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说法，据后世史学家考证，其实他真正出祁山只有两次。确切地说，“六出祁山”指的是诸葛亮生前与魏国的六次战争，其中包括五次北伐以及一次防御。在诸葛亮人生的最后几年，北伐是其事业的重心，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但是几乎每次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对魏国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反而令自己陷入连年苦战的尴尬之中。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

我们且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说起。

孟达突然败亡，令蜀国的北伐失去一支策应力量，不过，诸葛亮仍然对前景持乐观态度。曾有一道对联这样写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谨慎确实是诸葛亮立身处世的一大原则，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在政治上实施谨慎的原则，有助于避免失误；而在军事上过于谨慎，却不一定是好事。

关于北伐要从哪里下手，蜀国当时主要考虑了三个方向：

第一，穿过斜谷道，进攻郿县。斜谷道又称为褒斜道，这里有两条河流，一条叫褒水，一条叫斜水。褒水向南流，斜水向北流，利用这两条河流的谷地开通出的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便是斜谷道。这是汉中通往关中的重要通道，也是敌人防守的重点地区。但这条路须穿越秦岭，不太好走，正所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巍巍秦岭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保护着关中。

第二，西出祁山，进攻陇右。所谓“六出祁山”，指的就是这一条路。这条路比斜谷道好走，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有“得陇望蜀”的说法，从陇右进入川蜀，阻碍是比较小的，同样，从川蜀进入陇右，风险也是最小的。不过，祁山路线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直接进攻魏国的心脏地带，只攻其偏远的陇右地区，隔靴搔痒，点不到敌人的死穴。

第三条路，走子午谷进攻长安。子午谷是关中通往汉中的一条路，全长六百六十里，沿途山高谷深，最是难行。这条通道距离长安最近，只需要十天便可兵临城下。长安曾是西汉首都，东汉末年董卓又挟制献帝迁都于此，它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攻下长安，便可控制关中，同时切断洛阳与陇西的联系。从战略角度考虑，走子午谷攻取长安，对曹魏帝国的打击是最大的。

在北伐之前的军事会议上，丞相司马魏延首先提出由子午谷直插长安的作战计划。既然子午谷凶险难行，魏延为什么会提这么一个冒险的军事计划呢？

行军作战，除了要考虑地形、补给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十分重要：敌人将领的素质。镇守长安的魏军统帅是谁呢？他是原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夏侯楙（mào）。

比起父亲，夏侯楙就是个花花太岁，根本不懂得什么兵法。这么个平庸的人居然挂了一个“安西将军”的头衔，都督关中军事，坐镇长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夏侯楙靠的是裙带关系，他娶了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曹丕从小就跟他玩得很好。曹丕登基后，没忘掉老朋友，让他到关中当土霸王。

魏延提出的作战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向诸葛亮建议说：“夏侯楙是魏国皇帝的女婿，这个人既没有胆略，也没有智谋。请拨给我精兵五千，携带相应的口粮，我从褒中出发，沿着秦岭向东挺进，抵达子午谷后折向北方，不用十天的工夫，便可抵达长安城。夏侯楙听闻我师杀到，肯定吓得落荒而逃。到时长安城内只剩下督军御史与京兆太守，不足为虑。至于军粮问题，一部分可取自敌人的粮仓，一部分取自百姓逃离后剩下的余粮，这些应该足够补给。魏国要集结一支军队救援关中，至少要二十几天的时间。在这期间，丞相亲自率兵出斜谷道接应，如此一来，咸阳以西可一举平定。”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略构想。

魏延把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考虑到了。子午谷难以通行，部队数量肯定不能多带，魏延提出带五千人，这个人数是不多的。五千人能顺利穿越子午谷吗？敌人会事先埋下伏兵吗？这就得分析敌方将领。夏侯楙无勇无谋，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仗，他绝不会有任何防备的。至于最重要的补给问题，魏延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完全可以就地解决。

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魏延是个怎样的人。

作为蜀军中的一名重要将领，魏延在益州之战中崭露头角，得到刘备的青睐与重用。刘备夺取汉中后，自立为汉中王，那么，谁来镇守汉中呢？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么重要的职位，非张飞莫属。关羽在荆州，张飞在汉中，这就是刘备的一双翅膀啊。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刘备没有用张飞，而是让魏延担任汉中太守，封他为镇远将军。这个决定，令全军上下为之震惊，魏延的地位竟然直逼关羽、张飞，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刘备当着群臣的面问魏延：“今天委予你重任，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魏延掷地有声地答道：“如果曹操举天下之兵前来，我为大王拒之；如果曹操派偏将率十万之师前来，我为大王吞之。”如果曹操亲自前来，我能顶住他；如果是偏将来，我就灭了他——这句豪言壮语一出，所有人都暗暗佩服其勇气。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魏延这个人是有本事的，他的才干是得到刘备认可的。

然而，这么一个出色的军事计划，却被诸葛亮轻易地否决了。

诸葛亮否决的理由只有区区几个字：过于冒险。

在此之前，诸葛亮已制定出自己的战略计划：在斜谷道发动佯攻，吸引敌人主力，我师主力则绕道祁山，出其不意地偷袭陇右。他对这个计划很是自得，因为出祁山的道路最为通畅，进可攻，退可守，补给也相对容易，所冒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这就是诸葛亮的谨慎原则。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表明，这个计划并不高明，因为它没打在敌方的要害上。

当时的天下格局相当清晰，魏强而蜀弱，蜀国以弱击强，对自身的损耗本来就特别大，要打就得打闪击战，绝对不能打持久战。一战置敌于死地，这才是弱者该做的。就好像人与大毒蛇搏杀，你的锄头得打在它的七寸之上，才能打得死；如果一心想打蛇尾，就算打中了，蛇一转过来，血盆大口一张，你准被吃掉。诸葛亮没把锄头砸向蛇头，而是砸向蛇尾，这是没多大用的。

关中与陇西合称关陇，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看，关陇的重心在关中，而不在陇西。为什么呢？因为打掉关中，陇西就成了孤立之地，与魏中央失去联系，不战而自溃。关中是战国时代秦国的老巢，有崤山、函谷关为屏障，秦国崛起后，东方诸侯几次联合伐秦，始终未能突破崤、函防线。只要夺取关中，诸葛亮就有雄厚的资本与曹魏帝国叫板了，这难道不令人振奋吗？诸葛亮为什么要否决魏延的计划呢？

我们可以算算兵出子午谷的风险有多大：就算魏延的计划全部泡汤，全军覆没，诸葛亮的全部损失，也只是五千人与一名大将，这是最坏的结果。即便如此，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甚至可以说不会伤及蜀军主力。衡量可能的收获与可能的损失，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值得尝试的冒险。诸葛亮为什么不试试呢？

诸葛亮在历朝历代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三国演义》更是把他吹捧得上天入地，推到神的地位——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神机妙算。但罗贯中却不能解释一个事实：为什么诸葛亮一次次的北伐都劳师无功呢？

在我看来，诸葛亮不是神人，他也有缺点，这个缺点就是致命的自负——正是这种自负，毁掉了蜀国的北伐。

我们知道，诸葛亮年轻时就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乐毅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文比管仲，武比乐毅，可见他是很自负的。到了后来，诸葛亮成为蜀国丞相，是蜀国的实际统治者，权力之大几乎可与君主相媲美，就跟曹操一个样。无论是魏国的司马懿还是吴国的周瑜、吕蒙、陆逊，实际权力都不如诸葛亮。诸葛亮可以调动国家所有的物力、人力与军事力量，更握有生杀之大权。

三国时代是一个谋臣兴起的时代，曹操、曹丕父子，孙策、孙权兄弟都有许多谋臣，每当有战事时，总能看到谋臣献计献策的身影。但是，在诸葛亮北伐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在史书上，找不到几个曾出谋划策的人。按理说，《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蜀人，对蜀国的记录会更详细才对，但他没记下这些事，不是忽视了，而是诸葛亮既不重用谋臣，也很少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

也因为此，诸葛亮对魏延的建议不予理睬。据史书所载，在诸葛亮发动的六次北伐过程中，魏延几乎每次都提议派出奇兵奔袭长安或潼关，每次都被诸葛亮拒绝。在北伐屡屡受挫之时，他却一次也不肯听魏延的，这里涉及的可不只是战略问题那么简单了。在诸葛亮看来，魏延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诸葛亮的形象一直是“伟光正”的，但是我们读史时，对“伟光正”的十全人物要特别小心，因为没有谁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正所谓人无完人，承认一个人的不完美，并不等于否定他的才干与功绩，而一旦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他永远伟大、光荣、正确，那么灾难可能就要降临。

进攻仍依照诸葛亮设计的方案进行。

担负佯攻任务的是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原先蜀国五虎上将中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都已不在人世，赵云是硕果仅存的老将。也正是因为年迈的原因，诸葛亮把他安排在次要战场，实施佯攻任务。赵云、邓芝进驻距褒城县北约八里的箕谷，放出风声，扬言要穿过斜谷道攻取郿县。

魏明帝曹叡得到消息后，派中军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诸军，火速驰援郿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魏国的指挥系统也是混乱的。曹真都督关右军事，夏侯楙都督关中军事，那么魏国援兵进到关中，是要听曹真的呢，还是听夏侯楙的呢？

我们再来说说蜀军的行动。赵云、邓芝在箕谷摆下迷魂阵后，诸葛亮亲率主力部队悄悄绕道西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祁山。这一着确实出奇制胜，大出魏人意料。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仅从战术角度看，诸葛亮无疑是胜利的。这支军队的出现，令人眼前一亮。自从刘备去世后，蜀国埋首苦练内功，没跟魏国打仗。这几年来，魏国人都不知晓蜀军有怎么样的精神面貌，直到他们从天而降，占领祁山。这支军队军阵整齐、号令严明，一看就知道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

曹魏帝国在关西的统治基础并不太牢靠。远的不说，就说曹操死后，这里就爆发过几次大规模的兵变：公元220年，麹演、张进、黄华等在西平、张掖、武威等郡起事；公元221年，卢水胡人叛反，河西走廊大乱；同年，麹光在西平起事。尽管这些兵变很快被镇压下去，却也证明关西诸势力在不断地为摆脱曹魏帝国的统治而斗争。

蜀军到来的消息，马上令关西反抗势力死灰复燃。一时间，天水、南安、安定诸郡纷纷宣告脱离曹魏朝廷，转而归附蜀汉。

诸葛亮兵出祁山，确实出乎曹真、夏侯楙的意料，三郡随之叛乱，更令关中震动。倘若朝廷不积极应对，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郡县投降蜀国，到时就如同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发不可收拾了。关键时刻，曹叡表现出一位皇帝应有的从容与镇定，他信心满满地说：“诸葛亮本来有险峻山地为依托，现在却自投罗网，犯了兵家之忌，这次我们定能将其击破。”

魏明帝曹叡先派出五万步骑兵，由右将军张郃率领，驰援陇右。这样还不够，为了鼓舞前线士兵的士气，他决定御驾亲征，亲自抵达长安，以示必胜之决心。

诸葛亮越过祁山后，一方面招降纳叛，一方面实施下一步作战计划。他在街亭一带布置了一道防线，以防备魏军的反扑。驻守街亭的将领，正是诸葛亮最为器重的马谡。

关于马谡这个人，许多人认为他没本事，这个看法值得商榷。诸葛亮认为马谡是奇才，肯定有他的道理，而且在南征之役中，马谡出谋划策，提出攻心为上，得到诸葛亮的欣赏并加以运用。马谡有什么非凡之处呢？据史书所载，可归为两点：其一，他至少能够纸上谈兵，对兵法他是熟悉的；其二，他口才好。

阅人无数的刘备生前警告过诸葛亮，马谡只会夸夸其谈，不能大用，让他做参谋工作是可以的，要他独立指挥作战是不行的。这里我们就必须讲到，何以诸葛亮是名臣而不是名君，他在识人、用人上是远不及刘备的。事实上，刘备生前也没有让诸葛亮独立指挥作战过。有些人只是适合当谋士、军师，而不适合当将军。用人的最高境界，是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职位与才能相互匹配。譬如说曹操的谋士郭嘉，他有极高明的谋略，你非要让他当将军，他可能就只是个蹩脚的将军。

谋士与将军的不同之处，在于谋士只点明方法而不做具体的执行工作。会思考的人，不一定会办事。用马谡去守街亭，是诸葛亮的错，而不是马谡的错。诸葛亮有更好的选择，比如魏延、吴懿等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但他却让没有实战经验的马谡去指挥。

马谡的对手，是曹魏帝国名将张郃。

双方战于街亭。

史书把马谡犯的错误归为四项：其一，违亮节度，就是不听诸葛亮的指挥调度；其二，举措烦扰，就是行动混乱无章；其三，舍水上山，就是没有守住水源，把队伍拉到山上；其四，下不据城，就是没有在山下守住城池。

在此期间，裨将王平多次对马谡的部署提出质疑与批评，但马谡不听。应该说，马谡这些错误的决策最终导致了失败，弃城不守，舍水上山，这些行为不晓得是合乎哪条兵法。富有作战经验的张郃当然不会错失良机，他切断水源，蜀军马上陷入困境。在蜀军士兵渴得毫无战斗力时，张郃全力出击，蜀军立马崩溃。

其实在街亭一战中，蜀军在人数上是占优的，这种惨败的结局，是诸葛亮做梦都不会想到的。这次大败，用诸葛亮的话说，是“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就是说，整个队伍都乱了套了，将领与士兵各逃各的路，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指挥系统。要知道训练有素的军队，就算打了败仗，撤退时也是有条不紊，不会给敌人予可乘之机。

在蜀军陷入混乱时，只有一人例外。他就是裨将军王平。王平麾下有一千名士兵，在其他营的士兵抱头鼠窜时，他没有慌乱，而是擂响军鼓，集合部队，固守营寨。张郃见他的营寨军容齐整，担心有埋伏，没敢急攻。王平遂带着部队有序撤退，沿途还收罗了许多散兵游勇。

魏军在西线大获全胜后，在东线也转入反攻，进攻屯兵于箕谷的赵云、邓芝部。此时蜀军已得悉街亭惨败的消息，全军上下毫无斗志，被魏军打得节节败退。不过，赵云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没有像马谡那么慌张，而是且战且退，部队建制基本完好，没有遭遇重大损失。

后来诸葛亮在总结两次作战经验时，曾询问邓芝：“箕谷失利，部队撤退时，军队编制仍相当完好，没有出现街亭将不顾兵、兵不顾将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邓芝把功劳全归于赵云，他说：“赵云亲自断后，各种军需物资都没有损失，士兵与将校犯不着慌乱。”按理说，诸葛亮这几年大力练兵，军队纪律不至于差到撤退时溃不成军。问题出在哪呢？街亭之战，军心之所以崩溃，在于将士们绝水多日，都挣扎在死亡线上，活命要紧，纪律顾不上了。赵云的经验就比较老到，粮食物资首先不能有闪失，否则军心一旦动摇，将满盘皆输。

无论是主攻方向还是佯攻方向，都失败了。

这一战完全打乱了诸葛亮的计划。前进已是不可能，在魏军凌厉的攻势下，想守也守不住。诸葛亮只得完全放弃，匆匆撤回汉中。

轰轰烈烈的北伐，虎头蛇尾，草草而终。

诸葛亮“明攻斜谷，暗出祁山”的计划，与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采用迷惑手段拖住敌人主力，出其不意击其软肋。应该说，这个计划是有效果的，在街亭之战中，蜀军是以众击寡，以逸待劳。本来稳操胜券之局，怎么竟演变为一场大溃败呢？

这里我们要看看诸葛亮自己是如何分析的，战后他这样说过：“我们在祁山、箕谷的兵力都比敌人多，然而非但没有击破敌人，反而被打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将领。”

以多打少还打不赢，肯定是指挥出了问题。

诸葛亮要用铁腕手段严厉治军。

打了这么一场丢脸的败仗，当然得有人负责，这个人非马谡莫属。

马谡指挥的失误，直接导致街亭之战的失利，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的指挥下，蜀军不仅管理混乱，还放弃重要水源，这些都是失利的原因。战后，诸葛亮把马谡逮捕下狱，判处死刑，斩首示众。杀了马谡后，诸葛亮亲自吊丧，为之痛哭，并抚养其遗孤。这就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

问题是，马谡该不该死呢？

蒋琬是不赞成杀的，他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诸葛亮回答说：“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是因为用法严明；晋悼公的弟弟杨干犯法，魏绛杀了他的仆人；如今四海分裂，交战刚刚开始，要是废弃了军法，凭什么来战胜敌人呢？”

我们来分析下诸葛亮讲的有没有道理。诸葛亮举了两位名将的例子，说明执法的重要性。一个是孙武，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的作者。据史载，孙武曾训练吴王阖闾的宫女，这些宫女嘻嘻哈哈，不成体统，孙武在三令五申后，军令不得实行，遂斩其队长，也就是吴王的爱妾；第二个是春秋时代的晋国名将魏绛，晋悼公的弟弟驾着马车在军营内乱闯，他把马车扣下，杀其仆从。

诸葛亮用这两个人的例子来阐明杀马谡的必要性，可是我们翻遍历史，也找不到孙武、魏绛曾经擅杀大将的事，他们杀的是国王的宠妾以及国王弟弟的仆人，这跟杀马谡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再者，诸葛亮严明军法是对的，但马谡犯了什么法呢？我们说，马谡犯了四个错误，其中队伍混乱、丢弃城堡、忽视水源，这三条都不叫违法。唯一与违法有关的，是他没听诸葛亮的指挥调度。即便是这一条，能否判死刑，仍然成问题。既然诸葛亮坐镇后方，前方将领当然有权根据战场的情况作出独立的判断，故而向来有“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说法。我们只能说，马谡对战局的判断有致命的错误，而不能说他是违反军令。

作为前敌总指挥，马谡对街亭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我们不否认。但是诸葛亮要负的责任更大。为什么呢？《三国志》中有一段话：“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懿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任命马谡为先锋指挥官，这就是诸葛亮的重大失误，而且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只有诸葛亮把马谡当作宝，其他人都认为应该以魏延、吴懿等有经验的将领为先锋将。诸葛亮不听，一意孤行，把没有多少实际指挥经验的马谡抬出来跟张郃交战，这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由于《三国演义》的极力渲染，大家都有一种印象，诸葛亮是非常高明的军事家。不过，依据史实来看，诸葛亮并不是个好的统帅。诸葛亮北伐相较于曹丕的南征，并不高明多少，甚至更差。为什么这样说呢？曹丕南征，受阻于长江，有一次起了风暴，有一次河流结冰，多多少少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军队要远远多于敌人，无论是在主攻方向还是在佯攻方向，人数上都占优势，然而却一战即溃。这样的失败，着实无法向君主、向国人交代，只能找个替罪羊。

马谡，就成了这只替罪羊。

除了马谡之外，将军李盛也被杀，另一名将军黄袭被免职，连部队损失不大、亲自断后的老将军赵云都被贬了一级。

当然，诸葛亮也装模作样，上书自贬三级，以右将军身份代行丞相之职。虽然是自贬三级，但他仍旧是蜀国最大的官，权力一点也没被削弱。

第一次北伐，是一次非常糟糕的军事行动。

首先，策反孟达失败了。策反失败与诸葛亮也有关系，如果不是他给申仪通风报信，司马懿是不会来得那么快的。

其次，在战略方向上，选择了偏远的祁山，虽然达到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效果，无奈距离敌人心脏遥远，魏国有足够的时间派出援兵，令突袭战失去意义。

再次，用错了大将。马谡应该留在大本营当参谋，而不是当先锋大将。魏延最有资格当前敌总指挥，但由于提出自己的战略主张，不为诸葛亮所重用。

最后，处罚太重。蜀国本就缺乏人才，只因为一次败仗，就杀了谋士，自毁长城。

这一次北伐行动出了这么多差错，至少诸葛亮要负很大责任。诸葛亮本人对此番失利也相当羞愧，在出其不意与人数占优的双重优势下，竟然被打得大败，着实颜面扫地。后来他总结说：“现在应当减少兵员与将校，该惩罚的惩罚，该反省的反省，以后要采取更多变通的办法。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兵力再多也没用。从今往后，忠正之士应该勤于指出我的缺点，大家一起努力，则大事可成，国贼可灭，大功指日可待。”

随着诸葛亮退出祁山，安定、天水，南安三郡的叛乱很快被关右都督曹真镇压下去。至此，诸葛亮的北伐颗粒无收。唯一所得，是天水参军姜维前来归降，他有胆有识，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成为蜀军的重要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