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见，在所有的宗教中，认为信徒自杀是一种罪恶的只有一神教，即犹太人的宗教，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即便遍翻新旧约全书，也不曾发现书中对自杀的行为提出了任何禁令，或是予以了任何责难。由此可见，传教士禁止自杀的根据只不过是以他们自身杜撰的哲学为基础的，这个根基非常脆弱，于是他们只好措辞极端，以嫌恶和谩骂来做掩盖。因此，我们耳边常响起什么自杀是最大的卑怯啦、精神失常的人才会自杀啦，或者自杀是罪恶的行为啦等，这都是些愚劣而且全无意义的话。

实际上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把握自己的生命具有更确实的权利呢？谈到这里，我联想起了那冥顽不灵的英吉利人，他们对自杀者的处置法子更绝，除了会没收他们的遗产外，还会使他们以一种极无名誉的方式下葬，正因为是这样，当地的法官几乎都是以“疯狂”两个字来评判那些自杀者的。但实际上，若想对自杀做判定，应先诉之于道德的感情。试想，得知某个你熟悉的人犯了如杀人、欺诈、盗窃等罪，和得知他自杀了，你的感触是否会有不同？也许前者会引起你激烈的愤慨和极度的不快，甚至会让你想要他受到惩罚，而后者却会唤起你的悲哀和同情，你不但不会认为自杀是罪恶的行为，还有可能会叹赏自杀者的勇气。就像这样，那些自杀者总有几个亲戚朋友吧，这些人会像嫌恶犯罪者那样来嫌恶自杀者吗？我相信不会的。

据我的意见来看，可确定的是，对于宗教中禁止自杀的条律，牧师们既没有《圣经》上的证据，也没有任何确凿的哲学论据，他们只是以他们特殊的身份，或在神坛上，或在著述中，给这种我们本应该敬佩的行为加上了罪恶的烙印，甚至拒绝给自杀者提供正常的葬礼，若有人对此加以质疑，他们就会以空洞的理论来自圆其说，或以斥骂来搪塞。刑法虽禁止自杀，但那不能成为宗教上的有力理由，而且这个禁止本身也非常可笑。试想，连死都不怕的人，还会惧怕其他的惩罚吗？罚自杀未遂者，只不过是在处罚他自杀方法的笨拙而已。

古希腊、古罗马人对自杀的看法与现在不同。普林尼(1)说：

并不是人人都希望把“人生”拖到最后，你，纵有延长生命的想法，最终也难逃一死，不管你是王侯将相，还是罪恶滔天的混世魔王，同样非死不可。所以，“自然”所赋予人类最优厚的财宝就是“在适当的时机而死”，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自杀”。

他又说：

神并不是万能的，因为神即使想自杀也办不到，但人能够自杀。这是在充满不快的人世间，神给予我们的最大恩赐。

在马西里亚（法国马赛的古名）和克欧斯岛(2)，对有充分自杀理由的人，市长还会公然赠送他毒药，而且，很多古代的英雄或贤哲也是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

亚里士多德曾说：

自杀在他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对国家来说则是不正当的。

所以，斯塔巴欧斯(3)在其关于亚里士多德派伦理的解说中，曾引用下列几句话：

最不幸的善人和最幸福的恶人都应以自杀了却余生。

同时，他引申说：

所以，人一定要结婚、生育和参加政治生活，并且还要培养公共道德和维护自己的生命，但在必要时，也只能选择放弃生命。

斯多亚学派甚至将自杀视作是高贵、勇敢的行为，这在他们著作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而在塞涅卡的作品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再如，印度人往往把自杀当作是宗教行为，在那里，尤其盛行的是寡妇自焚殉夫，也有投身于巨大的车轮之下而丧生的（印度教毗湿奴的第八化身的偶像，此像每年一度乘车出巡，信徒皆信被其辗死之后可通往极乐世界，因此有很多人自愿被辗死），还有舍身喂恒河或寺院圣池中的鳄鱼的等。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反映人生的戏剧里，例如在一部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戏剧里，几乎所有品格高尚的人物最后都以“自杀”收场。观众会认为他们是犯了罪吗？不会的。欧洲戏剧亦是如此。莎翁哈姆雷特的独白，是一个犯自杀罪的人的冥思苦想吗？也不是，他只不过是在叙述他的想法：如果人因死确实可以得到绝对毁灭的话，从观察世界的本质来看，这当是最好的办法，“但这是不能如意的事情”。

所以，虽然一神教的牧师以及一些迎合他们的哲学家反对自杀，但他们的理由薄弱，只是虚无凭据、一驳即倒的诡辩。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他所写的《自杀论》中，对此诡辩从根本上进行了反驳。这篇文章在他死后才发表，但由于英国传统的冥顽不灵和可耻的宗教专制，此书刊行之后立刻被查禁，最后只有少数几本被秘密地卖出，且价格高得惊人。如今，这位伟人的两篇作品（另一篇是《灵魂不灭论》）之所以能被我们看到，还是因为詹姆斯·德克尔在巴塞尔把它们出版了。这篇由英国第一流的思想家、著作家以冷静的理性挺身驳击反对自杀论的纯粹哲学论文，竟要由外国人来保护，在它的祖国却成了禁书，这实在是英国国民最大的耻辱。不过，由此也足可以说明，“教会”在这方面到底具有多少“良心”。

我在我的著作中曾提出反对自杀的唯一正当理由，是它妨害我们达到最高的道德目标，因为自杀是脱离此悲惨世界而求得真正的解脱，换言之，其他的方式都只是表面上的解脱。不过，这和基督教牧师所说的“自杀是罪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基督教的教义很深奥，不过它的核心思想是认为人生的真正目的是“受苦”，正因为自杀的行为违背此目的，所以它才被责难。相反，古希腊、古罗马人的看法则较肤浅，他们认为自杀不但没错，反而应受到尊敬。基督教反对自杀，属于一种禁欲的理论，从“伦理”观点来看，这比欧洲那些卫道士的立论高明了许多，并且也比较“适用”，但一旦离开这个立足点，也就再没有任何坚实的理由责难自杀了。《圣经》及其他地方都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提供支撑，可为什么一神教的牧师会这样热心地反对自杀？这里面必定有其隐藏的理由，莫非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一神教诸宗教倒是为乐天论提供了例证了。

通常，如果对生的恐惧战胜了对死的恐惧，那么人就会勇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即使是在面临死亡时，生死抉择也依然会让人无比犹豫，这就是所谓的“生的出口有守卫”。倘使人生的结局纯粹都是消极的，是生存的突然终止的话，恐怕没有人会不选择自杀吧！所幸死亡还伴随着会让人犹豫的东西，那就是肉体的毁坏。肉体的毁坏使人恐惧，使人退缩，因为肉体是人生命意志的外在显现。

通常，我们要和这些“生的守卫”争斗，但这并不太困难，尤其在精神的苦恼与肉体发生冲突时。举个例子，假如我们的肉体非常痛苦，那么这时我们就会觉得其他的苦恼都显得无足轻重，一心只想让身体康复。同理，在面临强烈的精神苦闷时，我们对肉体的毛病也会毫不在意，不只如此，肉体苦痛在此时对我们来说，甚至可以算是最好的转移注意的方法，它会缓解精神苦闷。正是因为这样，自杀时的肉体痛苦在有强烈精神苦恼的人们看来，简直微不足道，所以精神苦闷比较容易促使人自杀。对于那些心中有想不开、解不透的苦闷的人来讲，为生做努力是毫无必要的，只要没有旁人守护，他们便会选择结束生命。

做噩梦时，如果痛苦或恐怖达到最高程度，恐怖本身便可促使我们觉醒，梦中的妖魔鬼怪也就随之消失了。在人生的噩梦中，这个道理同样可行。

有人把自杀视作一种实验，认为这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质问，而人类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人的认识和生存，在死后将会发生如何的变化？”但这种试验未免太过愚蠢，因为所有提出问题和等待解答的意识，都随死亡而消失了。

(1)　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在有名的维苏威火山爆发时中毒窒息而死。

(2)　克欧斯岛的老人有自杀的风俗。

(3)　斯塔巴欧斯，约纪元前五百年的希腊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