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蜀功臣的悲剧退场:从不可一世到死于非命 01(1 / 1)

邓艾是三国晚期最出色的将领、灭蜀之役的头号功臣,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临近。“功高震主”者多半没有好下场——你有灭掉一个国家的能力,当权者不防你防谁呢?为大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的战神白起最终被赐死,为大汉打下半壁江山的韩信难逃被诛的命运,这就是明证。当然,历史也有例外,东汉光武帝打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魔咒,生平未杀一功臣。不过,寄希望于遇到光武帝这样的明君,还不如急流勇退,求田问舍以求自保。

然而,邓艾并没有选择急流勇退。

这是人之常情。

在前蜀国这片土地上,他已然成为太上皇,呼风唤雨,春风得意。邓艾毫不掩饰自己的骄矜之气,在他看来,自己不但是蜀国的征服者,也是蜀人的救星。邓艾没有采取血腥屠戮的手段对付被征服区的人民,而东汉初期名将吴汉征服川蜀公孙述政权后,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与吴汉相比,邓艾无疑更具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不无骄傲地对蜀地士大夫们说:“诸位幸好遇到我邓艾,才能有今天,若是遇到吴汉之流的人,早已被消灭了。”

这是大实话,邓艾的宽厚仁慈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司马昭看来,邓艾却是个危险十足的人物。

别看司马昭堆起笑容授予邓艾最高级别的赏赐,又是提拔为太尉,又是增邑二万户,实际上,他对邓艾的独断专行十分不满。根据司马昭最初制定的战略计划,灭蜀之战的主力是钟会,而不是邓艾,邓艾的任务只是牵制姜维兵团。邓艾实施千里大跃进的冒险战术,并非出于朝廷的计划,而是自作主张。从春秋到东汉,军界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叫“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因为前线敌情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不可能什么事都按计划来,必须见机行事,不能事事请示朝廷。然而,这是一个叛乱迭起的时代,三次淮南叛乱,叛乱者无一不是手握重兵的将领,谁将是下一个叛乱者,司马昭心里能有底吗?

不错,邓艾是灭蜀第一功臣,但谁能担保邓艾不会是另一个诸葛诞呢?邓艾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一名将领的权限范围。灭蜀后,邓艾自作主张,授蜀汉后主刘禅为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其余蜀汉官员都成了邓艾的部下。您瞧瞧,邓艾这架势,不是活脱脱的蜀汉太上皇吗?

邓艾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司马昭对他已经有了戒备之心,他意犹未尽,上了一道书,提出不战而屈东吴的战略主张。这道上书是这样写的:“兵法中有一计叫先声后实,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大举用兵。如今我们挟灭蜀之威进攻吴国,吴国势必举国震恐,这是一举消灭敌人的良机。”乍一看,邓艾是主张一鼓作气消灭东吴,不料他笔锋一转,继续写道:“不过,伐蜀之战后,将士已经疲惫不堪,不能马上用兵,应该暂且缓一缓。我建议留下两万名陇右士兵以及两万名蜀兵,煮盐炼铁,以备军事农事之用。同时大力制造舟船,为顺流而下攻取东吴做准备。”

我想司马昭读到这里一定会警惕,既然对东吴用兵应该缓缓,你邓艾留下四万人马要干什么呢?再往下看看邓艾写了什么:“接着,我们可以派遣使者出使吴国,晓以利害,想必吴国会归顺,这样就能不战而定江东。为了招吴帝孙休投降,应该厚待刘禅,把他封为扶风王,赐给财物并提供服侍左右之人。扶风郡的董卓坞可以当作刘禅的宫舍,封他的儿子们为公爵侯爵,把郡下诸县作为他们的食邑,以显示归顺所得到的荣宠。同时,开放广陵、城阳两城,以接待归顺的吴人,如此一来,吴人势必畏威怀德、望风而降。”

邓艾的主张,是恩威并施,一方面以武力为威慑手段,一方面以高官厚爵为招抚诱降手段。然而,邓艾却只字没有提到钟会,要知道钟会拥兵十万,要攻取吴国,难道把钟会撇在一旁吗?显然,邓艾希望朝廷召回钟会的十万大军,自己则留下来,继续经营川蜀。

这封信令司马昭大为不快。要如何处置刘禅,朝廷说了算,几时轮到邓艾指手画脚呢?邓艾不过是一员前线将领,有什么资格来封刘禅为扶风王呢?有什么资格封刘禅的儿子为公爵侯爵呢?有什么权力向东吴开放两座城池呢?莫非邓艾想割据滇蜀,与朝廷叫板吗?

很快,司马昭指示监军卫瓘警告邓艾:“有什么事应该及时上报,不宜马上施行。”很明显,司马昭对邓艾的先斩后奏已深感不满。

然而,邓艾显然缺乏政治敏感,他虽意识到司马昭的不满,仍执意为自己辩解说:“我秉承旨意授予他们官爵,安抚刚刚归附之人,这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坐等朝廷的命令,使者往来于路上,就得耗费许多时间。《春秋》说:‘大夫在外,倘若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独断专行也是可以的。’吴国尚未归降,势必会谋求与蜀国势力联合,所以我不能拘于常理,失去最好的时机。俗话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邓艾虽然没有古人的节义,却也不至于损害国家利益。”

邓艾不辩解还好,越辩越黑。我相信邓艾的做法是出于公忠体国,但司马昭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邓艾公然认为自己独断专行是对的,是想拥兵自重、要挟朝廷,有谋反之野心。

事实上,真正想谋反的人不是邓艾,而是钟会。

钟会为什么想谋反呢?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前蜀国大将军姜维。

蜀国灭亡后,姜维被迫向钟会投降。钟会虽是平蜀名将,本质上是文人与清谈家,虽掌兵十余万,兵营之内却没有人可以畅所欲言,直到姜维到来。姜维爱读书,文武双全,钟会总算遇到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志趣的人,故而对姜维另眼相待,二人没事就喝酒聊天,高谈阔论,甚是畅快。久而久之,钟会便把姜维视为知己,倚为腹心。

不过,姜维有自己的算盘。堂堂蜀国大将军,怎么会甘心充当小角色呢?他亲近钟会,无非逢场作戏,真实的目的是要利用钟会,实现复兴蜀汉的理想。

复国大业,从哪开始呢?

姜维的第一步计划,就是离间钟会与朝廷的关系。

某日,姜维趁左右无人时,悄悄对钟会说:“自从淮南兵变以来,我听说阁下出谋划策,绝无失误。晋公司马氏能够有今天的权势,全是您的功劳。如今您平定蜀国,声威震动天下,民众颂扬您的功劳,主上则畏惧您的谋略,功高震主,您还认为可以平安返回吗?依我之见,不如效法陶朱公泛舟湖上,过上隐居生活,不出人头地,这样大概可以保全名声与性命吧。”

陶朱公就是范蠡,他本是越王勾践的谋臣。当年勾践卧薪尝胆,反败为胜,灭了吴国,范蠡是有大功劳的。然而深谙人性的范蠡认为君主可共苦不可同甘,故而急流勇退,跑到太湖边隐居了。事实证明范蠡的选择是明智的,越国另一位功臣文种栈恋权位,最终被勾践杀了。

姜维说这些话,表面上是劝谏,实则是激将法。姜维对钟会太了解了,钟会自视甚高,自以为谋略无人可及,又有政治野心,充满对权力的渴望。这种人,你让他泛舟湖上,安心当隐士,怎么可能呢?

当姜维说到“功高震主”时,钟会的脸唰的一下白了,他的脸本来就白,现在血色全无,半晌后他才说:“您扯得太远了,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从现在的形势看,还不至于如此。”

钟会心里盘计,蜀国虽灭,吴国尚存,魏国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鸟未尽,兔未死,司马昭不至于在此时干出烹狗、藏弓的事吧。

姜维说道:“阁下智慧超群,其他的事也用不着我多说了。”这是给出一个暗示,不想急流勇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文种那样,被主上给杀了;要么像司马懿那样,把权力夺过来。

我们这些普通人读史,常常会困惑于一件事:身处权力顶端之人,活得那么滋润,何苦拿脑袋去赌虚无缥缈的权力呢?实际情况往往是,当人每往高处走一步,他的心就无法回到低处了。这就像一个人骑了摩托车就不愿骑自行车,开了汽车就不愿开摩托车,住了大房子就不愿住小房子,有了电梯就不愿爬楼梯。同理,一个陶醉于权力幻影的人,很难退回到无权无势的生活,能够像范蠡这样急流勇退的人,历史上实在太少了。权力场上时刻暗流涌动,一旦卷入旋涡之中,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姜维说的这些话,在钟会看来都是肺腑之言。从这以后,他更把姜维视为自己人,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亲密无间。

自诩聪明过人的钟会决心牢牢掌握自己命运:只要我有兵权,司马昭能奈我何?

不过,钟会若想据蜀谋反,就必须先铲除邓艾。

钟会与邓艾的矛盾由来已久。在伐蜀之战中,钟会是远征军总司令,麾下十几万大军;邓艾仅有三万人马,且是助攻的偏师,结果邓艾抢下灭蜀首功。战后邓艾迁为太尉,食邑两万户;钟会迁为司徒,食邑一万户,只有邓艾的一半。在邓艾耀眼的光芒下,钟会黯然失色。

如今钟会心怀异志,邓艾更成为他的眼中钉与绊脚石。尽管钟会自认为智谋天下无双,但论起带兵打仗,还是不及邓艾。单论军事能力,整个魏国恐怕也没有人超过邓艾。邓艾是继司马懿之后的又一名将,他多次挫败姜维的北伐,在灭蜀之战中出奇制胜,七百里奔袭创造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不仅如此,邓艾的地位也在钟会之上,他控制成都,独断专行,几乎成了川蜀的土皇帝。

要对抗朝廷,钟会首先得除掉邓艾。

机会很快来了。邓艾越权行事,自作主张给蜀国君臣封官进爵,这显然已经触碰到朝廷的底线。司马昭派卫瓘责备邓艾擅权,邓艾不知悔改,反而上书自辩,这确非明智之举。精于权谋的钟会抓住这个机会,果断出手。

很快,一封密信快马加鞭送到司马昭手中。

这是钟会与卫瓘联名密奏的信,指控邓艾心怀不轨,意图谋反。卫瓘是朝廷派去监督邓艾、钟会的监军,其实就是司马昭的眼线与心腹。司马昭本就防着邓艾,看到钟会、卫瓘的信,心中更是狐疑,然而,凭这个就认定邓艾有叛反的企图,未免证据不足。

为了彻底干掉邓艾,钟会想出一条妙计。钟会有一大绝活,他十分善于模仿他人的字迹。在淮南之变中,他就曾经模仿全辉、全仪的字迹,伪造书信劝降东吴将领全怿。这一次,他故技重施。当时邓艾与钟会分管蜀地,邓艾占据成都,钟会占据剑阁以东之地。邓艾写给朝廷的书信,必定要经过钟会的辖区,钟会便以检查为由,扣下书信。钟会模仿邓艾的字迹,重写了一份,把信的内容都改了,故意出言不逊,字里行间充满狂妄傲慢。这信送抵朝廷,司马昭眼里能不燃起愤怒的火焰吗?

胆大包天的钟会不仅改邓艾的信,司马昭的信他也敢改。邓艾与司马昭看到的信,都是钟会的信,钟会以这种方式不断挑拨两人的矛盾。应该说,钟会是个天才。他瞒天过海,竟然滴水不漏,神不知鬼不觉。书信往返于蜀与洛阳之间,秋去冬来,冬去春来,转眼已是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正月。

蜀地百姓迎来亡国后的第一个新春。然而,新年没有一点欢庆的气象,一辆空载的囚车驶入成都,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钟会的挑拨下,司马昭判断:邓艾已经失控,必须先下手为强,将他逮捕押往京师。

不过,光凭一纸诏书与一辆囚车,邓艾会乖乖束手就擒吗?邓艾手握重兵,万一举兵谋反怎么办?

为了防患于未然,司马昭上了三道保险:第一道保险,命令钟会即刻进军成都。邓艾手上大约有四万人马(两万陇右兵,两万蜀兵),钟会手上则有十余万军队,优势明显。第二道保险,命令贾充率军进入斜谷道,作为钟会的援兵。第三道保险,司马昭亲自率领大军移师长安,如有必要,可以迅速开赴蜀地作战。

这里有一个细节。司马昭备了一辆囚车,显然是要抓活的,并非要就地处决邓艾。这说明他对邓艾是否真要谋反,还是心存怀疑的。然而,钟会绝不能让邓艾活着离开蜀地,否则伪造书信的事就会被拆穿。他脑瓜一转,又想出一个一箭双雕的计谋。

钟会把抓逮邓艾的任务交给卫瓘。卫瓘是司马昭派来的监军,监军说难听点,就是特务、密探,明显不讨人喜欢。钟会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邓艾一向讨厌卫瓘,若是一怒之下宰了他,自己就可兴兵诛杀邓艾。

卫瓘也不是傻子,你钟会是把我往虎口送啊!怎么办呢?卫瓘边走边想,到了夜晚抵达成都城外时,终于想了个办法。他派人给邓艾所有的部将都送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奉天子之诏,捉拿邓艾,其他人一概不追究。如果你们前来投诚,照例封爵进赏;若胆敢拒绝不出,株连三族。”

邓艾的部将们看到这信时,都很诧异,脑袋里一片混乱,谁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恐慌之下,他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自保,人家有皇帝诏书,有什么可说的,出城投降就是了,咱又没犯啥事,怕个鸟。

随着几声鸡鸣,天开始亮起来。成都城外已是人潮涌动,诸将都出城向卫瓘“投诚”,只有一个人没有来,就是邓艾。邓艾知不知晓这个事呢?都闹得满城鸡犬不宁了,他岂会不知!但他并没有出来“投降”:老子本来就没造反,没跟朝廷对抗,何来投降呢?我心胸坦**,心里没鬼,不怕鬼敲门。再说了,老子是当世“三公”,地位何等尊贵,又是平蜀第一功臣,你卫瓘什么货色,也有资格来拿我吗?

说实话,以邓艾的统御力,要阻止部将出城是完全做得到的,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卫瓘。但他没这么做,因为他真的没有叛反的念头,他若杀了卫瓘,就真的坐实了谋反,到时百口莫辩。

卫瓘迫不及待地进城,直扑邓艾营帐。奇怪的是,邓艾居然在睡大觉。他并不是真的那么懒,而是在表示自己不抵抗。他很清楚自己被陷害了,被冤枉了,但他仍然相当骄傲与自信,到皇帝那儿,到司马昭那儿,他可以自证清白,还要查出是谁在陷害他。所以他完全不反抗,索性装作睡大觉。

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卫瓘轻而易举就把邓艾父子抓起来,这样的结果,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不过,当邓艾被押上囚车时,部将们开始群情激昂,谁也不信大帅会谋反。出于对大帅的爱戴,诸将联合起来到卫瓘营帐前示威,要求释放邓艾,甚至打算动用武力劫持。形势急转直下,卫瓘发现自己置身于火药桶之中,倘若有谁擦出一丝火花,火药桶就要爆炸。情急之中,这个狡诈的家伙计上心头。他不带贴身卫兵,独自一人跑出来与诸将谈判,他对大家说:我知道邓将军不会谋反的,我这就给朝廷写奏章。然后装模作样地拿出纸笔,唰唰唰就写起来。

这些将领与其说为了救邓艾,不如说为了不受良心的谴责。听了卫瓘的一番狡辩后,大家宁可信以为真,因为这样内心就可以安宁了,于是众人纷纷退去。

钟会原本希望邓艾杀了卫瓘,然而事与愿违,卫瓘不仅没死,还把邓艾逮捕了。既然如此,钟会开始实施第二套方案,他制订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以押解邓艾回京为借口,由姜维率领五万人为先锋,兵出斜谷;他亲自统率主力跟进,进取长安。

按照钟会的设想,大军挺进到长安后,便兵分两路,骑兵由陆路东进,步兵由水路顺流而下,直抵孟津。两路兵马分进合击,会师于洛阳,一举端掉司马氏,完成平定天下的英雄壮举。

显然,钟会认为司马昭只怀疑邓艾谋反,绝不会怀疑到自己头上。但他错了,他同样上了司马昭的黑名单!

这些年来,钟会一直为司马氏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在别人都认为伐蜀困难重重时,他不仅力排众议,还被司马昭任命为伐蜀远征军总司令,可谓是荣宠到极点。然而,有一个女人早就警告过司马昭,说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不可委以重任,得防着点。这个女人正是司马昭的老婆王元姬,她以女性的直觉洞察到钟会是靠不住的。一个喜欢搞阴谋诡计的人,如何让人放心呢?

不只是王元姬,西曹属邵悌也进谏司马昭说:“主公派钟会率十几万人征服蜀国,臣认为钟会是单身汉,没有家室,不如派别人去。”言下之意,钟会无家室之累,手握重兵,到时若想谋反,司马昭连个人质都没有。

对于邵悌的提醒,司马昭笑着说:“你说的我何尝不知呢?只是蜀国多次犯边,早已师老民疲,如今我全力征伐,取之易如反掌。众人都反对伐蜀,只有钟会意见与我一样。派他当远征军总司令,蜀国必定灭亡。灭掉蜀国后,即便如你想的那样,我还有办法解决他。为什么呢?蜀国灭亡,蜀民震恐,惊魂未定,怎么会跟着他起事?至于钟会麾下的中原将士,都想着早日回家,岂会跟着他一起造反?钟会倘若作乱,定会遭到灭族的下场。你不必担心此事——但要小心点,别让别人知道。”

钟会总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天下无双,如果他听到司马昭的这一席话,定会满头大汗。真正的智者向来隐藏自己的锋芒,从不轻易让人窥探出智慧的深浅。

司马昭不仅防着邓艾,同样防着钟会。邓艾独断专行,司马昭深感不安,断然下令将他逮捕入京。逮捕邓艾的同时,司马昭并没有忘掉钟会。钟会手握十余万大军,要是趁机拥兵自立怎么办?司马昭毕竟是老江湖,他双管齐下,一面派心腹贾充火速率兵穿越斜谷挺进汉中,一面亲率大军西抵长安,以掌控全局。

邵悌问道:“主公要捉拿邓艾,钟会的兵力是邓艾的五六倍,自然手到擒来,何须自己动身呢?”

司马昭笑道:“你怎么忘了自己说过的话,我怎么能不亲自前往呢?”你不是说过钟会有谋反的可能性吗?邓艾我要抓,钟会我也要防啊。他又交代说:“这件事,现在不要宣扬出去。我自当以信义待人,只是别人不当负我,不能让外人认为是我先起了疑心。等我到长安,自会了断此事。”

作为一个统治者,司马昭无时无刻不以怀疑的眼光打量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握有兵权的人,但他又得把这种怀疑心隐藏起来,不能让人发现,所以当领导也是挺辛苦的事。他派钟会捉拿邓艾,又遣贾充入汉中,明显是监视钟会,自己西进长安,则又是监视贾充。说白了,司马昭对谁也不放心。

贾充也不傻,他直截了当地问司马昭:“主公是不是怀疑钟会?”司马昭的回答水平非常高:“如今我派你前去,难道可以再怀疑你吗?”这个回答,足见司马昭深厚的统御功力。贾充问他是否怀疑钟会,并非关心钟会,而是关心自己:派去伐蜀的邓艾、钟会你都怀疑,今天我入川,我岂不是下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吗?

司马昭太聪明了,一眼就看穿贾充的真实意图,故而给他打了一针安定剂——放心吧,我怀疑的人不是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钟会得意扬扬地幻想出其不意占领长安、直捣洛阳、夺取天下的情景时,一封突如其来的信令他的双手剧烈颤抖起来。

这是司马昭的亲笔信,信是这样写的:“我担心邓艾拒捕,现已派遣中护军贾充率领步骑兵一万人入斜谷道,驻扎乐城。我将亲率十万人马屯长安,近日即可与你相见。”

一见此信,钟会如五雷轰顶,他急忙唤来心腹亲信,说道:“若只是抓捕邓艾,相国知道我自个儿就能办到。如今却带来大军,必是怀疑我心有异志。我们应当速速起事,倘若成功,可得天下;倘若不成功,退保蜀汉,仍可效仿刘备割据一方。”

以钟会的聪明才智,显然已经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但他是绝不可能像邓艾那样束手就擒的,他的想法是,蜀汉天险犹在,自己又有十余万大军,大不了就当刘备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