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接一场由巫蛊引发的大狱，把整个大汉帝国搅得血雨腥风。
天下的官吏和百姓眼看着只要涉及巫蛊，无不一告一个准，于是有样学样，纷纷以巫蛊为名相互构陷、指控，都想利用这个由头把平日里有仇的或看不顺眼的人搞死。
所幸，朝廷有关部门在经历这么多血的教训后，已变得慎重起来，对于民间提告的巫蛊案都进行了翔实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指控都是子虚乌有，纯属栽赃陷害。
武帝刘彻得知这些情况后，不禁回想起了太子。直到此刻，武帝才渐渐开始悔悟，觉得太子的确是在江充的逼迫下，因惶恐无措才起兵，其实并无谋反之心。
恰在此时，一个叫田千秋的管理高祖宗庙的小官，给武帝上了道奏章，替太子鸣冤叫屈，说：“儿子擅自调动父亲的军队，顶多就是受一顿鞭打。假如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该当何罪？难道还要拿命相抵吗？微臣曾经梦见一个白头老翁，教臣向皇上说这番话。”
平心而论，田千秋这几句话实在没什么理论水平，既没有严谨的逻辑，也没有动人的情感，甚至连古人最擅长的引经据典都没有，无非就是替太子喊个冤罢了。
可是，人的运气就是如此奇妙。田千秋喊的这一声冤，恰好就在武帝心有悔悟的当口，所以武帝就听得特别入耳，乃至特别入心，比那些硕学鸿儒的高头讲章都好使。
武帝看完奏章，顿时“大感寤”，随即召见了田千秋，十分感慨地说：“父子之间，外人难以进言，而唯独田卿敢言明其中道理。这一定是高皇帝（刘邦）托梦给你的，让你如此教朕。田卿应该担任朕的辅佐大臣。”
就这样，这个原本寂寂无名的芝麻官田千秋，选择在一个妙到毫巅的时机说了几句恰到好处的大白话，便博得了武帝的赏识和重用，旋即火箭般蹿升，连跳十几级，一跃成为朝廷的大鸿胪，位居九卿！
既然武帝已经认为太子一案是冤假错案，那么制造冤案的江充、苏文等人自然是罪不容诛了。江充已死，所以武帝就诛灭了他的三族；而宦官苏文则被拉到长安横门外的石桥上，当众用大火烧死。
此外，当初在湖县负责抓捕太子的官员，事后因功擢升北地太守，现在也从功臣变成了罪臣，不仅本人被罢官、斩首，全族老少也悉数被杀，共赴黄泉。
为了表达自己对太子的哀思，征和三年秋，武帝刘彻特意命人在长安兴建了一座“思子宫”，又在湖县建了一座“归来望思台”。
据说，“天下闻而悲之”（《汉书·戾太子刘据传》）。
然而，斯人已逝，再深的追悔也无法让死者复活。就算太子刘据的魂魄在武帝的召唤下归来，他就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吗？就算太子能原谅，武帝刘彻在这场巫蛊之祸中所犯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就能因事后的追悔而抵消和免除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虽然如此，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正是对太子事件的追悔，引发了武帝刘彻的内省和反思，从而让他认识到了这些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以及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由此，才有了武帝在生命最后几年中对执政路线的拨乱反正和改弦更张。
征和四年春，时年六十八岁的武帝刘彻在最后一次封禅泰山后，召见群臣，公开说了这样一番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朕自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乱悖理，令天下臣民陷于愁苦，朕为此追悔莫及。从今往后，凡是会伤害百姓、浪费国财民力的事情，一律停止。”
听到皇帝如此毫不留情地自我批评，估计在场百官都有些蒙，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只有一个人站了出来，适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谏言。
这个人还是田千秋。
他说：“如今的方士，谈论神仙的甚多，真有效验的几乎没有。还请陛下将所有方士全部罢黜。”
武帝深以为然，于是将所有方士和派往各地寻访神仙的使者悉数遣散。过后，武帝不止一次对群臣感慨道：“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从前是朕愚昧，让方士给骗了。天底下哪有什么神仙，都是妖言惑众罢了！只有节制饮食、服用药物，才能让病痛少一点。”
田千秋的进谏，再次赢得了武帝的高度好感。于是，这一年六月，武帝一举将田千秋拔擢到了人臣的最高位，即百僚之长、三公之首的丞相，并封富民侯。
田千秋从一个看守宗庙的芝麻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历时才短短九个月。
这一幕，堪称官场奇迹，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都极为少见。田千秋一无满腹经纶的才学，二无征战沙场的功勋，三无高贵显赫的家世背景，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仅凭两次恰到好处的进谏便封侯拜相，就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了。
不得不说，人生在世，时运和机缘实在是太重要了，其重要性有时候甚至大过才干和努力。在此，最极端的反例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李广——十六岁从军，身经百战，杀敌无数，九死一生，最后不仅没能封侯，连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死于自刎的刀下。
把田千秋和李广放在一起，就更能感受到造化弄人的无奈，以及“命运”这个东西的诡谲与荒谬。
对于“三无人员”田千秋的官场奇迹，连司马光都忍不住发了一段议论：“千秋无它材能，又无阀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数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当然，田千秋也不是完全没优点。司马光就说他“为人敦厚，有智”，就是做人既厚道又聪明，所以才能“居位自称，踰于前后数公”。他在丞相位子上也能胜任，甚至比前后几任还更称职。
武帝晚年对过往错误的忏悔，不仅表现在上述几则言行中，更集中体现在了一道正式颁布的诏书上。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颁布这道诏书的起因，是稍早之前，由搜粟都尉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联名呈上了一道奏章，大意是说：“轮台以东，有可灌溉农田在五千顷以上，应派遣屯田士卒前往，设置校尉，栽种五谷；同时修建要塞亭障，一直向西扩张，既可威慑西域诸国，也可保护盟国乌孙。”
据《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武帝刘彻看完奏章后，“深陈既往之悔”，于是便有了这道罪己诏。撮其要旨，深自悔过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段话：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
…………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这几段话的大意是：
之前有关部门上奏，要求给百姓增加赋税，每人多缴纳三十钱，用来加强边防，这是在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而今又要求派遣士卒，去轮台屯田。轮台远在车师国以西一千余里，此前开陵侯成娩进攻车师时，虽然获胜，迫使其国王投降；但因路途遥远，粮草不继，死在道路上的士卒有数千人，何况轮台更在车师国之西！
前不久李广利战败，将士死的死、散的散，朕心中时常悲痛。如今又奏请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开荒，并修建要塞，这是扰乱天下之举，不是爱护百姓的做法，朕不忍听闻。
当今急务，在于严禁苛酷和暴虐，不准擅自增加赋税，致力于农业这一国本，鼓励民间养马，以填补战马缺额、不让边防缺乏武备而已。
《轮台罪己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皇帝罪己诏，对当时和后世均有重大影响，因为它标志着武帝末年在政治取向和治国路线上的大幅度转变。尽管学界也有观点指出，《轮台罪己诏》的历史意义被班固和司马光夸大了，武帝的“罪己”很不彻底；但大部分古今学者仍然认为，武帝刘彻在其生命最后两年的悔过和转变，是汉朝得以恢复安定并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如唐代的褚遂良就称：“帝翻然追悔，情发于中，弃轮台之野，下哀痛之诏，人神感悦，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复用弘羊之言，天下生灵皆尽之矣。”（《旧唐书·褚遂良传》）
当代学者田余庆也撰文表示，正是由于武帝刘彻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感到悔恨，将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昭宣中兴’，才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从《轮台罪己诏》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武帝刘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转变：
其一，在治国路线和施政方针上，提出“禁苛暴”，即从严刑峻法的酷吏统治转向温和宽松的儒家仁政；
其二，在民生和经济方面，提出“止擅赋，力本农”，即从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转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其三，在军事方面，提出“补缺，毋乏武备”，相当于从强势扩张、战略进攻转向了持重守成、战略防御。
民以食为天。无论在任何时代，作为“吃饭问题”和“粮食安全”的农业，都是国家的根本。尤其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更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只有在民生富庶、经济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国家的强大。武帝把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便是取“与民休息，富养民众”之意。唐代的颜师古称之为：“欲百姓之殷实，故取其嘉名耳。”
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改进生产技术。武帝就找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人才——农学家赵过，任命他为搜粟都尉，专门负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
赵过发明了“代田法”，使土地得以轮番耕作、充分利用，并且还能年年休耕，让地力得以恢复。此外，赵过还发明了从耕地、下种到耘锄的一整套新式农具，并教会老百姓使用，让农民“用力少而得谷多”，因而“民皆便之”（《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就这样，在武帝末年的幡然悔悟和改弦更张之下，已然民变四起、危机重重的大汉帝国，终于渐渐恢复了安定。就像一个大病一场的人，虽然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但至少脱离了死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