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已经渐渐失去往日“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的气势。

遥想当年，孙策、孙权、周瑜、鲁肃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内心充满渴望与追求，并把他们的理想注入新兴国家的理念之中。如今，这些人都已不在人世，张昭也已经去世，孙权、陆逊、潘濬、吕岱等人也都老了。

帝国的进取精神正被一种保守主义取代，已经没有人再谈论一统中国的豪言壮语，甚至对恐怖政治的出现也抱着一种旁观的态度。只有陆逊、潘濬还能尽自己的能力挽救时局，至于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军界巨头，多数对政治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

吕壹伏诛后，孙权略有省悟，他下诏书给诸将军，表明自己与众人“义虽君臣，恩犹骨肉，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名义上是君臣关系，实际上亲如骨肉，有福同享，有难同担。他承认自己犯了过错，并说：“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我不是圣贤，做错事难免，贵在知错能改。

这道诏书，对诸将来说就像是安慰剂，大家的怖惧心态渐渐缓解。应该说，孙权是有自知之明的，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他信得过这些几十年来忠心耿耿辅佐自己的将军；然而，当一个人走火入魔时，理性的作用要大打折扣——若干年后，孙权的暴虐将再度爆发，不可控制。

国家的由盛而衰不是一步到位的，总有蛛丝马迹可寻。

廖式的叛乱就是一个例子。

公元239年，即吕壹被处决的次年，吴国爆发廖式之乱。

廖式是吴国将军蒋秘帐下的一名都督，他叛乱的原因，史书没有详述。三国时代，将领发动兵变，一般都会选择投降敌国，这是最安全的方法。不过，廖式起兵袭杀临贺太守严纲后，却选择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他与弟弟廖潜联手，攻掠零陵、桂阳，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势力波及交州的苍梧、郁林诸郡，一时间，南方为之震动。

这就是顾雍所说的“盛世”吗？若说是盛世，那也可称为盛世危机。廖式在吴军中地位一般，只能算一名中级军官，却能在短短时间内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对抗朝廷，足以说明推行恐怖政治之后的吴国朝廷，已经不再为人民所拥戴了。

叛乱爆发于荆州地界，陆逊、潘濬在这里驻守多年。不巧的是，叛乱爆发前两个月，潘濬去世，孙权遂任命八十岁的吕岱接替他的位置。吕岱在前文中有过介绍，他曾担任交州刺史，扑灭了交州的叛乱，为东吴立下卓著功勋。如今战乱又起，他八十岁的身子骨，能经得起战争的折腾吗？

吕岱老当益壮，有着宁移白首之心。吕岱八十高龄，居然主动请缨讨伐叛军。由于军情紧急，他也不等皇帝批准，奏章发出后便即刻上路。孙权同意了，拜吕岱为交州牧，并派遣将军唐咨协助破敌。这么老还亲自带兵打仗，这在历史上真是不多见，吕岱对付叛军经验丰富，经过一年多的争夺，廖式山穷水尽，最终在战斗中被击杀，叛乱悉平。

廖式叛乱的同年，魏明帝曹叡去世，新皇帝曹芳不过是一个傀儡，大权落到曹爽手中。对孙权来说，这是一个打击魏国的大好时机。

公元241年，东吴北伐准备完毕。孙权在兵略上水平是比较差的，因此也比较慎战，不愿发动孤注一掷的进攻。与诸葛亮北伐相比，东吴的几次北伐规模都不大，不敢全力以赴。这是比较保守的战略，先保全自己，有机会就打一下。

有人对孙权的这种战略不满意，零陵太守殷札上书说：“如今上天要抛弃曹氏了，丧事不断，值此龙争虎斗之际，上台的却是一个小孩子。”这些年，魏国皇帝曹叡和大将曹真、曹休都死了，曹芳与曹爽着实不足挂齿，这是北伐魏国的最好机会。殷札提议，由皇帝孙权亲征，动员全国兵力，兵分三路出击：第一路由诸葛瑾、朱然指挥，直取襄阳；第二路由陆逊、朱桓指挥，北征寿春；第三路由皇帝亲自出马，入淮阳，扫**青州、徐州。除此之外，照会盟友蜀国兵出陇右，威胁长安。殷札对自己的战略沾沾自喜，自认为必可“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在他看来，这是北定中原的最后一战。他还警告孙权，不能犯以前的错误，如果不倾巢而出，小打小闹不足以干大事，反而会劳民伤财，不是上等谋略。

与孙策、曹操、刘备不同，孙权的战略思想“稳”字当头，缺乏进取精神，守住长江防线是底线，至于向北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看运气吧。

这是一次有限的进攻。

吴军兵分四路：卫将军全琮进攻淮南；威北将军诸葛恪进攻六安；征北将军朱然进攻樊城；大将军诸葛瑾进攻柤中。

这四路进攻，以全琮攻淮南、朱然攻樊城最有威胁。

全琮采取水攻战术，在芍陂决堤放水，魏国征东将军王凌、扬州刺史孙礼出兵相救，截击吴师，全琮不敌，只得后撤。

樊城是魏国荆州地界的战略要地，当年关羽北伐，樊城就是主战场。朱然是吴军中的悍将，当年曹丕大举征吴，以优势兵力包围江陵，朱然临危不惧，力挫敌师。魏荆州刺史胡质知道朱然厉害，马上派出轻装部队火速救援。有人说：“敌人来势汹汹，不可操之过急。”胡质答道：“樊城城墙低矮，兵力不足，必须马上救援，否则就危险了。”作为军事重镇，樊城守备如此脆弱，可见曹爽上台后荒于兵事。

胡质的决定是正确的，由于救援及时，樊城暂保无虞。不过，危险并没过去。围城一个月后，形势愈发严峻。太傅司马懿决定亲自出马，以解樊城之围。他率领精锐部队南下，急驰前线。司马懿不仅有卓越的指挥才能，还带来一支生力军。朱然得知消息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连夜下达撤退令。不过，朱然还是稍迟一步，司马懿大举追击，一直追到三洲口，朱然被迫丢弃大批辎重，一部分跑得慢的士兵沦为司马懿的俘虏。

另外两路进攻，因大将军诸葛瑾的突然去世而中止。

其实，吴师远征徒劳无功是意料之中的事。

我们可以把孙权的战略称为“劫掠式的进攻”，抢一把、破坏一下了事，并没打算开疆略地。吴国投入战斗的兵力本就有限，还兵分四路，兵力一分散，哪里有多强的力量呢？因此，只要魏国朝廷出兵，吴师必定要溃败。

这样的结局，有一人是不服气的。

他就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

我们必须说，诸葛一家确实很有本事。诸葛亮在蜀汉当丞相，诸葛瑾在东吴也位极人臣，当到大将军。伐魏一役，诸葛瑾与诸葛恪各领一军，分别进攻柤中与六安，父子两人都是独当一面的将领，这确实很少见。只是天有不测风云，诸葛瑾竟与弟弟诸葛亮一样，病殁军中，诸葛恪也只得退师，为父奔丧。

在东吴诸名将渐渐老去时，诸葛恪无疑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继承诸葛家优良的基因，才略勇气不亚于父亲与叔父，时人赞他“英才卓越，超逾伦匹”，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他少有才名，辩论应机，时人莫以为对。

早在七年前（公元234年），时任左辅都尉的诸葛恪上书孙权，请求批准他招抚丹阳郡山区拒绝服从政府的越人。自东吴立国，与山越的战争频繁，经过几十年扫**，平原地区的山越人基本被征服，剩下的山越人躲进崇山峻岭之中，其中丹阳一带特别多。丹阳多山，地形险峻，交通四通八达，山区多铜铁矿，越人自制武器，民风强悍，习性蛮勇。他们时不时出山打劫，遇到朝廷出兵进剿，又躲进山里，恃险而守，政府军根本没办法。自从汉代以来，几百年的时间，政府都无法制服潜伏山林之中的山越人。

诸葛恪不信邪，他强调，只要给他三年时间，定可肃清山越人，使他们接受朝廷统治，并且可以从中招募一支四万人的武装。此言一出，大家不禁笑了：几百年都搞不定的事，凭什么你诸葛恪搞得定？甚至连他的父亲诸葛瑾都直摇头。

不过，孙权欣赏诸葛恪的才华与责任心，任命他为抚越将军兼丹阳太守。从“抚越将军”这个头衔可以看出，“抚”是主要手段，问题是要怎么抚呢？这需要三管齐下：军事封锁、经济封锁、政治宣传。

第一步，为了防止丹阳山越人流窜到邻边郡县，诸葛恪照会相邻四郡在边界严加警戒，把已归顺的山越人集中起来，统一安排居住点，以免混淆；第二步，派遣军队守住险关要隘，修防御工事，严令不得出战，实施军事封锁；第三步，粮食成熟时，士兵及时收割，不留给山越人抢掠的机会。

以往山越人生存靠的是抢，他们自己不种植粮食，没粮时出山打劫一番。在诸葛恪的封锁下，这些不归顺的越人很快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旧粮食吃光了，新粮食抢不到，饥荒很快蔓延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任你如何骁勇凶悍，几天不吃饭也成病夫一枚。迫于无奈，有些山越人走出大山，向诸葛恪投降。

诸葛恪与叔父诸葛亮一样，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他展开政治宣传，发布命令：只要山越人诚心归顺，应该善加抚慰，不可胡乱拘押逮捕。当然，对于这个政策，有不少官员当作官样文章对待，没有很好地领会理解。譬如，臼阳县令胡伉在招抚山越人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叫周遗的人，此人在官府的“恶人榜”名单上，胡伉认为他是迫于饥饿才投降的，便下令将其逮捕，送到诸葛恪处邀功请赏。不料诸葛恪大怒，胡伉的所作所为，等于公然违抗“不得嫌疑、有所拘执”的命令，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令郡政府失信于越人。他下令释放周遗，并将胡伉斩首示众。

胡伉的脑袋令山越人确信了诸葛恪的诚意，当时山越人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诸葛恪封锁山区乃是要搞大屠杀，如今这种谣言不攻自破，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深山老林，接受东吴政权的统治。

到了公元237年，丹阳地界的山越人基本被降伏，其中可用于战斗的人数约四万人，与诸葛恪的预测一致。诸葛恪精挑一万人作为自己的部队，其余人分给了其他将领。这支以山越人为基础组建的部队，成为精锐之师，在后来诸葛恪南征北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诸葛恪在抚平丹阳山越人上的卓越贡献，孙权授他为“威北将军”，同时进封都乡侯。在陆逊、潘濬、吕岱、诸葛瑾等人老去时，诸葛恪作为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崛起于吴国军界。

由于父亲诸葛瑾突然去世，诸葛恪出击六安的计划被迫取消。他渴望在战场上与魏师一决雌雄，但希望落空了。

两年后，即公元243年，诸葛恪拔剑出鞘，发兵偷袭六安，抓了不少壮丁回来。他还派出大量间谍入魏国国境，收集军事情报，摸清山川道路交通形势，为攻打寿春做准备。魏国政府察觉南线战争阴云密布，太傅司马懿亲自抵达舒县，打算先下手为强，解决诸葛恪。孙权得悉司马懿南下的消息，知道此人厉害，担心诸葛恪经验不足，中了老贼的奸计，遂下诏命令诸葛恪后撤，退守柴桑。司马懿求战不得，十天后引兵而去。

就在司马懿率兵南下时，蜀国大司马蒋琬却做出一个令人十分困惑不解的举动：他把驻屯汉中的部队大举调回成都附近。这明显释放出一个信号，蜀汉已经放弃诸葛亮制定的北伐方针。吴国潜伏在蜀汉的谍报人员发回消息，判断蜀国将与吴国断绝外交，转而交好魏国。还有一则情报似乎也支持了这个判断：蜀国正在大力制造战舰，足以对下游的吴国构成实质威胁。

镇守西线的西陵督步骘、车骑将军朱然对蜀国军事部署的调整忧心忡忡，联名上书孙权，认为蜀国背盟的可能性很大，必须高度戒备，以防不测。

吴国得到的情报准不准确呢？

十分准确。

不过，根据这些情报得出的判断是错的。

蒋琬检讨诸葛亮历次北伐的经验教训，认为经汉中攻魏，物资转运困难，难以持久作战，故而将大军收缩至成都附近，以节约军费开支。至于制造战舰，不是为了攻吴国，而是想经汉水东下，袭取魏之上庸。凑巧的是，蜀军的军事调动与司马懿南下的时间点相吻合，以致令人怀疑蜀、魏之间有勾结。

在对大局的判断上，孙权显然比手下大将更有见识。三国之所以成鼎立之势，一个基本前提是吴、蜀结盟，共同对付魏国。战国时代的经验证明，弱弱联合以抵抗强国才有生存的机会；倘若弱国被强国拉拢攻打另一个弱国，最终只能让强国吞并。蜀、吴两国唇齿相依，以蒋琬、费祎之智慧，绝不可能破坏蜀吴盟友关系。

孙权对诸将说：“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他用身家性命来担保蜀国绝不可能与魏国有所谓的阴谋。从这一点看，孙权确实有远见卓识。

果不其然，不久后，魏国利用蜀军南撤的机会，发兵十万攻打汉中，蜀魏勾结以谋吴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