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冯保去他家的第二天就收到朱翊钧的圣旨。朱翊钧说：“您受先皇所托辅佐朕，朕如今年幼，您怎可说走就走？守孝当然要，可君恩尤重。折中一下，给你四十九天假，你在北京守制。”

这道圣旨很快在朝廷引起反响，伶俐的户部侍郎李幼孜彻夜不眠，全方位考虑这件事。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奏疏，声称国家离不开张首辅，所以必须夺情。

李幼孜的奏疏并未吸引张居正的眼光，因为他正把全副精力用在写奏疏上。在这道奏疏中，他虽然还说回家丁忧，也说了“臣用三年时间事父，用终生事君”的话，可语气已不十分坚定。他说：“皇上您说‘父制当守，但君恩尤重’，我怎敢不斟酌这两件事的轻重呢？”

朱翊钧再发“夺情”圣旨：“朕顷刻离您不得，怎能长待三年？况且先生紧系社稷安危，不能离开，也不要再固请。”

以今天的眼光看，人家死了老爹，你用权力不让人家守孝，这显然违背客观人性。但在中国古代，君父之恩是相等的。况且张居正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君子，澡心浴德，以整个身心侍奉君王和亲人。在家事亲，在庙堂事君。事君就要鞠躬尽瘁，不能说劳苦；事君时，这副身体就是君的，亲人先放一边。当离开庙堂回到家中，这副身体就是亲人的。”其实这段话是说，事君和事亲一样重要，所以事君所以事亲，要看你身在何处。

在李太后和朱翊钧看来，张居正身在庙堂，又受先皇所托，就该把“事君”放在第一位，其他一切事都要退后，即使是他死爹的事。站在张居正的角度考虑，抛掉对权力的欲望因素，他也不能离开。“主少国疑”，他怎能轻易拂袖离开？

可理性在很多时候都会败给人性，张居正思来想去，终于违背朱翊钧的圣旨，又上奏疏，请求回家守制。这道奏疏陈情哀哀，是一篇绝妙文章。

他对朱翊钧说：“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间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未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

针对朱翊钧说“顷刻不能离卿”的话，张居正说道：“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逸绝尘之力，惟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

说完这一大段，张居正加重语气，说回家守制并非是求得解脱，没有忘记先皇托孤之事，自己精力还旺盛，报国的时间很多：“愿赐臣归葬，使得身自负土，加一篑邱陇之上。过此以往，死生惟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朱翊钧的圣旨更为诚恳动人：“连日不见先生，我心若有所失。四十九天犹嫌太长，何况是三年？先生平日所言，我无一不从，今日这件事，您就从了我这一回吧。”

朱翊钧这次是铁了心要把张居正留住，他和吕调阳与张四维说：“张先生即使再上一百本，我也不准。”说完这句话，他看了吕、张二人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官员们要知道朕的心。”

这是个积极的暗示。朱翊钧此时希望的就是有官员站出来，为他对张居正“夺情”擂鼓助威，推波助澜。其实不必吕、张二人故意传播皇上的心思，多日以来，所有官员都明白，张居正的“丁忧”要泡汤了。

皇上既然已发出积极的信号，一向鼓吹为君王排忧解难的臣子们没有理由还大眼瞪小眼。于是，御史曾士楚和言官陈三谟陆续上疏，请留张居正。

明眼人一听到这二位的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曾士楚和陈三谟都是张居正的言官，多年来没少给张居正排忧解难。如今他二人先后跳出来，说明这里面有问题啊。据说，两人上疏请留张居正后，“人心顿死，举国若狂”。

朱翊钧没有发现谁的心死了，也没发现国家人民成了疯子。他对曾士楚和陈三谟适时的表现大为满意，迅速命令吏部尚书张瀚慰留张居正。

张瀚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用时人的话说，他是张居正夹袋中的人。他自己也不讳言吏部尚书这个职务是张居正赏赐的。按人性，此时最该上蹿下跳挽留张居正的就该是他，可他没有。在朱翊钧挽留张居正的过程中，身为吏部尚书的他，无动于衷。朱翊钧的圣旨一下，他才极不情愿地召开会议。

吏部左侍郎何维柏第一个发言：“大臣丁忧守制，天经地义，这事恐怕没得商量。”有官员叹息说：“皇上要夺情，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吏部官员议论了一上午，张瀚一言未发。直到会议结束时，他才慢吞吞地说道：“大学士奔丧，应该加恩，这是礼部的事啊，和我们吏部有什么关系？”

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是，他不想挽留张居正，但也不想得罪张居正，他把皮球踢得远远的。问题是，他这是掩耳盗铃，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按制度，皇帝的圣旨发到六部后，还要到六科备案。吏科言官王道成直到第三天还未等到那道圣旨，于是去请求张瀚履行圣旨，挽留张居正。

张瀚这几天眼看着上疏挽留张居正的官员越来越多，愁肠百结。在他看来，张居正就该回去守制，否则就不符合传统，就不是好人。他把一肚子邪火发到王道成身上：“万古纲常要被人践踏，你也助纣为虐吗？”

王道成大吃一惊：“这可是皇上的意思，张大人您糊涂了？”

张瀚捶胸顿足，哆嗦着双手，说：“好，好，我明天就去见张居正，你们这群人啊，不知体统啊！”

张瀚说到做到，真的就带着吏部附和他的官员来到张居正府上。张居正一听张瀚来了，大为高兴，可几句话后，张居正可就怒火中烧了。

张瀚劝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制，一来尽人子之职，二来遵循国家法度，三来给天下士子做了榜样，可谓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张居正内心汹涌，但脸色不变。等张瀚一番长篇大论后，他才缓缓地说：“您没见到我几次三番地上疏请辞回家吗？皇上不让我走，我能有什么办法！张大人也是臣子，试问皇上不允，我如何走？”

张瀚咳嗽了一声，道：“您的诚意还不够。”

这真是王八蛋才能说出来的话，老爹死了，要回家奔丧的诚意不够？张居正火了，站起来道：“请张大人教授一下我！”

张瀚发现张居正火了，急忙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嗫嚅着要说什么。

张居正大手一挥：“送客。”

吏部的官员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了张居正家。

两天后，王道成和御史谢思启弹劾张瀚与何维柏，说他们无大臣之礼，不为皇上分忧。朱翊钧发了雷霆之怒，勒令张瀚退休、何维柏罚薪三个月。

张瀚离开京城时，脑海中翻腾起他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张居正对他说：“昨天雨后去上班，很多人都穿着新鞋，但道路泥泞，全蹑手蹑脚走路，恐怕玷污了鞋子。有人的鞋子一旦沾染泥巴，就不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

张瀚对张居正这段话刻骨铭心，所以他自认为自己从做官到被迫退休，鞋子始终没有沾染泥泞。对张居正的赏识之恩，他在后半生絮叨个不停。

张瀚的离开，预示着张居正的“夺情”已成定局，凡是阻挡张居正留任的人都是飞蛾扑火。张居正也自以为万事大吉，摆出了自己的底线。不丁忧可以，他有五个条件：第一，二十七个月的薪水和奖金，他一概不收；第二，朝廷所有祭祀吉礼，他概不参与；第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穿孝服（青衣角带）；第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第五，仍希望明年乞假葬父，迎老母来京。

朱翊钧立即做出回复：“第一条不可，张先生清廉，如果没有俸禄，靠什么养活自己？最后一条，明年再说。”

“夺情”大功告成，朱翊钧很高兴，张居正的伙伴们也很欣慰，只有张居正本人，内心突然升起一股不安。这种不安深藏着，时不时地跳出来提醒他一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按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理论，人心所以不安，是因为思虑太多。思虑太多，是因为做的一些事违背了良知。以这种理论来解释张居正内心深藏的不安就是这样的：他和父亲张文明的感情远没有人想象的那么深厚。首先是十九年不见，父子之情全靠书信维系；其次，张文明和张居正在志趣和事业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张文明爱钱，没有远大理想，张居正的理想比天还高；最后，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张文明没少给张居正找麻烦。所以张居正回家守孝，绝大一部分原因是遵循传统文化。

张居正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又对权力无限热爱，在孝和权力上，他最终选择了权力。可良知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他的忧虑和不安正是良知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不是个对权力本身极度热衷的人，他只是把权力当成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也可算作是他的良知。正是这两种良知的交互作用，使得他一会儿觉得被夺情是天经地义的，一会儿又觉得不回家守孝有违人性。

人所以强大，是良知的力量，而有时候脆弱，也是良知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