以应付了。”

朱翊钧知道钱到手了，乐不可支地点头。张居正心里叹了口气，说完他最后想说的话：“希望皇上以后力加节俭，若再和政府要钱，臣等可就不敢奉诏了。”

朱翊钧的脸变了，不是苍白，而是可怕的苍白，眼芒辛辣地射向张居正。正在叩头谢恩的张居正没有看到，更没有感觉到。

当张居正在内阁和张四维谈起这件事时，张四维打了个寒战：“张阁老，你这话说得有点重啊。”

张居正茫然若失地看着张四维。张四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了出来：“毕竟是皇上，而且年龄也不小了，道理上四海财富都是皇上的，您怎么敢说以后不敢奉诏呢！”

这对别人而言，无疑是一道霹雳，可张居正只是一笑：“财政的确不容乐观，我也是实话实说。”

张四维追问了一句：“以后皇上要钱，您真敢不奉诏？”

“敢！”张居正看了神经兮兮的张四维一眼，又补充道，“良心上过得去，就不会前怕狼后怕虎！”接着把目光投向远方，自言自语道，“人最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良心，违背良心做事，才可怕。”

朱翊钧总要钱是否算违背良心，张居正心知肚明。宫廷是需要钱，因为用了太多的人。有些人就是摆设，为了皇帝的威风，这些人在张居正看来是不必用的。李太后要赏赐宫人和外面的和尚，这也是没事找事，用钱打水漂。但在朱翊钧和李太后看来，这些钱该花。所以说，良心这东西，一人一个标准，你用你的良心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认为他十恶不赦，而他本人还感觉自己是圣人。

朱翊钧虽没有感觉自己是圣人，但绝对不认为自己毫无良心，挥霍本应该用在国家建设上的、张居正用汗水换来的钱。

张居正在把光禄寺的钱挪给朱翊钧后，心神仍不能安定。思来想去，他给朱翊钧写了道奏疏，深情地探讨了金钱的来之不易以及国家特别需要钱的现状，希望皇上能节俭克制，做一个朴实无华的皇帝。

这道奏疏如投进坟墓，毫无回音。张居正执政以来第一次遇到朱翊钧对他的奏疏“留中不发”。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但张居正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朱翊钧只是在耍小孩子脾气，因为很快发生的一件事让他觉得，他和朱翊钧的关系仍如从前，甚至比从前还要好。

1579年夏初，朱翊钧浑身起了疹子，病势急转直下，大有一命呜呼之意。

出疹子在今天都不是小事，何况是明代。李太后惊慌失措，整个帝国焦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