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被扶上皇帝宝座那刻始，曹髦就知道，高墙大院之内看似宁静，实则杀机四伏。皇帝看似是世界上最棒的职业，有无上的权力，有成群的美女，然而，细数中国皇帝史，悲惨的皇帝不在少数。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来描述曹髦登基时的心情也许是合适的，因为他眼睁睁地看着前任皇帝曹芳被无情地赶下宝座、扫地出门。曹芳被黜，是因为他脑海中有政变的念头，只是有贼心没贼胆，事没成反而失业，被司马师给开除了。

如果能立一个木偶为皇帝，司马师会毫不犹豫扛一尊木偶置于大殿之上，他着实讨厌会说话的木偶，因为会说话，意味着有思想。而人有思想，就有威胁，皇帝有思想，就有危险。司马师希望曹髦是一尊没有思想的木偶。

然而他错了。

曹髦上台后，毌丘俭、文钦的叛乱迅速爆发。尽管司马师只用了几个月便把叛乱镇压下去，但战争刚刚结束，他也因为眼伤复发而死，权力的大棒从司马师手中传到司马昭手中。这时皇帝曹髦突然下了一道诏令，以东南叛乱刚刚平定为由，令司马昭留镇许昌监督四方，大军则返回京师洛阳。起初司马昭并没有发现这道诏书背后的良苦用心，智囊钟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子乃是要架空司马昭，削其兵权。司马昭如梦初醒，吓出一身冷汗，于是置诏令于不顾，亲率大军回朝，完全把朝廷控制在手中。

这件事后，司马昭不能不对曹髦严加监控。

爪牙们不断地把侦察到的消息报告给司马昭，司马昭听了这些汇报，愈发感到问题棘手。因为这位皇帝实在不愿意当木偶，而且他的智力水平要远远高于同龄人。比如说，他到太学去与一帮老学究谈论《易》《书》《礼》等儒学经典。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老学究相当于教授专家，皇帝跑去跟他们探讨学问，至少说明他勤学上进，不是贪玩之辈。更严重的是，皇帝隐隐流露出收回权力的决心。有一回，皇帝在太极殿开宴会，宴请群臣，出席的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儒士。在宴席上，皇帝与儒生们对一个问题展开辩论：究竟是少康伟大，还是刘邦伟大？少康是夏王朝的一位著名帝王，在夏王室被篡位夺权后，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完成了中兴夏室的伟大使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少康中兴”。至于刘邦，大家都很熟悉，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布衣皇帝。很多人都认为刘邦更伟大，因为刘邦出身平民，没有任何背景，出来干革命时都年近半百了，推翻的又是令中原胆战心惊一百年、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大秦帝国。只有曹髦认为少康更伟大。这个见解不由得让人察觉到有弦外之音，莫非皇帝想效法“少康中兴”，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

皇帝夺回权力，实是天经地义之事。

不过，不是每一个失去权力的皇帝都有勇气破釜沉舟，比如前任曹芳就不具备此勇气。曹髦在朝廷之上孤立无援，纵有勇气，也不可能力挽狂澜。司马昭加紧逼宫的步伐。逼宫是一门艺术，讲求慢慢来，如文火炖肉，不可操之过急，有一套前人总结出来的流程：先是获取各种超越常规的特权，然后加九锡、封王等，最后一步是接受禅让，登基称帝。

我们来看看司马昭得到了什么赏赐与特权。首先是赐衮冕之服，就是皇帝才能穿的服饰。其次是“奏事不名”与“假黄钺”两项特权。别的臣子向皇帝奏事时，要自称“臣张三”“臣李四”，司马昭用不着。黄钺就是铜斧，钺在古代象征天子权力，假黄钺，就是天子把象征生杀大权的黄钺借给你用。

司马昭弄这些东西，主要是观察大家的反应。以前王莽就精于此道，他不断地触碰底线，看看有没有敌人。有，消灭之；没有，继续挑战下一条底线。等到最后水到渠成时，敌人差不多就消灭光了。

很快，司马昭就逼出一条大老虎，镇南大将军诸葛诞反了，拥众十五万，据寿春、结东吴。司马昭亲率大军前往弹压，他怕小皇帝在背后搞阴谋，索性把皇帝、太后都带到前线，严密监控。直到一年后攻克寿春，皇帝才得以返回京师。

诸葛诞的败亡，意味着皇帝永远失去了外援。皇帝最无奈的事情是，明明知道司马昭是乱臣贼子，还不得不表彰他镇压诸葛诞的功劳。这不是小功劳，而是齐天之“功”。寿春之战规模之大，敌人之多，自魏开国以来，无有先例，司马昭戡平叛乱，这功要怎么赏？

司马昭获得了三大赏赐：第一，升迁为相国，司马昭本就位极人臣，这个虚衔虽没实际用途，却是一个信号，告诉天下人，我不是一般的臣子，算是半个皇帝了。第二，封晋公，食邑八郡，分别是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河东、平阳。第三，加九锡，这是篡位夺权必经的一步，前面我们解释过加九锡的内涵，这一步离篡位已很近了。当然，这里还差一步，就是封晋王，不过也不会远了。

熟悉经史的皇帝曹髦，岂能不知自己只是赤身露体坐在皇帝宝座上被围观的小丑罢了。他是个有学识的人，颇有才华，能写诗能画画，但是他对现实有着深深的无奈感，能做的只有发发牢骚而已。

有一回，一则怪诞的事传到京师，据说某地一个水井里，发现两条黄龙。古代龙是天子的象征，于是群臣纷纷向皇帝祝贺此吉兆。皇帝却不无悲伤地说：“龙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居于井，是幽困之兆也。”这不是吉兆，龙被困在井里，不正象征皇帝被困在宫墙之内吗？

皇帝甚至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潜龙诗》，我们来欣赏一下：

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在这首诗里，他几乎毫不掩饰内心的想法。《易》中有这样的说法：“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在田也好，在天也好，天地广阔，任我逍遥。然而井中之龙呢？“不能越深渊”，只能“藏牙伏爪甲”。这首诗最要命的是最后一句“嗟我亦同然”，曹髦说，我就跟井里的龙一样，只能把利牙锐爪藏起来。司马昭看到这句时，心里大不痛快：原来你这小皇帝还有牙有爪，你还想着张牙舞爪呢。

没错，曹髦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当了几年窝囊皇帝，曹髦内心越发愤恨，他已二十岁，不仅没权力，连自由都没有。曾祖父是武功盖世的曹操，爷爷是开国皇帝曹丕，短短几十年，天地就变了颜色，试问今日城中，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曹髦要反扑，哪怕像飞蛾扑火一样，葬身于火海亦在所不惜。

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七日，曹髦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这三个人，曹髦觉得比较可靠，他们至少对皇帝是同情的。三人见皇帝神色异常，已隐隐察觉到将有大事发生。果然，皇帝支开左右，开门见山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我不能坐着等他废黜，这种羞辱我无法忍受，今天，我就要亲自跟诸位爱卿前去讨伐他。”

三人一听，心脏差点从胸腔跳出来，吓得面如土色。皇帝此举真是如同儿戏，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人在“策划”政变阴谋，或许连“策划”都谈不上，更像是酒后的突发奇想，心血**。这么说吧，自有文字记录历史以来，可曾有过如此幼稚的政变？还真没有。

我们知道，东汉皇帝搞政变的是不少，但最起码要有以下两个条件：其一，要有绝对可靠的亲信。汉和帝、汉桓帝搞政变，靠的都是宦官，皇帝不能随便乱跑，搞政变要联系各方，肯定要有人为他跑腿，核心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其二，要有缜密的计划。当年汉和帝为了打倒窦宪，偷偷摸摸让人从宫外搞到一本《外戚传》，研究历史经验，为制订政变计划打下基础。一旦政变，要如何控制军队，如何把权臣党羽一网打尽，这些都需要事先安排。

曹髦的举动很天真，只是率性而为。问题是，他根本都不知道谁是可靠的，谁会陪着皇帝任性呢？他没有计划，没有准备，只有一腔热血。这年头，最不欠缺的就是热血，乱世流淌的热血足以染红脚下每一寸土地了。

三位大臣的惊愕很好理解——只因为对无助的皇帝投以同情的眼光，他们就得陪着去死吗？难道同情也是一种罪吗？

尚书王经缓过神后，劝阻说：“当年鲁昭公因为不堪忍受季氏专权，愤而反击，结果被打败了，流亡到国外，为天下所笑。如今权力落入司马氏之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从朝廷到四方都为其效死，根本没人理会什么君臣大义的道理。宫中禁卫部队缺员，兵力弱小，陛下凭什么反击呢？一旦这样做，祸患不可测，应该重新考虑。”

皇帝愤愤地从怀中掏出已经写好的诏书，扔到地上：“我心意已定，就算是死，又有什么可怕，何况还不一定死。”说完后，他大袖一拂，竟然不管三人奉不奉诏，就扬长而去。我们只能说皇帝是在使性子，纯粹冲动，就算你真的要政变，好不容易找到三个人，好歹商量一下要怎么做。扔了诏书后就跑，这是哪门子道理呢？你的诏书那么管用吗？现在皇帝是有求于自己的臣子，却还摆出这样的态度，谁会为他效死呢？

王沈、王业两人面面相觑，一看皇帝跑了，悄悄商量：不行，这事非得向大将军司马昭报告不可。他们二人觉得自己好可怜，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同情心惹来这么大的麻烦，逼着他们在皇帝与司马昭之间做选择。皇帝搞政变的成功率几乎就是零，因为这不是政变，只能叫自杀。皇帝活得不耐烦，难道臣子要跟着死吗？从君臣大义来说，似乎应该这样做。可是——天下事就怕说一个“可是”——当初你们曹家不也是这样对待汉家皇帝吗？你们可以取代别人，别人为何不能取代你呢？

于是乎，一切心安理得了。

皇帝，莫怪我们，这只是报应。要怪，怪你的祖宗曹操、曹丕吧。

两人急急出了皇宫，直奔大将军府去了，走时还要拉王经一同上路。然而，王经没走。不是他看不明白局势，而是告密这种事，着实不是君子所为，特别是出卖天子，不是一个有道义的人做得出来的。

有些人适合当艺术家，但不适合当皇帝。

天才也怕入错行，比如南唐之李煜，比如北宋之宋徽宗，他们是诗坛巨子、画界大师，却是蹩脚的皇帝。曹髦也是。曹髦不仅能写诗，绘画也颇值一提，他的画作《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等，被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列为中品。从艺术成就来看，他比李煜、宋徽宗逊色，但不要忘了，他只活了二十岁。二十岁之前，就可以达到中品的水准，显然已经是少年天才级的人物。

然而，论玩政治，曹髦的智商只有九岁的水平。东汉有个汉质帝，跟曹髦一样是个傀儡皇帝，当时他九岁，不满大将军梁冀专权，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不久后就被毒死了。弱者要反击，一定要示弱于敌，让对手麻痹大意后，方能出奇制胜。曹髦已经二十岁，可惜艺术家的气质令他不能抱朴守拙，喜怒形于色，实在不能成大事。

话说曹髦掏出诏书扔在地上后，就跑去见郭太后，跟她说，我受不了了，今天不是司马昭死，就是我死。汇报完后，皇帝曹髦开始了他闹剧般的政变。

曹髦唯一的优势，就是皇帝的名头。虽说是傀儡皇帝，出了朝廷没人听他的，但在深宫大院之内，他还是主子。皇宫里有什么人？首先有禁卫军，前面王经讲过，禁卫军人数不多，武器也不多，只是防贼防盗用的，相当于一群保安而已。还有谁呢？太监、仆役、打杂的，这些人当然还是得听命于皇帝。于是曹髦把这些乌合之众拼凑起来，自己充当总司令，拔出佩剑，登上皇家马车，杀出宫去。

行至东止车门，皇帝曹髦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司马伷当时担任屯骑校尉，是北军五校之一，麾下有精锐骑兵。皇帝的左右侍从呵斥道：校尉怎敢挡皇帝的驾呢？司马伷一时懵了，不知如何是好。若论实力，皇帝那些乌合之众如何能与屯骑兵团相比，但与皇帝动手，会不会惹祸上身呢？

司马伷犹豫了。

他有理由犹豫，因为他知道政治的凶险。司马伷是司马懿的第五个儿子，也是诸葛诞的女婿，他的妻子就是诸葛诞的女儿。后来诸葛诞起兵叛乱，司马伷当然也受到影响。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历史，感觉司马伷既然是司马氏家族的成员，就算杀了皇帝，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不然，弑君之罪，是所有罪中最重的罪。曹操以前多牛，他也没敢弑君，因为一旦弑君，就会被政治对手抓住口实攻击。当初项羽自恃骁勇，杀了楚怀王（义帝），结果被刘邦大肆炒作，完全输掉人心，最后兵败身亡。

既然皇帝杀不得，我就躲得远远的。按史书的说法，司马伷被皇帝左右一呵斥，就吓得屁滚尿流，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是故意逃走的，后面我们将看到他的逃跑是多么明智。

皇帝很开心，遇到第一个对手，自己只动动嘴皮子便大获全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护军贾充带着军队从外面杀进来。前面不是说了，王沈、王业两人偷偷溜去向司马昭告密，司马昭闻讯大吃一惊，他倒不是怕皇帝政变成功，而是怕事情闹大了。最好把皇帝拦截在皇宫之内，事关重大，得派自己最信任的贾充去做。

贾充赶到皇宫，正好皇帝带领乌合之众杀出来，他赶紧下令部队迎击，必须截住皇帝。然而，皇帝曹髦却跟疯子似的，拔出宝剑，亲自冲杀在前。当天子当到这份上，也够难为他了。贾充的士兵们见天子杀来，谁也不敢出手，万一不小心把皇帝扎死，这是灭门之罪。天子一冲上来，大家纷纷往后跑。

有个笨蛋出现了。这个笨蛋名叫成济，他是太子舍人，哥哥也在军中，是一名骑兵指挥官。成济见大家都躲着皇帝，就问贾充说：“事情紧急，我们该怎么办？”

贾充这个人向来阴险，当初设计逼诸葛诞造反的人正是此公。他眼珠子一转，想到一条恶计，便对成济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就是为了今天，今天的事，没什么可问的。”这句话的意思十分含糊。成济问他要怎么办，贾充说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我们是成济，我们很可能会理解为：这还用得着问吗？皇帝政变，就干掉他呗。其实贾充的高明、阴险就在这里，他没明说要干掉皇帝啊。

成济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自以为得到了贾充的允许，他挥动长戈，向曹髦刺去。这时曹髦站在车上，手持一柄宝剑，剑是短兵器，戈是长兵器，皇帝砍不到成济，成济却可以轻松刺中皇帝。就这么一下，皇帝被扎死了。这个皇帝会写诗作画，武艺却平庸得很，别说几个回合，只一下他就完蛋了。

皇帝一死，所有人都吓呆了，谁也不敢动，都把目光投向成济。成济兴奋地看着皇帝从车上掉下来，一头栽倒在地，鲜血汩汩流出。不是每个人都有屠龙的勇气，这时应该有掌声。但是很可惜，掌声没响起，世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仿佛连一根针掉下也可清晰听到。那一刻，成济突然感到寒意袭来，如同置身于冰窖之中。

更让成济不寒而栗的是司马昭与司马孚的表演。

司马昭赶到政变现场，见到皇帝的尸体，“大惊，自投于地”。“自投于地”，可以理解为跪倒在地或瘫倒在地，因为在他的设计里，并没有皇帝被杀这一幕。何必杀皇帝呢？曹氏取代汉室，也留着汉献帝的小命，他司马昭不会如此气量狭小。当然，司马昭自投于地，只是表演给世人看的，表明自己绝无弑君的意图。

太傅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他听闻皇帝死讯，匆匆赶来，冲上去抱起曹髦尸体，枕在自己腿上，号啕大哭，边哭边自言自语：“陛下被杀，都是微臣的罪过！”尽管司马孚也有演戏之嫌，但多少有点真情流露，据史书所载，在司马家族中，他是比较同情皇帝的。

自以为建立大功的成济很快就明白，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

皇帝公然被杀，这是汉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东汉确实发生过毒杀皇帝的事情，不过那是偷偷摸摸干的，谁也不敢公开操一把戈把皇帝给捅死。对司马昭来说，这件事十分难办，必定要找个借口，同时也要有人背这口大黑锅。

事情难，难在如何对天下人交代。皇帝本是至尊无上的君王，怎么被逼到起来造反的地步呢？要减轻司马昭的罪责，只有一个办法：宣布曹髦不是合格的皇帝。谁来宣布呢？只能是郭太后。很快，郭太后发布懿旨，罗列了曹髦的几条罪状，虽然人已经死了，还得夺去皇帝尊号，贬为平民。不肯跑去告密的王经，被扣上几个罪名，拉到刑场上砍了；相反，告密的王沈则被封为安平侯。

不过，弑君毕竟是大事，没有人擦屁股怎么行呢？

司马昭十分纠结，让谁当替罪羊呢？曹髦是成济捅死的，成济理所当然是凶手。但成济是替谁卖命的？就是替你司马昭！杀了成济，不怕手下人胆寒吗？如果不杀成济，只能杀贾充，对司马昭来说，贾充更不能杀，他是自己的心腹与智囊。想来想去，只能对不起成济了。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利。时任尚书左仆射的陈泰拒绝参加朝廷公卿会议，他坚持认为：“只有诛杀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想了良久后说：“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很显然，他不愿也不会杀死贾充，自断左膀右臂的事，他才不会干。陈泰愤怒地说：“我只能说这些，不知道其他了。”

最后，成济全族被屠戮，这就是捅死皇帝的代价。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士，最终只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谁来继承皇位呢？

司马昭选了燕王曹宇的儿子曹璜，立为天子，改名曹奂，史称魏元帝。为了表示对曹髦之死的悔意，他推掉了相国、晋公、九锡，向天下人表明：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并不栈恋权力。当然，也没有人会信他的。

不管怎么说，曹髦之死，对司马昭是个好事，至少他用不着时刻警惕皇帝的反扑。如此一来，他也得以腾出手来，解决吴、蜀这两个外患。

仅仅三年后，即公元263年，盘踞西南四十余年的蜀汉政权，在魏军凌厉的攻势下，竟然一战而亡。蜀国为什么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呢？

我们还得从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