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汗虽然离开了北京城，但庚戌之变给明帝国的震动是剧烈的。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仇鸾高瞻远瞩，主张开放马市，避免和蒙古人持续不断地战争。

明代的马市，是明政府和蒙古人在边境互相贸易的一种固定场所，蒙古人用马匹交换明政府的货物。表面看是通商，事实是，蒙古人的马匹根本不能作战，只能吃肉，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生活必需的资源。纵然这样，马市也不得不开，因为虽然它不能断绝战争，却能减少战争。明政府开国以来，一直有马市，直到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马市才关闭。

仇鸾此时提马市，面临危险。明政府大部分人，包括朱厚熜，已经把马市当作丧权辱国的表现之一。可不开马市，俺答汗就不老实，朱厚熜恨得牙根痒痒，只好在1551年三月下令开放马市。

俺答汗的马匹还未到达交易地点，明中央政府就有人跳出来，反对开放马市了。此人就是兵部员外郎（副司级）杨继盛。

杨继盛是张居正的同年，中进士后先在南京坐了几年冷板凳，后来被调进中央政府在国子监任职，他的上司是徐阶。正是靠徐阶的推荐，杨继盛扭身进了兵部。杨继盛和张居正迥然不同，火气太盛，直来直去，看不惯就想插一嘴。他有着高尚的救世情怀，我们今天常吟诵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他的诗句。他也有着和脆弱帝国一样的廉价自尊，所以听到开放马市，迫不及待地跳起来。他说：“开放马市有十不可、五大谬。”

朱厚熜发现了知音，大喜若狂地召开大臣会议讨论。严嵩和徐阶都没有说话，仇鸾却大肆攻击杨继盛，说他没有参加过战争，狗屁不懂，战争是要流血的，而马市却能带来和平。仇鸾还认为，已经和俺答汗约好，如果反悔，恐再引事端。

这正是朱厚熜最恐惧的事，他咬咬牙，只好继续支持仇鸾的见解，同时把杨继盛贬出京城到甘肃官场去打杂。

张居正对杨继盛的上疏嗤之以鼻。他和仇鸾的想法一样，杨继盛未见过战争，不了解帝国的衰弱，只是过嘴瘾。这样的人，空有虚名，其他一无是处。张居正后来对那些穷嚼蛆的言官极为愤恨，原因就在此。言官们从不实地调查，把嘴当武器瞎起哄。

马市虽然开了，可在朱厚熜的干扰下，总是遮遮掩掩，今天不开，明天开半天。俺答汗觉得很不爽，于是又按下战争按钮，对大同、怀仁等重镇做持续不断的攻击。

朱厚熜坐到龙椅上，由于吃的丹药过量，加上气急败坏，所以两眼发红，呼吸急促，他要仇鸾解决这件事。仇鸾心里有气，因为正是朱厚熜才把事情搞成这样，但他不敢和皇上撒气，只好悻悻地赶赴大同巡视边防。

仇鸾一走，朱厚熜眼珠乱转，又想了个馊主意。他认为严嵩太过谨慎，所以就把看似进取的徐阶放进内阁，这如同在一个笼子里放进了两只猛虎。

徐阶一进内阁，严嵩浑身毛孔都竖起来。他知道徐阶不好对付，他也知道徐阶肯定有对付他的心。他决定不等徐阶在内阁把椅子坐热，就把他踢出去。

眼前有个大好机会，这就是仇鸾。朱厚熜已明显表露出对仇鸾的不满，因为仇鸾开马市的要求伤了他的自尊，而且开放马市后，战争依然存在。在这种时候，要搞仇鸾，易如反掌。严嵩决定搞仇鸾，但搞仇鸾不是目的，目的是徐阶，因为徐阶和仇鸾的私交不错。

当严嵩得意扬扬地精心谋划时，意外发生了：有人先他一步搞了仇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仇鸾的好友徐阶。徐阶的眼力远超出严嵩的想象，仇鸾还在去大同的路上，他就已看出朱厚熜对仇鸾的极度不满。于是徐大学士入内阁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仇鸾，批评他贻误大局，让朝廷名誉扫地，而且于事无补。

朱厚熜先表扬了徐阶一番，然后下令仇鸾回京。1552年八月，刚抵京城的仇鸾被收了将军印，马市也随之关闭。两个月后，仇鸾忧惧而死，朱厚熜觉得他死得太便宜，又把他开棺戮尸。

仇鸾死于残忍的政治斗争，他的死给张居正以强大的震撼。如果徐阶不先下手，死的恐怕就不止是仇鸾一个人。徐阶对朋友开炮，虽不近人情，却保全了自己。张居正正是在当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在刀剑丛林的政治场，所谓致良知，就是先保全自己。

然而，这并非是他全部的想法。他替仇鸾或者说是替马市鸣不平，因为他已深刻看到，在当时明帝国脆弱不堪的情况下，避免和蒙古人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开放马市。但这个计划却被严嵩和徐阶的政治斗争以及朱厚熜冥顽不灵的自尊心击得粉碎。

他和徐阶聊天时，有意无意地把这看法说给徐阶听。徐阶能做的只是摇头叹息，并且暗示张居正，他本人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躲避严嵩的攻击。但张居正的见解给徐阶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当时在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人都对徐阶敬而远之，原因很简单，严嵩把徐阶当成了潜在的敌人，那么和徐阶走得近，就等于是严嵩的敌人。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严嵩对任何接近徐阶的人都施以打击，唯独对张居正置若罔闻。有人猜测说，这是因为张居正的人格魅力让严嵩受到洗礼，但这种猜测太高估了人格的力量。阴险的政治家对人格没有概念。恐怕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张居正虽然和徐阶亲密接触，但也没有把严嵩冷在一边，相反，他对严嵩比从前更为亲密。他给严嵩写贺词，有时候还会替严嵩写一些贺词给朱厚熜。不要以为张居正是在阳奉阴违，瞒天过海。实际上，直到杨继盛入狱前，他对严嵩的政治主张和严嵩本人谨小慎微的性格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本来，杨继盛应该老死在甘肃的穷乡僻壤，可因为严嵩，他的命运被改变了。仇鸾的尸体还未被戮干净，杨继盛就被严嵩从甘肃调到山东诸城做知县；几个月后，杨继盛又被调到南京户部；又几个月后，杨继盛被调进中央刑部担任副司级干部；再几个月后，杨继盛成了兵部权力最大的武选司（兵部人事司）一把手。不到一年的时间，杨继盛宛如坐了火箭，垂直飞升，而幕后的推手正是严嵩。

严嵩如此卖力地捧杨继盛，就是因为杨继盛曾弹劾过仇鸾。严嵩虽然认为开放马市是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却讨厌仇鸾在那段时间如此受宠。那段时间，朱厚熜对仇鸾言听计从，险些忘了还有他严嵩。这是吃干醋，也是政治家秉承的基本原则之一：有仇必报。

杨继盛当然明白这里面的猫腻，所以对严嵩的大恩毫无感激之情，在兵部待了一个月，他突然向严嵩射出一支毒箭：严嵩有十大罪，最大的罪就是打击异己，干扰人事。

严嵩伤心欲绝，他想不到世上真有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跑到宫中，跪在朱厚熜脚边痛哭流涕，说杨继盛居心不良，空穴来风。因为他严嵩就是皇上亲自提拔上来的，如果他严嵩有罪，那也就是说皇上眼瞎，是非不明。

朱厚熜听完勃然大怒，将杨继盛下狱。几天后，杨继盛被廷杖一百，关在监狱，不见天日。三年后，因为另外一件案，严嵩巧妙地把杨继盛牵扯进来，斩首弃市。

杨继盛案审理时，张居正要徐阶出手帮忙。徐阶充耳不闻，张居正不依不饶，徐阶只好说了真话：“我现在出手，就是往严嵩的陷阱里跳。皇上现在对严嵩信任到迷信，攻击严嵩，就等于攻击皇上。”

张居正愣在当场，问了句幼稚的话：“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杨继盛死吗？”

徐阶平静地反问：“不然，还能怎样？”

张居正当时脑子一热，一个想法冒出来：去求严嵩。

但这个想法稍纵即逝，他已渐渐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如果他真去求严嵩，就等于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要知道，在严嵩心目中，他张居正虽才华横溢，却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个应酬诗文的作家罢了。

他一想到这里，马上冷静下来。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虽有头脑发热时，却很快能自制冷水，将其浇熄。冷静许久后，他苦笑，心里说道：“杨继盛，你太蠢！”

张居正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有根据。朱厚熜超级信任严嵩，就如同儿子信任老子一般。严嵩担任首辅长达十五年（1548—1562），保持这么久的权位，在明代历史上是个奇迹。而他能创造这个奇迹，自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就是对朱厚熜心理的完全掌控。

朱厚熜不喜欢政治，严嵩从不拿政事去烦朱厚熜；朱厚熜自以为英明，严嵩在朱厚熜面前就处处表现窝囊；朱厚熜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熜的过失；朱厚熜反复无常，严嵩永不提建设性的意见；朱厚熜讨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之中的朋友从不施援手，丁汝夔就是例子；朱厚熜信仰道教，经常要为玉皇大帝献上拍马屁的青词，严嵩就苦练青词写作，还把儿子严世蕃锻造成青词高手。

严嵩就是朱厚熜的催眠师，不幸的是，朱厚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被严嵩催眠。所以搞严嵩，就是搞被催眠的朱厚熜，成功的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微乎其微。

张居正说杨继盛太蠢，其实是想说，凡是在这种时候搞严嵩的人，都聪明不到哪里去。迎难而上只是莽夫，真正的英雄从来都是审时度势，有了绝对把握后才出手。

张居正虽然这样想，却仍心有不甘。杨继盛事件让他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危机感，对严嵩的看法有了些许的转变。他愤懑，却不能表露；他有抱负，却在严嵩谨小慎微的政治模式下无法实现。

于是，他做了一个对他而言是天大的决定：离开。离开之前，他给老师徐阶写了封辞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