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放弃寿春的主张，文钦坚决反对。

以骁勇著称的文钦上次跟着毌丘俭造反不成，被迫南逃吴国，心中自然不服，一心想同司马氏再决死战。他驳斥说：“我文钦与全端带着数万人跟你们一起身居死地，将士们的父兄子弟都在江东。就算孙綝不想救寿春，皇帝能听他的吗？江东父老乡亲能同意吗？魏国政局动**不安，军民俱疲，只要我们能坚守一年，他们内部必定会变化。”

应该说，文钦关于魏国的分析是对的，魏国内部的确危机重重，这些年叛变迭起就是证明。然而，文钦知彼而不知己，对己方的分析，他有两点是错的：其一，吴国皇帝与魏国皇帝一样，没有权力，孙綝不想救寿春，皇帝也没办法；其二，寿春守军根本无法守住一年。

蒋班、焦彝据理力争，诸葛诞大怒，认为两人故意扰乱军心，打算把他们抓起来砍了。两人得到消息后，索性翻墙出城，投降魏军了。

不久后，东吴又发生了一起叛逃案，并因此引发出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也成为寿春沦陷的导火索。

这起叛逃案的主角是全辉与全仪。

全氏家族是东吴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家族中最杰出的人物是孙权统治后期吴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全琮。全氏家族的兴起，与全琮夫人孙鲁班有很大关系，她是孙权的爱女，又工于权谋，是相当厉害的角色。被派往救援寿春的全怿，便是全琮与孙鲁班的儿子。

正当全怿与诸葛诞、文钦联手与魏军血战之时，他的侄儿全辉、全仪却叛逃到了魏国。智慧超群的钟会向司马昭献上一计：伪造一封全辉、全仪的书信，派人送进寿春城，交给全怿。这封信大意是说：朝廷怪罪全怿不能解寿春之围，打算杀光其全家，故而他们叛逃到魏国。

全怿大惊失色。当时协防寿春的吴军将领中，全氏家族有五人：全怿、全端、全靖、全翩、全缉。想到朱异救援不力被孙綝诛杀的事，全怿不寒而栗，难道这个混账大将军真的要屠尽全氏家族吗？想到这里，全怿不禁仰天而叹。为了自保，全怿率部众数千人出城向魏国投降。

钟会的这个计谋着实厉害，一纸书信，不仅令全怿来降，更重要的是，寿春城的士气与人心遭受重大挫伤。大家感到被东吴政府抛弃了，望眼欲穿的救援恐怕是遥遥无期。

转眼已是公元258年的正月。

寿春已经被围困达半年之久，展望新的一年，诸葛诞的眼中流露出迷惘。文钦仍然保持着乐观精神，他对诸葛诞说：“蒋班、焦彝叛逃，全怿、全端投降，司马昭肯定认为我们已不堪一击，不如趁敌无备，杀他个措手不及。”诸葛诞想想也没别的办法，便准备好攻垒武器，集中力量进攻南面之敌，试图打开缺口，突围而出。

然而，城外沟垒纵横，哪能那么容易突围。诸葛诞刚把大型攻垒器械搬出城，便遭到魏军的迎头痛击。魏军从高处利用炮车与火箭，把攻垒器械摧毁了，矢石如雨而下，敌人死伤无数，鲜血都快流满沟渠，真是惨不忍睹。事到如今，诸葛诞只能拼了，他不计伤亡，疯狂进攻，日夜轮番作战，苦战了五六天，依然毫无进展，只得垂头丧气撤回寿春城。

更严重的问题是城内的粮食越来越少，已经有数万人出城向魏军投降。文钦提出一个办法：解散淮南部队，让他们各自出城逃亡，只留下东吴士兵守城池。

文钦之所以提这么个办法，是因为他也是魏国叛将，又当过扬州刺史，他很清楚，这些淮南部队本来就是魏国人，只是跟着主将起事罢了，如今战事不利，他们都无心恋战，不如将他们放出城去，人少了还能缓解粮食之急。谁能抗战到底呢？当然是文钦从吴国带来的军队。起初共有三万吴军入寿春，后来全怿叛变拉走了几千人，战斗中又有伤亡，剩下来的应该还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足够一边守城，一边等吴国救援了。

文钦提的建议，不能说没道理。但在诸葛诞看来，他是别有用心。说起来诸葛诞与文钦还是老相识，而且诸葛诞一直是文钦的顶头上司。当年诸葛诞当扬州刺史时，文钦是庐江太守；后来诸葛诞成了镇东将军，文钦则是扬州刺史。不过，别以为两人交情深厚，其实他们互不相容。文钦自视甚高，喜欢吹牛，打仗又老谎报军功，诸葛诞当然看不上眼。只是现在大敌当前，两人共守寿春，合作得不错，诸葛诞差点要忘掉旧日的恩怨了。

如今文钦的一番说辞，令诸葛诞大为不快，他认为这家伙不安好心，想架空自己，让自己变成光杆司令。疑神疑鬼的诸葛诞认定文钦有夺权的野心，遂痛下杀手，竟趁文钦不备，一剑结果了他的性命。

这一剑，也让诸葛诞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文钦的儿子文鸯是三国时代最骁勇的战将之一。三年前，年仅十八岁的文鸯夜袭司马师，勇闯敌营，威震天下。正是在这次偷袭中，司马师因受惊而眼伤复发，最终不治身亡。三年过去了，文鸯二十一岁，他与弟弟文虎追随老爹前来守卫寿春。不想爹爹没死在司马昭手上，反倒死在诸葛诞剑下。文鸯悲愤交加——我老爹来援救你，你居然杀了我爹！天理何在？

一怒拔剑乃是英雄本色，文鸯拔出剑，要带着老爹的部属前去向诸葛诞复仇。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老爹旧部竟然不愿听命于他！这说明部属们对文钦之死颇为冷漠，甚至无动于衷。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翻翻史料，看看时人对文钦的印象——“刚暴无礼”“骁果粗猛”“好自矜伐”等，大略可以勾勒出一介武夫的轮廓，这种人很难令部下效死。

没人愿意跟着文鸯干，任凭他再骁勇，也不可能单枪匹马报仇雪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投降魏军，借司马昭之手复仇。问题是，司马昭能接受他投降吗？文鸯没想那么多，待在城内为诸葛诞效力是办不到的，不投奔魏营他能去哪？他与弟弟文虎两人骑着马出城去了，守卫城门的官兵知道这两兄弟是高手，哪里敢拦，由他们去了。

如何处置文鸯、文虎兄弟呢？

在文鸯之前，投降魏军的人有不少，包括诸葛诞的部将蒋班、焦彝，吴国将领全怿、全端等。不过，他们的情况与文鸯兄弟是不同的：第一，蒋班、全怿等人投降时，战争还处于胜负难料的胶着状态；文鸯兄弟投降时，寿春城已是穷途末路，要守没粮，要走没路，沦陷指日可待。守不住了才要来投降，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二，文鸯的父亲文钦是叛逆主谋，不仅谋反，还叛国，一而再地与魏朝廷对抗，实属罪不容赦之人。按照律法，不仅文钦罪该万死，同时还要灭三族，儿子文鸯、文虎自然都在诛杀之列。第三，司马师虽非文鸯所杀，但若非文鸯劫营，也不至于旧伤复发而丧命。

正因为以上三点原因，魏军多数将领主张杀掉文鸯兄弟。司马昭力排众议，说道：“寿春城还未破，要是杀了他们两人，只会让城内守军不敢投降，坚定守城的决心。”于是他赦免文鸯、文虎两兄弟，任用两人为将军并封关内侯。

司马昭的权力虽袭承自父兄，其实他也有过人的本事。能成为一代豪杰的人，首先得有胸襟气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寿春之战，是魏国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两方参战部队都超过二十万，从兵力上看，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然而，胜利的天平最终倒向魏国，这与司马昭积极招降纳叛的策略有直接关系。他对前来投降归顺者慷慨大方，除文鸯兄弟外，东吴降将全怿也被任命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在司马昭攻心战术之下，寿春守军更是毫无斗志。连文鸯兄弟都可以不受惩罚，何况他人？寿春的那些将士原本就没几个想造反的，不过是诸葛诞要反，他们不反就得掉脑袋，只得随波逐流而已。

此时不发动总攻，更待何时！

魏军如潮水一般，从四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在一片喧嚣震天的鼓声中，一个个云梯架起，士兵们持刀持盾，奋勇登城。

二月二十日，寿春城终于被攻破。诸葛诞骑着一匹马，带着一队卫士突围。其实突围是徒然的，兵力最盛时尚且没法突围，何况现在只剩下残兵败将。魏军司马胡奋率部阻击，在战斗中一刀把诸葛诞砍死。

诸葛诞麾下壮士数百人被俘，排成一列，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砍头。魏兵每杀一人，就问下一个投不投降，投降放一条生路，不投降就杀头。从第一个杀到最后一个，竟然没有一个投降！一名将领在死后，还能让自己的部众从容赴死，说明他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比起文钦死后没有人愿意为他报仇，诸葛诞却有数百人情愿追随他死，这着实令人震撼。汉初有田横五百壮士，其悲壮程度与诸葛诞数百死士相比，亦有所不逮。

不过，总的来说，司马昭并没有大肆杀戮。淮南是魏国三度兵变的策源地，多数士兵叛反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罢了，故而司马昭把这些人都赦免了。诸葛诞家族当然不在赦免之列，被诛灭三族。古人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一人失势，鸡犬遭殃。株连三族甚至九族的野蛮屠杀，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最为血腥的一幕。

至于被俘的吴国士兵，总计有一万多人。当时有人认为，吴军士兵家属都在江南，肯定不能诚心投降，有机会就会逃回国，应该全部杀掉。司马昭不同意，他说：“古代用兵，讲求‘全国为上’，只要诛杀首恶元凶就够了，吴军俘虏就算逃回国，也可以显示我国的大度。”最后，这批俘虏一个也没被杀害，被分置到河南、河东、河内三郡。不仅如此，吴国将领唐咨本是魏国叛将，他不仅未被处死，还被授予安远将军，其他将领也有相应官职。如此慷慨对待战俘，确是少见。

我们可以说，司马昭是个了不起的领袖。宽恕敌人一方面彰显了自己超强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仁义恩信的形象。司马氏之所以最终能取代曹氏，并非出于偶然，实是几代人奋斗的必然结果。

诸葛诞之变是魏国内部最后一次大规模兵变，此后司马昭便牢牢掌握军政大权，再没有强有力的挑战者。除了以武力弹压对手之外，司马昭在笼络人心上也有一套本事。他知人善任，不吝于赞美部下。譬如寿春之战的前敌总司令王基，曾力排众议，反对分兵，司马昭后来对他大加赞赏，甚至把他拔高到与古代名将平起并坐的地步，说：“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

寿春之战，是三国时代最重要的战争之一，对接下来的历史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场战争不仅是魏国内战，也是魏与吴的战争，同时，蜀国也卷了进来。在寿春之战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蜀将姜维以数万人之众攻略秦川。魏国关西部队大部分被抽调到寿春前线，根本没有充足兵力对抗姜维。赖征西将军司马望、安西将军邓艾之力，坚壁清野，勉强阻止姜维深入，为寿春之战大获全胜赢得宝贵的时间。

这场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之多是空前的。魏国军队有二十六万，淮南叛军约十五万。东吴最初派出的六万援军，包括文钦、全怿的三万人及朱异的三万人，后来大将军孙綝亲自率部增援，估算起来前后出动援军约十万人。我们细审三国史，一场战事投入十万人以上的并不多见，这与三国时代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有很大关系。三国时代的人口数量是一个谜，据史书所载的数据，中国人口锐减到一千万人以下，其中蜀国约一百万，吴国两百多万，魏国四百多万。当然这个数据是偏少的，不太准确。不过，经历数十年战乱，人口锐减是肯定的。寿春之战，参战人数之多，远超官渡、赤壁、夷陵这三场大战，从战役规模来看，可在三国史上排名第一。这场战争奠定了司马氏在魏国不可动摇的地位，为晋室代魏乃至统一天下打下坚实的基础。

司马氏的夺权之路，始于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政变。然而，以淮南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司马氏的权力。先有王凌之乱，次有毌丘俭之乱，最后是诸葛诞之乱，这三次淮南兵变分别被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平定。经过三次交锋，与曹氏集团关系密切的淮南军阀被完全打倒，势力被连根拔起。

有人认为这三场战争是保卫曹氏政权的勤王之战，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

三次叛乱，无疑矛头都是对准司马氏的专权，这是事实。然而，叛乱的动机却十分复杂，并非单纯勤王。第一次叛乱，王凌想拥立曹彪为皇帝，与司马懿控制的朝廷相抗衡，这明显不是勤王的行动，而是分裂的行动。第二次叛乱，毌丘俭与文钦假称有太后密诏，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应该说勤王意图比较明显。不过，毌丘俭主要是害怕遭到清洗，动机并不纯粹。第三次叛乱，诸葛诞的勤王意图比毌丘俭还弱，他要真的有心勤王，就不可能在毌丘俭起兵时充当打手、急先锋。他与毌丘俭一样，主要出于自保。兵变伊始，诸葛诞就迫不及待向吴国请降，明显跟勤王不沾边。

不管怎么说，司马氏三次遭到强有力的挑战，威胁一次比一次大。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都以枭雄之姿铁腕扫平反对者，实际上也把曹魏政权逼入了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