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火索：施观民

1579年春节刚过，整个帝国沉浸在繁华热闹的喜庆中，一道奏疏从江苏常州悄无声息地进了北京城。这道奏疏是封控告信，控告的对象是常州知府施观民。控告信指出，施观民在常州搜刮民财创建了龙城书院，请求政府制裁他。

张居正在内阁兴奋而不是愤怒地拍案而起：“好你个施观民，我等你很久了！”这话说得很露骨，身边的申时行听出来了，一向厌恶书院讲学的张首辅已准备对书院开刀，而施观民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导火索罢了。

施观民在江苏常州极有政声，他是知识型官僚，在政务之外好赶时髦，经常聚集思想界名流在官府讲学。有人就向他提议，可以搞个书院。但他是个清官，不想动用政府资金，所以就让常州地区的富户们捐款。有人不捐，他就上门索要，这才引出了富户们的报复，买通言官参了他一本。

张居正找来内阁同僚们商议。众人知道张居正已做了决定，所谓找他们商议，不过是让他们提前知道而已。果然，张居正开口就是：“我已准备向皇上请求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至于由头，就是这个施观民。你们看他为了办书院，居然强刮民财，目无王法！”

众人唯唯。

张居正上疏朱翊钧，请将施观民削职为民，顺便说了书院的种种坏处，并着重指出，国家思想纷乱繁杂，意识形态飘忽，这都是书院惹的祸，应将书院全部改成政府办公地，轰走那群穷嚼蛆的腐儒。

朱翊钧同意。

张居正人生中最受知识分子诟病的“废天下书院”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展开了“到书院轰人”的行动。所有书院中都发出了哭爹喊娘的声音，大部分人在书院里是靠嘴活着的，离开了书院，他们正如和尚离开寺庙一样，只能靠化缘度日。张居正抽了他们一嘴巴，又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发誓和张居正不共戴天。

张居正讨厌书院，正如独裁者讨厌思想纷繁始终想统一思想一样。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明代攀上巅峰。它的特点是今日大学和论坛的综合体，由当时的著名官绅和学者联合创办，招收有志有才之士来学习。讲师来自五湖四海，只要你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敢上台讲，就能上台。

中国古代书院还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议论朝政和政治大人物。其实完全可以说，古代书院就是个政治清谈中心。它最让人呕吐的一点是，各路所谓狗屁的大师、公知们坐在清风徐来的书院里满口喷粪，却从不去做事。他们远离政治，根本没资格坐在政治交椅上，所以才没有任何压力地谈论政治。

古代中国是个重视舆论的社会，于是，这群书院的大师、公知的言论就成了一把锋利的武器。任何在高位的人都小心翼翼对待他们，以期望他们能用言论支持自己。

张居正最恨书院，因为他恨那些穷嚼蛆的人。一谈到书院讲学，他就咬牙切齿，对人发泄对书院的极度厌恶：“圣贤用经术垂训后世，国家以经术教育人们，只要踏实地体认儒家经典，就是在做学问。书院那群混账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一无是处。真做学问的人，应将平日所学的经书义理，笃实讲求，躬行实践。只说不做，和废物有何区别？！”

他给朋友周友山写信指责天下所有书院的讲学都是“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周友山是阳明心学门徒，也是他张居正最敬佩的学者，两人常有书信往来，讲学术讲政治。对于张居正的切齿痛恨，周友山不置可否。他知道张居正痛恨书院讲学的真正原因，自张居正担任首辅推行改革以来，天下书院对他的责难和痛斥就从未停止过。

实际上，纵然没有施观民事件的发生，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也是必行之事。

有人曾和他聊到对书院讲学批评时政的看法：“天下有道，百姓是从不议论的；天下无道，公知们才议论纷纷。”

张居正冷冷地回道：“待我废了他们行尸走肉的场所，让他们走出书院自力更生，他们就不议了，就是天下有道了。”

对方惊骇道：“百姓不议，非是不敢，而是没有可议论的。”

张居正又冷冷地回道：“谁议就杀谁！”

其实稍懂点事的知识分子就该明白，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不仅是私心，还有公心。张居正认为“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会将大批知识分子的精力浪费在门户之争中，妨碍他们探求经邦济世之学，反对“聚党空谈”，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学风。

或许有人会说，用强制的方式来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带来的结果却是摧毁思想界的生机，使当时中国思想界变得死气沉沉。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权力拥有者除了强制方式外，无其他办法可寻。

那么，被张居正废掉的那群书院公知都是些什么人呢？当时明帝国思想界，思想纷杂，意识形态固然是理学，可公知们乱谈的却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自1529年王阳明去世后立即四分五裂，有各种流派，一个流派里又有各种学派，大家都说自己是王阳明的徒子徒孙。可正如张居正所说，当今世上，得王阳明真传者寥寥无几。那些自诩王阳明门徒的人，要么是随心所欲的心学左派，要么是渐渐转入朱熹理学的右派，真正的阳明心学已销声匿迹。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这是阳明心学的灵魂。真正的王阳明信徒是那些拥有自尊无畏精神的英雄人物，为天下苍生而不惜生命，不惧荣辱，奋勇向前。从这点而言，当时的明帝国，除了徐阶、张居正外，再也没人配称是阳明心学的门徒。

张居正是否为王阳明门徒，这是个蠢问题。当时的天下，不归朱（朱熹）则归王（王阳明），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倾向于朱熹或王阳明，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形势比人强。

张居正显然有意无意地偏向于阳明心学，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对阳明心学做过深刻的审思，判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他说，自孔圣人死后，人间犹如暗黑长夜，学者们各持己见，各信其说，辩论无度。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说再也无人提及，而训诂辞章之习又起。无论是哪个自诩大儒的人都忘记了一件事，圣人之学本是心学，良知之学，只有立定己心、自得于心的学说才是圣人之学。王阳明先生恰好一语道破，并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并非是赶时髦，而是纵观了学术发展大势后所做出的清醒选择。

不过他的“皈依”阳明学却是有条件的。本来，阳明心学的终极目的是此心光明，内圣外王。就是说，如果能把此心光明了，就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如何光明此心，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如何致良知，首先要立志，其次要对人对己真诚无欺，最后则是去事上练。但在致良知的途径中，炼心是重中之重。炼心的前提是要把心通过静坐、克己的方式清空，就是先安顿自我。王阳明说安顿自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的愉悦，如果真这样，那就成了心灵鸡汤，安顿自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心理障碍，面对诽谤和诋毁，不动如山。心学左派认为阳明心学就是心灵鸡汤，着眼于个体的愉悦。而张居正得到的是阳明心学的精髓：炼心就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困惑和矛盾，让自己更有效地投入拯救苍生的现实运作中去。这就是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自王阳明死后，真正读懂王阳明的人恐怕只有张居正。

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王阳明门徒，老师徐阶，甚至包括那个被高拱赶走的赵贞吉，还有他的朋友聂豹、前面提到的耿定向，再有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罗汝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