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或美术及所有真的作品，包括哲学上的东西，如何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认识”方法，我曾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谈过（第2卷第29章、第30章）。假如这种认识能力居于优势的地位，就能以天才的姿态出现。这里的所谓“认识”，是指对它的对象要有柏拉图的所谓“观念”，此观念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只有在直观中才能了解的。所以，天才的本质就在于他的“直观认识是完全的和强烈的”。

因此，一般由直观出发而诉之于直观的作品，如造型美术（绘画、雕刻、建筑）和以直观作为媒介所想象出来的文学作品，都是天才之作最明确的证明。天才和一般的所谓“干才”大有区别。干才的特征，是他们论证认识的敏捷和尖锐程度要远比直观的认识力强大，也就是说，具有这种才能的人，其思维要比常人更敏捷、更正确。天才恰好相反，他们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这是因为天才的头脑比凡人的客观、纯粹、明晰，所以天才能够洞察眼前的世界，进而发现世界的另一面。

智慧只不过是动机的媒介而已，因此，智能的视界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事物和“意志”的关系（包括直接、间接及其他一切的关系）。对动物来说，事物和意志的关系几乎全是直接的，这使得它们对不发生关系的东西，可说是完全“视若无睹”。甚至，即使是最聪明的动物，对某些与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事物也往往会不加注目，这是很令人惊异的。例如，我们的人格或环境发生激烈而显著的变化，它们竟也丝毫不觉诧异。普通的人，除以上的直接关系外，还有间接的可能关系，由此构成了他知识的总体，但是此时，他的认识也只是局限在诸般关系的范围之内。

所以，一般的头脑对事物不能形成十分纯粹客观的印象。普通人的直观能力是依据自己那一点点有限的判断力的，他们没有充分、纯客观理解世界的能力，其意志若不受刺激，就会呈现疲劳状态，不能动弹。如果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表象能力还有剩余，而没有目的地制造外界的客观形象，那么这种形象对意志的目的就毫无用处，甚至还会妨害意志的目的，这种状态就已经具有所谓“天才”异于常态的素质了。

这种状态和真正的自我意志不同，它看起来好像是从外界而来的“神灵”在活动一般。天才的本质，比起专为意志服务而产生的认识能力，更能有强大的发展。在生理学上来说，如果脑髓的活动像那样有剩余的话，就会变成“剩余的异常”，并且，众所周知的，类似的情况在生理学中还有所谓“因欠缺而来的异常”和“因位置变动而来的异常”两种。所以，天才的本质在于智慧的异常剩余，而这种剩余往往被用在关于一般生存的事情上，也就是说，它不像普通人的智慧只为个人的利益服务，而是在为全体人类服务的。简单地说，普通人若是由三分之一的智慧和三分之二的意志所组成的话，那么天才则是由三分之二的智慧和三分之一的意志构成的。

我们可以用化学比喻来说明。中性盐中包含盐基和酸两种成分，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经过中和之后，如果盐基占优势，则呈碱性，如果酸居优势，则呈酸性。天才和凡人在意志和智慧方面的区别也是这样，我们可依此来区分二者。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差异：在化学上，性质不相同的元素往往可形成“亲和力”及“吸引力”，但人类的情况则相反。

认识力过度剩余，最显而易见的是表现在最根本、最原始的认识，即直观的认识中，然后再由另一个形象再现出来。画家、雕刻家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在他们来说，天才的理解和艺术创作间的距离非常近，正因为如此，表现天才和其活动的形式就变得非常简单，要叙述它也很容易。这就是所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哲学的作品能源源不绝地产生出来的原因。当然，这个创造过程并不简单。

附带一说，一切直观都属于智慧，而不仅仅是感觉的东西。18世纪的哲学认为直观的认识力是“下等的精神”，我们若能平心静气地来玩味这句话，就会发现它也不无道理。最先持此理论的是亚德伦(1)，他把天才当作“下等精神力显著的表现”。约翰·保罗在他所著《美学阶梯》中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也并没有给予过分残酷的批评。这位声誉极隆的作家的这部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它不论是解释理论还是教训，都以譬喻方式和幽默的讽刺来进行，由此不难猜测，连约翰·保罗对那句话都有同感。

任何事情的真正本质，即使附带着条件，也要先以直观的方式开示自身。一切的概念和思念都不过是抽象的东西，是从直观而来的部分表象。所有深刻的认识，不，连原始的知识也一样，它们的根底都是在直观的理解中的，而一切不朽的思想和真正的艺术品，其受生命的火花刺激而产生出来的过程，也是在于直观的理解之中的。相反，那些从概念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只能算是“干才”的作品，只不过是理性的思想和模仿，或者是以当前人们的需要为目标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直观一直都是附着在实际事物上的话，那么直观的材料就应完全站在偶然的支配之下。因为“偶然”不可能适时地产生事物，也很少能适当地排列事物，所以大抵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一点儿具有很多缺陷的样品。那些具有深长意味的形象，必须经过有条理地整顿、加工，然后才能成为透彻的认识；而为了传达这种认识，使它能够随意再现，又必须靠空想。空想之所以具有高度价值，原因就在这里。

天才不但要有空想，还要明了各个对象和自己作品的关联，而认识的源泉即直观世界，随时都给我们提供着“清新的食物”，所以空想是天才不可或缺的道具。能进行空想的人，就有呼唤灵感的力量，而这些被召唤出来的灵感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启示他以真理。在**裸的现实中，真理毕竟是很薄弱的，并且大都是在不适当的时机表现出来，所以，没有空想的人和天才相比，就好像附在岩石上等待机会的贝壳和可以自由活动的动物一样。没有空想的人除了能感受到属于真正的“直观感觉”的东西外，对其他方面的东西毫无所知，这些人在“直观”到来之前，只能啃食概念和抽象物。但是实际上，此二者绝不是由认识产生的，而仅是它的外壳或表皮，因此，这类人充其量只能搞搞计算或算术之类的玩意儿，绝不可能成就伟大的功业。至于造型艺术或诗歌，虽然可作为不能空想的人补救其缺陷的手段，但其效果也是有限度的。对有空想的人来讲，这两种手段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天才特有的、根本的认识方法虽是直观的，但他的认识对象绝不是只跟自己有关的事物，在这些事物里，他表现的是柏拉图的所谓“理念”（参照《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节29章）。在个别的事物中发现一般形态，这才是天才的根本特质，而普通人所看到的只是各个事物本身。这些个别的东西都只属于现实，因为现实对他们才有利害关系，换句话说，也只有现实与他们的意志才有关系。

当我们观察个别事物时，可以发现某个人对它观察的程度，看他是只看到事物本身，还是只看出一点儿普遍性质，或是能进而观察出种族中的普遍性质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和天才之间的差距。天才观察的真正对象是一般事物的本性，是事物的普遍形态，也就是说，天才的对象不针对个体，而是属于整体的。个别现象属于“干才”的研究范围，并且他们往往只以事物相互间的关系为其学术研究的对象，实用科学即属此类。

要理解“理念”这个东西，就必须把“认识”当作纯粹的主体，换言之，就是要在意志完全消失的条件下进行。我们读歌德大部分的作品，他所描述的风景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读约翰·保罗对自然的描写，会觉得心旷神怡，胸襟大为开阔。阅读中，我们恍惚觉得自己就是歌德、就是约翰·保罗，这种感觉就是以心境完全净化的客观性为基础的，而这时我们内心中的表象世界，已经由于这种纯洁性而完全脱离意志的世界了。

天才的认识方法和本性中的一切意欲完全无关，因而天才的作品不是故意或随便产生出来的，而是出于本能的必然。一般所称“天才的激发”或“灵感的来临”等，就是指智慧忽然摆脱意志的羁绊自由奔放地进行活动，也就是说，智慧不再为意志服务，但它不是陷于不活动或松弛的状态，而是在短暂时间内能够完全独立自发地活动。这时的智慧有最大的纯洁性，犹如反映世界的一面明镜，它已完全脱离意志而集中于意识，并由此形成了“表象的世界”，在这一刹那，所谓不朽作品之“魂”便附于其上。相反，如果是进行故意思考，智慧就受意志的领导，由意志指定问题，智慧完全不得自由，因此也就创作不出伟大的作品了。

一般人的脸上都带着“平凡”的记号，表情也很卑俗，那是因为他们的认识一直是诚惶诚恐地服从于意志的。因此，他们的观察只是考虑意志和目的的关系，而不会去思考其他。天才与之相反，他们的表情有个显著的共同点，即脸上都能很明显地表现出他们优于意欲的智慧，他们的智慧获得了解放。

再者，苦闷也是由意欲所产生的，“认识”则反之，它自身没有痛苦只有快乐，所以它给予天才的是高而宽的前额和澄澈晶莹的眼神。天才不为意志和穷困服务，于是他的眼睛中和额头上就带有了一种伟大而超俗的快活，而天才所流露出来的这种快活的表情，倒与他脸上其他部分的忧郁很相配，特别是那浮现在嘴边的忧郁。杰尔达努斯·布尔努斯的格言说得非常贴切，他说：“悲中有乐，喜中含悲。”

以意志为根底的智慧，在活动时，会对除意志的目的外的其余东西都采取反对的态度。所以我们说，智慧能客观而深刻地理解外界的情况，是在脱离意志（至少是暂时的）的情形下才有的。如果智慧和意志相结合，那它根本就不能独立活动；但若不唤醒意志，即利害活动，智慧也会昏昏沉沉地变成睡眠状态。能设法唤醒意志，并顺着意志的利害来认识事物的关系，那才是最合宜的。所谓聪明的头脑，就是意志时时刻刻都清醒着——他们意欲的活动力非常旺盛，但是这样的人又不能把握事物纯客观的本质，因为意欲和目的占满了他们整个头脑，在他们的视界中只能观察到和此有关的部分，其他方面尽皆消失，于是他们就会以错误的状态进入意识。

例如，为排遣愁闷而急急出门旅行的人，他所看到的莱茵河大概不过是一条直线，架在河上的桥梁也好像是切断这条横线的小纵线。满脑子为自己打算的人，他们内心觉得世界恰如战场，这大自然的迷人景色也根本不会映入他们的眼帘。为了方便说明和强调这种事态，我举的例子虽太极端，但事实就是如此。若是意志稍微兴奋，也很可能产生类似的这种“认识”的变形。

理智脱离意志的羁绊在自由的对象中翱翔，不被意识所驱策，又能旺盛地活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才有真的色彩和形态，才能表示它全部的正当意义。当然，这种状态已经违背了智慧的自然本分，也就是说有了反自然的倾向，所以这种现象的发生机会非常少。但天才的本质就在于此，也只有天才才能高度而持续地表现这种状态，而平庸的人的状态只能是有点儿“近似”，再者他们也只是偶尔有之，不能持久保持。

约翰·保罗在《美学阶梯》第12章中说，天才的本质是“深思熟虑”。这大概是因为，平常人都沉沦在意志的旋涡和喧嚣中度其一生，他们的智慧充满着生活的事物或事件，但却完全不能客观地理解“生活”和“事物”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像在市场做生意的贩子，他们只能听到邻近或眼前的谈话，整个市场如汹涌怒潮般的、能使远处观客吃惊的喧嚣，却完全进不到他的耳中。天才则与之相反，他的智慧已脱离意志的利害，脱离人格的利害，他以客观的直观将“世界”和“事物”融会贯通。从这个意义来看，天才确实懂得深思熟虑。

画家把眼前的自然景物忠实地再现到画布上，文人以抽象的概念说明他所见的社会万象，并将这些转注于他人明了的意识中，或是把常人只能意会、感觉的事物用言语文字表达出来——凡此种种，都是所谓“熟虑”。一般动物都是过没有熟虑的生活，当然动物也有意识，并能够知悉自己的祸福，认识攸关祸福的事，但它们的认识不论何时都流于主观而无法客观化。出现在认识里的诸事物，它们自以为看得很清楚，但那不能被当作表现的目的物，也不能用为思考的对象。因此我们说，动物的意识完全是内在的。

人的意识当然和动物的不同，但也有类似的性质。人对事物和世界的知觉也偏于主观，且大部分仍滞留于内在状态中。人虽能知觉存在于世界中的事物，但却看不出“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换言之，人虽能知觉自己和他人的所作所为，但对自身却茫然无知。意识的明了程度要经过无数的阶段慢慢上升，熟虑也跟着渐渐增加，最后到达“一个点”。达到这一点之后，脑中就偶尔会闪电般地产生如下怀疑：“这一切事物是什么？”或“那些到底是如何做成的？”

如果对第一个疑问能给出明晰性的答案，就会产生“哲学家”，而如果能够明晰地回答后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文学家或艺术家。所以说，这些崇高的职业都要以熟虑为基础，这种熟虑是要先清楚地认知世界和他自身的关系，靠着这层认识，才能进一步省察这两个问题。而在这认识的全体过程中，智慧为了取得优势，有时就不得不脱离它工作的上司——意志。

以上关于天才的观察，在生物学中也可看得出。生物学以“意志和智慧逐渐广大的分离”来区分低、高等生物，就和这种见解有关联，也是相互补充。(2)当这种分离达到最高程度，就产生了天才，这时，智慧会完全离开它的根底——意志，从而获得完全的自由，表象的世界也由此达到充分的客观化。

以下，我想讨论几点有关天才个性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方面超群出众的人，似乎都是性情忧郁的。

之后，西塞罗更把这句话浓缩为“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对此，歌德也这样说：

在我幸运，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才的火焰非常微弱；

当我被灾祸胁迫时，诗的火焰才会炎炎燃烧。

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只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

文学的天才都喜好忧郁。

对于以上这几句话，可以有以下解释。

意志本身是专横霸道的，它强调对智慧的原始支配权，而智慧方面有时会感到不耐烦、不对劲，因此就会抽身逃出其支配。离开那些讨厌的意志后，智慧为了排遣气闷走向外界，此时它的精力会比以往更为强大，也变得更客观了。天才之所以会伴随忧郁，就一般情况来观察，是因为智慧之灯越明亮，越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于是天才发现我们竟是如此的悲观和可怜，遂兴起悲哀之念。天才被认为是悲哀的象征，他就像整天都被乌云覆盖的勃朗峰顶(3)，但是偶尔乌云忽然散去，尤其是在晨光熹微时，那时朝曦染红峰顶，穿越云际，景色之美，令人心旷神怡。同理，忧郁的天才有时也会露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领略的特殊快活，这种快活是由精神最完全的客观化所产生的，所以我们才说：“悲中有乐，喜中含悲。”

庸俗作家显得俗不可耐，这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强固地联结在意志中，被控制得死死的，只有在意志激励之下才会活动，所以他们的行为思考等全是为个人的目的。为此，他们大量创作粗劣的绘画、低级的诗文、浅薄荒谬的哲学，甚至为了攀交达官显贵，不惜昧着良心写出歪曲事实的学说。这些人，充其量只是剽窃他人作品的一言半句，却不能把握其作品的核心，所得到的只不过是皮毛而已。但是，无知的他们还会自以为得到了人家的全部精髓，甚至夜郎自大地以为自己已凌驾于一流作家之上了。

如果他们遭到彻底的失败，他们中的多数又会想，若以自己的善良意志必可达到预期的目的，殊不知，正是此善良意志使他们不能达到目的，因为艺术、文学、哲学等的创作一旦掺杂了个人的目的，作者就无法贯注全副心神了。有一句俗话说，“自己挡在光线之前”（自己打扰自己之谓），这正是这类人最好的写照。只有智慧摆脱意志的支配和计划得以自由活动，才能让人有产生好作品的力量。上述这类人连这基本条件都全然不知，还谈什么文艺、哲学？不过也幸而还不知道，否则，他们恐怕会失望得自杀。而且他们所说的“善良意志”是道德问题，艺术是不讲究这一套的。艺术中最重要的是“能力”，不论哪一方面的艺术，作者是否能认真地创作才是最紧要的。一般人所努力的对象，几乎都是关于自己和亲人的幸福，他们也许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却没有做其他事情的力量。因为一切故意的努力或企图，都不能给予我们诚挚、深刻和真正的认真，也不能作为它们的补充，说得正确一点儿，就是不能取代它们。

“真挚”这个东西，是自然盘踞的场所，绝不会往别的地方移动。若不对任何事情辅以“认真”，就绝不会有太大的成就，正是因此，天才不会对自身幸福有太多牵挂。我们在物体之上放着铅锤，由它决定重心位置，但我们也随时都可把它拉回来，同样，人类的智慧和注意力也随时可回复到真正的认真。天才就是这样，他的认真不是针对个体或实际事物的，他对这些事情都漫不经心地应付，但会埋首追寻世界和事物的真相，研究它的最高真理，或者苦苦思索应以何种方法使它再现。

走出个体进入客观世界的那种认真，是人类的天性所无法了解的，是不正常的现象，是属于超自然的。但正是因为这种认真，才显出天才的伟大。对这些人来说，艺术、文学、思想才是他们所追求的，而其他的人则只是以之为手段来追逐自身的利益，并且他们对这些方法还颇有心得。他们懂得阿附时流，能够迎合大众的要求，因此他们能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而为客观目的牺牲自身幸福的天才则多半陷于困境，一生潦倒落魄。

凡人的渺小，天才的伟大，其分际在此，天才的作品也因此具有了永恒的价值。但他们作品的价值，只有在后世才能被发现，而平庸的人会和时代共生共死。一般伟人所注目的，不论是实际事物还是纯理论事物，都不是为求一己之私，而是为追究客观的目的，这个目的也许会被误解，也许会被视为一种犯罪，但依然不失其伟大。

不论任何情况，不为自身打算的精神都是伟大的。反之，处处为自己着想的人是卑微的，因为他所认识的、所看到的，只局限于“自己”这个小圈子，而伟人是从全体之中来认识自己的。可以说，前者是生活在小小的空间中，后者则是在广大的宇宙中生存，正因为如此，“全体”对天才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描写、说明它，或因为打算在其间做实际的活动，他们要努力去理解它，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和他们深具缘分，也知道“全体”与他们的密切关系。

如此把自己追求的范围弘扬扩大，人们才认为他们是伟大的。所以，那些“崇高”的真英雄和天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违反自己的天性，他们不追求自身的利益，不为自己筹谋，而是为全体人类生活着想。那些争逐小利，斤斤计较小节的大多数人，不能成就伟大事业的道理也就变得明显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变得伟大起来。

不论哪一位伟人，也往往有以个人为着眼点的时候，换言之，也往往有当小人物的时候；任何英雄，在他的侍从看来，也有表现得并不英雄的时候。但如果你以为那些侍从没有评价英雄的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有关这问题，歌德在他的小说《亲和力》第2卷第5章中有描写，这本小说的女主角欧蒂莉叶也有这样的看法。

歌德说：“天生是天才或想当天才的人，可在天才这东西中，发现自身最美的生存。”做一个天才，也有他的报偿。当我们瞻仰过去的伟人时，并不会想：“这个人到现在还被我们赞美，是多么幸福啊！”相反却想：“他所遗留的业绩，影响人类这么多年，多么光荣啊！”

伟人的价值，不在他的名声，而在造成他名声的原因，至于他的快乐，则在于产生“不可磨灭的种子”。所谓身后名，他本身是完全不知道的，从这个事实来看，那些引经据典、吹毛求疵地想证明伟人无价值的人，是那样的愚不可及，他们就像是看到邻居房里堆满蛎壳，虽然心里羡慕得很，却要找出一大堆证据大发蛎壳的全然无用论。

以上所述天才的本质，其实就是原本应为意志服务的智慧脱离自己岗位时的自由的活动，很显然，它是反自然的现象。所谓天才，可说是有“不忠实于本务的智慧”，天才之所以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原因也在此。我们现在且把天才和智力远比他们低的人两相比较，便能很容易地观察出天才的不利之处了。

常人的智慧为意志所支配所束缚，只能因“动机”而活动。我们可以把意志这东西比作一大把穿在木偶上能使木偶活动的铁线，而凡人就像木偶，他们的一生之所以枯燥无味、严肃认真，就是因为有意志的操纵。动物也如此，它们冷冰冰地煞有介事，从不露出笑容。那种所谓的认真，越是高级的生物就越严重。然而，从意志解放出来的智慧之主——天才，就像著名的米兰木偶戏的操纵者，舞台上能够感知一切的只有他一个人，希望暂时离开舞台到观众席上看戏的也只有他一人。

我们说天才是熟虑的原因即在此，即使是具有非常的理解力和富于理性的所谓“贤人”，也不能在这点上和天才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他和天才相差甚远。贤人的智慧是用于实际方面的，他熟习最好的目的和最便捷的手段，因此也是在为意志服务，顺其天性，这就是他和天才相异的地方。他们不会放弃让智慧为意志所用，也不会迷惑于无关意志的事情，更不容许智慧和意志分离。

伶俐的头脑也罢，优秀的头脑也罢，所谓适合大企业的头脑也罢，都是客体使这些人的意志旺盛的结果，他们的头脑不停地探究客体相互间的各种关系，所以他们的智慧和意志也就坚实地联结着。相反，天才的头脑为了要客观地看出世界的现象，就要像置身事物之外似的只把现象本身当作观想的对象，所以天才的意欲会被逐出意识之外。

行为能力和创作能力的差异，关键就在于此。创作能力的认识要客观、深远，这两种性质要以智慧和意志的完全分离为前提；相反，行为能力的认识则须具有应用知识的能力及沉着、果敢等的条件，这些能力要遵奉意志的命令才能产生。

如把智慧和意志之间的羁绊解开，智慧就会脱离自己的自然使命，忽略自己本该为意志服务的职守。例如，沉湎于绘画的人会自顾自地欣赏画作，反而对迫在眉睫的灾难却毫不理会，以致给个体带来危险。富于理性或理解力的人则不是这样，他会永远坚守着立场，顺应境遇的要求，所以这类人不论在任何场合的决定和行为都必定是得体的，绝不会像天才那样，经常有脱轨的行为或失措、荒唐的举动。天才之所以做出那些事情，是因为他的智慧不肯专做意志的指导者和看守者，而要求进行纯客观的思考。

以上，我是以抽象的说法来说明这两种能力相互间的对立关系的，而歌德在他的剧本《塔索》中做了更具体的说明，剧中的塔索和安东尼奥就分别是那两种能力的典型代表。一般人都以为，天才和疯狂非常接近，这主要是因为天才特有的、反自然的“意志和智慧的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可不是说天才的意志是薄弱的，毕竟天才也有冲动和激烈的性格。我们要从另一种角度来对此进行说明。

行为能力卓越的人，除具有强烈的意志外，也定要有完全或相当分量的智慧，这是一般人所欠缺的。至于天才则又高了一筹，他的智慧为任何意志所用都是绰绰有余。而由于这种异常的剩余，天才的智慧取得绝对优势，它从意志分离而出，忘却了自己的本原，仅靠着自己的判断力、认识力自由自在地活动，由此就有了天才的创作。这种情况很难一见，所以能够进行真正创作的人还不到“干才”的千分之一。

如此这般，我们可以说天才就是智慧的自由活动，换言之，就是从为意志所用那里解放出来的智慧活动，所以，天才的创作没有任何实利目的，也就不能拿实用标准来衡量。音乐的演奏、哲学的思索、画家的绘画、诗歌的创作，这些都纯粹是为作品本身，毫不计较实利。“非实用”是天才作品的特质，也是它的荣誉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