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藏书多么丰富的图书馆，如果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能带给我们的好处都比不上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整理得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胸中的知识如何渊博，如果不能反复思考、咀嚼消化，你能得到的价值都要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深入思考的人。我们若想将所学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它们，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各方面知识结合起来，或是把自己的真理和其他真理互相比较。当然，能经得起我们“深入思考”的东西，其范围狭窄得很，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求上进，不断学习。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或学习，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但这里所谓的“思考”，可就不是这回事了。它像在风中扇火一般，必须始终不断地扇动，才能维持火焰不熄。也就是说，在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并且持之以恒、不可懈怠地刺激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二是主观性的。后者是被有关自我的事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而前者是对宇宙万物产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能进行真正思考的，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差距之大恐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沉迷思考，再加上前述的距离，这原有的差异就变得更大了。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读者会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这就像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读者感受到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而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只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时那样会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会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他当时的心情，提供一些数据和情绪。

所以，一天到晚沉浸在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会像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消失殆尽。如果你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那么去当个“蛀书虫”的确是不二法门。一般来说，“博闻多识”的人大都没有很好的才慧，而他们的著作不能成功，正是因为一味死读书的关系。这类人正如蒲柏(1)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却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而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要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说来，有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这是因为我们只对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彻底地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拾人牙慧而已。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就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而从自己心中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们只能把书本当作“引绳”，在阅读时依赖他人把我们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的话，我们非陷入深渊歧途不可。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在阅读时靠它来指点迷津。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具备这个守护神，就是说，唯有能自由且正当进行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再去读书，这是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的现象。如果不如此做，而是手不释卷地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来讲实是罪过。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绘画学徒，他们成天看着干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反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

对于思考的人来说，往往会出现一种现象：在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来看时，你会发现那些在你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后，经过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原来早已被别人发掘到了。泄气？失望？大可不必。因为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唯其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的正确性，它的理论也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如此一来，你就成了证明该真理的生力军中的一员，这个真理也就成了人类思想体系中的一支，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那样，在你的脑海中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会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信的“权威”是不同的，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有力的联结，而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后者就好像是用一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生生的人，它是在“思考之心”内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蜡制鼻子，及其他利用皮肤移植术等方法附着在身体上的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是确确实实为自己所有的。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别就在这里，正因为这点差别，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全然不同。哲学家有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而学者呢？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他得到的东西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而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严密紧凑，但总有个总体的脉络可寻，我们可依赖它向某种体系展开，这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

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中得来的，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死读书的人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那样，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种思想过度拥挤的状态，会攫夺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会使人失去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后者虽说是胸无点墨，但靠着经验、阅历以及零碎的阅读，仍可以把所学得的一点点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融合，或让它们在自己的思想下臣服，从而成为有主见、有判断力的人。

其实，学术性的思想家的做法也不外如此，只不过他们的尺度较大，比较有深度而已。思想家要用到许多知识，所以非多读不可，但他们精神力极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内。因此，他们见闻觉知的规模虽愈来愈大，但已做到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于自己的思想总体系了。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在任何时刻都会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而在那些知识大杂烩的头脑中，则好似一支曲子掺进很多杂音，它的基本调是久久找寻不出来的。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来的，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某地或某国的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联络的，当地的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在那里土生土长的人一样，一打开话匣子就能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都如数家珍般道出来。

一般的“书籍哲学家”如同历史的研究者，而自己思考的人，则犹如事实的目击者。后者对任何事情，都是靠他切身的经验直接领会理解而来，绝不会人云亦云。所以思想家只是因立足点不同而互有差异，他们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把握客观原则，如果事件本身未使立足点发生任何变化，他们的见解则会毫无不同。根据经验来看，如果一个人自觉自己的某些议论太过标新立异，踌躇再三才把它公之于众，但到了后来，竟然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发现同样的见解，那么他会感到一种带着欣喜的惊愕。

哲学家与此相反，他们所讨论的不外是甲的说法如何，乙的看法如何，丙又怎样提出商榷，然后才努力做些批评、比较的工作，以此追求事物的真理。他们很像写批评的历史著述家。例如，要研究莱布尼茨(2)在某时期是否有斯宾诺莎派思想的存在，那么供给这些好事者的材料就是赫尔巴特(3)的《道德及自然法的解剖和说明》及《关于自由的书简》。做这类工作时，必须要遍翻典籍，对于他们所下的苦功，恐怕任谁看了都会吃惊吧！反之，如果眼中只有事件，可能只要稍加思索，就立刻能达到目的。

但话说回来，单纯的读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只要功夫深，总可达到你的目的，而用思索的方法则不是这样。思想和人一样，不是可让你随叫随到的，要看人家高不高兴，乐不乐意。而且思想绝不是人生而就有的东西，思索某件事情，需要一切外在机缘和内在气氛的调和，只有这样思想才会自然地喷涌出来。关于这点，我们可在思考自己利害得失的场合得到说明：当我们决定个人的利害事件时，常常会刻意选个适当的时间和场所静坐沉思，仔细分析理由或原因，再推究后果。

总之，如果你无所不思无所不想，但到最后，还是会没有个决定。为什么呢？这一方面是因为事不关己，关己则乱，我们在这种场合考察事件，思想往往会不能安定，很快就转向其他事物方面去；另一方面，对此事的嫌恶也构成一个原因。所以，此时我们万不可勉强自己去思考，而是应等待，让思考的气氛自然涌上来。此种气氛，往往会唐突而且重复地到来。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人对同一个事件的见解也会完全不同。如此这般，各种思想徐徐而来，到最后就是所谓“决心的成熟”。成熟思想的路径为什么会如此繁复呢？因为思考过程大都呈“分割”的状态，以前所经验过的事事物物逐渐出现在眼前，也逐渐明朗化，我们对它的了解也更深刻，如此便能耐心去思想，当初的嫌恶也就消失了。

理论方面的思考也是如此，也一定要等待良好时间的到来，毕竟任你再好的头脑，也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适于思考的。因此，我们最好能利用思索以外的时间来读书。读书，正如上面所述，是思考的代用物，而且此中还有许许多多别人替我们想出来的、和我们不同的方法，可以作为供给我们精神的材料。

读书的性质是如此，所以我们不必要读太多的书，如若不然，精神习惯于代用物，将会一直踏着人家已经开拓的道路前行，而忘却事物的本身，忘却走自己的思考道路。再说，经常耽于书卷中，眼睛也就脱离了现实世界，而由书本所启发的思考的机缘和气氛，次数也远不如现实世界多。这是因为现实世界和眼前的事物具有刺激思考的强劲原始力，是思考精神的最佳对象，最容易促成此种精神活动。

从这一事实来看，说我们可从著述中鉴别出谁是思想家谁是书籍哲学家，一点儿也不奇怪。很明显，前者真挚、直接、原始，所有的思想和表现都具有独立的特征；后者与此相反，他们只是拾人牙慧，承袭他人的概念，就像把人家盖过的图章再盖一次一样，既缺乏力量，也模糊不清，而且他们的文体是由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流行语句组织而成的，这情形，恰似一个国家因为自己不能铸造货币，而要以他国的货币流通一般。

经验和读书一样，不能替代思考。纯粹的经验和思考间的关系，如同食物与消化的关系。如果“经验”自夸地说，正是它的发现促进了人智力的发展，这就像嘴巴自夸身体的存续完全是由于它的工作一样的可笑。

具有真正能力的头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确定明晰的表达欲望，不论通过诗、散文还是音乐都是如此，但普通凡人却不一样，据此我们可立刻辨识作者头脑的能与不能。

第一流作家的精神特征，是他们的一切判断都是直接的。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作品，也都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这些作品发表之后，不论在任何场合都能被认定是一流的。因而他们在精神领域中，就如同诸侯一样是直属于帝国的，其他的作家则只是站在陪臣的位置。而真正敏于思索的人，在精神王国中等于一国之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话就如同君主的圣谕——君主是不接受他人的命令，也不认识其他权威的。反之，局限于世俗流行的诸种意见的凡俗作家，就像默从法律和命令的平民一样。

有些人每每爱引用权威者的词句来争论某种事件，以此来掩饰自己贫乏的理解和见识，想来他们大概是受到塞涅卡(4)所说“与其批判，不如信任”这句话的影响。论战之际必须有防身和攻击的武器，这类人既无思考力，又乏批判力，所以只好引用权威之言。他们说：“这也是出于对权威者的尊敬！”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护身符，于是振振有词，据之而辩，发出胜利的呼声。

现实世界中，不管举出多少理由来证明我们过得怎么怎么幸福、怎么怎么愉快，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重力的影响下活动而已，战胜了它才有幸福可言。但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精神没有肉体，也没有重力的法则，更不会为穷困所苦。所以有优美丰饶心灵的人，能在灵思来临的一刹那得到启示，其乐趣绝非俗世所能比拟。

思想浮现在眼前，如同你的恋人就在跟前一样，你绝不会对恋人冷淡，我们也绝不会忘记此思想。如果它们离你而去，从你的心中消失，则又是如何呢？即使最美好的思想，如果不及时把它写下来，恐怕也会就此一去不复返，想找也找不到了。恋人也如此，如果不结婚的话，她也有离我而去的危险。

对爱思考的人来说，世界不乏有价值的思想，但这些思想中能够产生反射作用的，也就是说，此思想著述成书后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却不多见。

起初，人们思考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为自己着想。慢慢地，思想家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专为自己而思考，另一类是为他人而思考。前者称为“自我思想家”，只有这类人才能认真地思考事情，他们才是真正的哲人，而他们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也是在思想之中；后者可称为“诡辩派”，他们渴望人家称他们是“思想家”，他们的幸福不是在本身中，而是在他人的喜好中，换言之，他们只是热衷于投世俗之所好。另外还有一种人介乎两者之间，我们要看他全部的做法，才能判定他是属于哪一类。

利希滕贝格(5)是第一类的典型，而黑格尔很明显是第二类。

生存问题——这个暧昧、多苦、须臾和梦幻的问题，一旦认真研讨它，恐怕所有的工作都得搁下了。因此除极少数的人外，一般人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丝毫感悟，甚至会尽量避开它，觉得与其讨论此问题，倒不如把这些心思用在和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事情上。或者，他们会取俗世哲学的一个体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这点来讲，说“人是思考的生物”就实在很值得怀疑了，而且这里所谓的“思考”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因此我们实在不必对人类的无思想和愚蠢引以为奇。普通人智慧的视野，当然比起动物要来得辽阔，毕竟动物不能意识到过去和将来，只存在于“现在”中，但它也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般深远。

如果世界充满真正思考的人，我想，大概就不会容许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噪音了吧！然而现实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令人心惊肉跳、毫无目的的噪音。造物者在创造人的时候，如果真的能尽如我们所愿，那就实在不应该给我们安上耳朵，或者至少能在我们耳里装置上空气不能通过的“覆皮”，像蝙蝠一样（关于这点，我实在非常羡慕蝙蝠）。人类也和其他动物一样可怜，上苍造人的时候，早已算定只要具有足以维持生存的力量就够了，因此不论昼夜，不管有没有人咨询，人的耳朵始终是开着的，这是为了便于向我们报告“迫害者的接近”。

(1)　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主张古典主义的审美原则，认为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品是艺术典范。

(2)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3)　赫尔巴特（1776—1841），德国哲学家、教育家。

(4)　塞涅卡（约前4—后65），古罗马哲学家，晚期斯多亚学派主要代表之一，曾任暴君尼禄之师。

(5)　利希滕贝格（1742—1799），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