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曾写过一篇关于“活力”的论文，但我却要对此活力表示哀悼，因为活力过剩就会采取敲打、锤击、摔翻东西等形式进行发泄，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每天必得要忍受的折磨。也许有的人对噪音麻木无觉，以为我是在故作惊人之语，但我可断言，这些人对所有的精神印象，如论证、思想、文学、艺术等，也必定是毫无感觉的，因为他们的头脑质地太过强韧，组织太过坚固了。反之，在所有伟大作家的传记或著述中，几乎都可看到他们对“噪音”的控诉，诸如康德、歌德、利希滕贝格、约翰·保罗(1)等人都是如此。纵使他们有的作品中没提及这方面的事，那也只是因文章的前后关系，使作者的笔触无法引到这方面来而已。

我将这种情形解释如下：如果把一颗巨大的钻石打得细碎的话，这些小碎片的价值总和无法与它原本的价值相比；如果把一支庞大的军队分成若干小部队，则这支军队的威力必定大减，产生不了什么作用；同样地，当伟大的精神因噪音的干扰而中断的话，它和普通精神也就没有什么差异，再也产生不出什么杰作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伟大的人之所以显得优异，就在于他们的精神能像凹面镜把所有的光线集中一样，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集中于一个点或一个对象上，这样，伟大的作品才能产生。

噪音造成严重的妨害。自古以来，凡是卓越的思想家，都会讨厌各种干扰和让人分心的环境，特别是讨厌噪声所带来的强烈干扰。欧洲国家中最敏慧、最伶俐的英国国民有这么一句话：“绝不要在中途打扰！”这几乎可被列入第十一诫了(2)，噪音的可憎、恼人，由此可见一斑。

噪音不但会中断我们的思想，甚至会有破坏作用，可说是所有的中断中最要不得的东西了。当然，如果你没有精神思想可被中断的话，那么对噪音自然也不会有特别在意的感觉。对我来讲，常常有一种低沉不绝的噪音萦绕在我的脑际，这使我苦恼、发火，心里直在探索“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因此我思考的步伐，就像脚前放着许多石头一般，遭遇重重困难。

以上谈的是概论，我们再来谈各个分论。

在城市狭窄小巷中的马鞭声，是最不可饶恕、最可恨、最可耻的噪音，它夺取了人生一切的安静和思虑。允许“噼！啪——噼！啪——”的马鞭声，足以证明人类的愚钝和他们思想的匮乏。如果你脑中有类似思想的东西存在的话，那么对这突如其来的、尖锐的响声，就一定会倍感痛苦，它足以使人头脑麻痹，足以夺取、扼杀一切思考。这种声音，不知会搅乱多少人的精神活动，即使这个人的精神活动是属于低级种类的。它闯入思想家的冥想境界，就如同一把利剑刺在身上一般，其破坏力之大、带给人的痛苦之甚，实在难以言喻。

总之，再也没有比这可恨的鞭声更容易斩断思绪的了。它严重影响大脑活动，而且就像触碰含羞草所发生的反应那样，会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我对从事公益的工作者一向都非常尊敬，但是搬运着一车沙石或肥料，在通过市街的约三十分钟时间里产生噪音，使无数人脑海里所浮现的思想在萌芽中枯死，这种行为特权，说它有多少“公益”，真是令人怀疑。诚然，锤击声、犬吠声、小孩子的哭声也很令人讨厌，但真正思想的杀戮者是马鞭声，这种声音的使命大概就是专门来消灭人们的思想的吧！

若说驾驭马车时非要用这种可厌的声音不可，那还有辩解的余地，算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这讨厌的声音，不只是不必要，甚至也丝毫不发生作用。本来，鸣鞭的用意是给马一种心理作用，让它有个警觉，但人们经常滥用，养成习惯之后，马反而变得迟钝，以至于鸣鞭失去效用，你响你的，它的步子却一点儿也不加快。招揽乘客的空马车在极缓慢地行走时，驾驭者仍不停地响着鞭声，这就可证明鸣鞭无效且不必要了。

按道理说，催马前行无须声响，最好的方法是让马鞭刚好触到马体，或者只给予适当的视觉信号。就算鞭声是为了使马时时刻刻都能警觉到有鞭子的存在，那也只需使出现在鞭声百分之一的强度就足够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动物的听觉极灵敏，它们能感觉到人类所不能感觉到的极轻微的声响。关于这事实，可从既经训练的狗或金丝雀那里找到证明。

所以，马鞭声纯粹是一种恶作剧，或者可说是劳动阶级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嘲弄。这些可憎的行为在都市中竟被宽恕，足见他们的专横跋扈，尤其这种行为本是极易以警察命令来取缔的，于是就更令人深有此感。这些人对知识分子本就怀着极端的敬畏，我们如果能稍加注意并对此加以取缔，应是可以制止的才对，再说那对他们也没什么害处，何以大家竟不这么做呢？那些赶着马匹在人口稠密的街道上拼命鸣鞭的家伙，应该把他们拖下马来，狠狠打上五个板子。即使世界上的博爱论者和主张废止体罚的立法团一致责难这种建议，我想我也不会被他们说服。就是因为有这类过分宽大的庇荫，才造成这种恶习。

当然，为了肉体和一切的满足，一般措施应该温和一点儿，但对从事思想工作的人，竟不给予一点儿保护，不给予一点儿尊敬，这是否合宜呢？马车夫和脚夫等劳动阶级，是应该特别亲切、宽大、公正地被对待，但是恣意制造噪音，打扰为人类做最高努力的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被容许的。

我真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伟大或美好的思想被这马鞭的声响扼杀掉？假如我能颁布命令的话，我会给车夫们灌输笞刑和鞭声间的密切关系。许多先进国家在这方面已为我们立下规范，我切盼德国人也能仿效。托马斯·弗德说得好：“在我所遇到的音乐国民中，德国人是最喧嚣的国民。”德国人之所以变得如此，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国民喜欢更多的嘈杂，而是因为他们在喧嚣盈耳的环境中，变得麻木了。

他们似乎整天无所事事，只有抽烟打发时间。不，单是抽烟的话，别人根本无由责难，它是思考的代用物，不妨害他人的思考或读书。但他们还以不必要的声音来发泄，例如以横暴粗鄙的高音来开关窗户，加之左右邻居的态度又太过宽大，所以，他们形成头脑鲁钝和缺乏思想的习惯。在德国，似乎任何人都不介意噪音，并且好像还会想方设法制造噪音，无目的地打鼓就是其中的一例。

(1)　约翰·保罗（1763—1825），德国作家“李斯特”的笔名。

(2)　意即次于摩西十诫的重要戒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