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武帝刘彻已经六十九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这应该算是高寿了。

自从刘据死后，大汉帝国储位虚悬；而年迈多病的武帝也自知时日无多，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尽早确立继承人。

武帝原本共有六子，除长子刘据外，次子齐王刘闳早逝，五子昌邑王刘髆于这一年正月亡故，眼下还剩三个，分别是三子燕王刘旦、四子广陵王刘胥和少子刘弗陵。

如果以长幼排行作为替补原则的话，最有资格继任太子的无疑是燕王刘旦。另外，据《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旦“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可见与青年时期的武帝颇为相似。假如武帝想要的是年纪最大、性格最成熟、各方面都最像自己的继承人，那么刘旦显然是不二之选。

然而，刘旦具备的这些优势，却都不符合武帝选储君的标准。

前文已述，早在巫蛊之祸前，武帝刘彻就已明确表示，自己的继任者必须是一位能够让天下安宁的守成之君，而不能再像他这样一味进取，否则必定重蹈暴秦覆辙。简言之，他想要的未来天子，恰恰是在性格和政治取向上都跟他不一样的人。

而刘据死后，随着武帝的幡然悔悟和《轮台罪己诏》的颁布，他更是主动改变了自己的治国路线和施政方针，相当于提前进入了“守成”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燕王刘旦越像青年时代的武帝，他就越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大汉天子。

可刘旦自己并不这么想。他从皇位继承的一般原则出发，认为自己是剩下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自然应该由他继任太子。所以，他便迫不及待地上书武帝，要求入宫“宿卫”。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急着想要当太子的委婉说法。

此举是违背礼制的行为。武帝大怒，立刻将刘旦的使者斩于北阙之下；稍后，又以刘旦藏匿亡命之徒为由，削掉了他三个县的封邑。

如此一来，燕王刘旦就与太子位无缘了。

再来看刘旦的同母弟、广陵王刘胥。《汉书·武五子传》称其：“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意思是刘胥身材魁梧，喜欢声色犬马，力能扛鼎，还能徒手跟狗熊、野猪等猛兽搏斗，很多行为都不合法度。

很明显，这又是一个“粗犷版”的青年刘彻，当个武将上阵杀敌还行，但做太子肯定不靠谱，所以直接被淘汰了。

最后，就只剩下钩弋夫人所生、年仅七岁的幼子刘弗陵了。

当然，刘弗陵并非武帝排除掉所有不可能之后的无奈选择。相反，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刘弗陵从小就与众不同，“生与众异”，显得很早熟，不管是身体还是智力都比同龄人发育得早，“壮大多知”，所以“上常言‘类我’”——武帝经常说刘弗陵很像他。因此，武帝“甚奇爱之，心欲立焉”——对他十分偏爱，早有立刘弗陵的打算。

不过，武帝却担心幼主即位，母后必然临朝，而外戚也就随之坐大，到时候就有可能重演汉初的“吕氏之祸”。所以，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到了后元元年，武帝意识到立储之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便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刘弗陵接班，又能避免女主干政和外戚擅权。

这个办法很简单，就是杀了钩弋夫人。

古代人常说母以子贵，通常儿子当上太子，做母亲的后半生也就富贵无忧了。可凡事总有反例，钩弋夫人就不幸成了这个少有的反例。

武帝晚年虽然宠幸钩弋夫人，但为了大汉社稷的稳定和江山永固，他也只能忍痛割爱。主意已定，武帝便找了个罪名，严厉谴责了钩弋夫人。据《汉书》记载，钩弋夫人不久便忧惧而亡；而《资治通鉴》则说，武帝先是把钩弋夫人关进了掖庭狱，没过几天就将她赐死了。

左右近臣对武帝的这一做法都颇为不解。武帝也知道他们心里满是疑问，有一天闲着无事，就故意问左右说：“外人对此事怎么看？”

左右答：“外人都说，明明要立其子，为何又要杀其母呢？”

武帝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这种事，不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和外面那些蠢人能理解的。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动乱，大多因为君主幼弱，其母正值盛年。女主一旦掌权，便会骄恣**，无人能够制约。你们没听说过吕后的事吗？所以，迫不得已，只能先把钩弋夫人除掉。”

这就是典型的帝王心术，源于法家的权谋之学。武帝刘彻不仅对此谙熟于心，且在位这么多年一直运用得炉火纯青。在法家的观念里，君主的威权是人世间唯一至高无上的东西，绝不能受到任何威胁和挑战——哪怕这样的威胁并非现实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也必须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至于这么做会牺牲谁的性命、牺牲多少人的性命，对帝王而言，都是在所不惜的。

解除了“女主干政”这一后顾之忧，接下来，就是为刘弗陵物色几位靠得住的顾命大臣了。在内廷外朝的文武百官中，武帝刘彻最信得过的人，莫过于时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的霍光。

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十几岁就被霍去病带到了长安，入宫担任郎官，侍从武帝左右。霍光为人沉稳持重，做事极为严谨。据《汉书·霍光传》记载，他每次出入殿门，落脚总在同一个地方；有好事的同僚暗中做了标记，然后专门拿尺子去量，发现竟然“不失尺寸”，就是几乎没什么误差。对此，班固不禁在书中赞叹：“其资性端正如此。”

霍去病去世后，霍光便被武帝擢任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他“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所以武帝刘彻对他“甚见亲信”。

二十多年的朝夕相处，且从未犯任何过错，令霍光在武帝心目中有着任何人都难以比拟的地位——这是由漫长时光沉淀下来的信赖和情感，也是一种由无数日常细节构建起来的君臣相知。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精明过人的武帝才会认为群臣百僚之中，“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只有霍光能担重任，可以把社稷托付给他。

为了让霍光明白自己的托孤之意，武帝特地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辅政图》，即周公旦背着年幼的周成王召见诸侯的情景，然后把画赐给了霍光——一切尽在不言中。

武帝看上的第二位顾命大臣，是匈奴籍的金日磾。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当年休屠王本欲归汉，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所杀。随后，年仅十四岁的金日磾便和家人一道被籍没入宫，成了养马的宫奴。据说成年以后，金日磾长得十分魁梧，身长八尺二寸，且“容貌甚严”，一表人才。而且，他还很善于养马，被他喂养的马都长得膘肥体壮。武帝因此对他分外赏识，便擢升他为马监，后来又升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

因善于养马而致富贵的金日磾，遂被后世尊为养马业的祖师爷。

金日磾跟霍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做人做事极为小心谨慎，且地位越是尊贵，就越是常怀临深履薄之心；所以在武帝身边侍奉多年，同样从未出过差错。对此，武帝当然十分满意，“上甚信爱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后元元年六月，宫中发生了一起刺杀案，行刺目标正是武帝。如果没有金日磾，武帝刘彻恐怕就遭遇不测了。

该案的主谋之一，就是在平定太子兵变中立功、受封重合侯的马通。他有个兄长叫马何罗，在宫中任侍中仆射，素与江充交好。兄弟俩本来都官运亨通，日子过得很滋润，可随着武帝的悔过，政治风向突然逆转，马氏兄弟就开始惴惴不安了。当武帝为太子刘据平反，并诛杀江充的宗族和党羽后，马何罗越发担心遭到清算，便与弟弟马通合谋，决定刺杀武帝。

作为武帝身边的侍从官，马何罗拥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原本是很容易得手的，可他们的计划就因为金日磾失败了。自从马氏兄弟开始密谋，一贯细心的金日磾就察觉到他们举止异常，遂多留了个心眼儿，一直暗中跟踪他们。

马氏兄弟也不是笨蛋，很快就发现被金日磾盯上了，故迟迟不敢发动。

不久，武帝前往甘泉宫。随行的金日磾恰好生了小病，在值班室休息，没陪在武帝身边。马氏兄弟觉得机会来了，就叫上弟弟马安成，兄弟三人假传圣旨，带上一帮手下，深夜出宫，杀了军械库官员，取出兵器进行了分发。

次日清晨，武帝未起，马何罗袖中藏刀，径直进入了武帝寝殿。金日磾正准备上厕所，一看就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武帝卧室门口守着。马何罗从东厢房进来，看见金日磾，吃了一惊——但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仍直奔门口而来。可能是过度紧张，马何罗撞到了门旁的一把瑟，乐器落地，发出声音，他吓得僵在了那里。

金日磾趁此机会，冲上去一把抱住马何罗，同时大叫：“马何罗造反了！”

武帝惊醒，此时侍卫们也都冲了进来，纷纷抽刀上前，要去杀马何罗。武帝担心伤及金日磾，就命侍卫们不得动刀。金日磾人高马大，一把就将马何罗摔倒在地。侍卫一拥而上，将其擒拿。随后，马氏兄弟三人及其党羽全部伏诛。

作为天子近臣，心细如发和勇于救主，无疑是最突出的两个优点，而金日磾全都具备。可见武帝对他的信任，绝非没有来由。

第三位入选的顾命大臣，是时任太仆的上官桀。

上官桀，陇西上邽（今甘肃省清水县）人，年轻时入职禁军，任羽林期门郎。相较于霍光和金日磾，上官桀的入选就颇有几分运气成分了。霍光和金日磾都是在武帝身边兢兢业业侍奉了二三十年；而上官桀博得武帝赏识，则是由于两件小事。

有一回，上官桀护卫武帝前往甘泉宫，路遇大风，车驾难行。武帝就命上官桀把硕大的车盖解下，举在手中，以减少风阻。上官桀一路举着沉重的车盖，却仍紧跟车驾，没有掉队。如此孔武有力，自然引起了武帝的注意。稍后，突然天降大雨，上官桀反应神速，立马将车盖罩在了武帝头上。武帝“奇其材力”，对他的勇力和敏捷十分欣赏，随即擢升他为未央厩令，负责管理宫中的名贵马匹。

后来，武帝患病了一段时间，病愈后赶紧来看他最珍爱的那些宝马，竟然发现马儿比以前瘦了一圈，顿时大怒，对上官桀吼道：“你以为我从此都见不到这些马了吗？”

这一质问非同小可。起因是马，但武帝这话的意思却是：你上官桀以为我活不长了，才敢如此懈怠。说完，武帝就准备把上官桀抓起来关进大牢。就在这决定他一生命运的瞬间，生性机敏的上官桀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一边拼命磕头一边泪如雨下，哽咽道：“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汉书·外戚传》）

臣听说皇上龙体不安，日夜忧惧，心思全都不在马上啊！

上官桀的反应虽然跟上回拿车盖挡雨一样神速，但这话其实并不高明，颇有狡辩之嫌，且谄媚的味道十分浓厚。假如是年轻时的武帝，一听这话很可能会更加恼怒。可是，武帝毕竟老了，而人一老，耳根子就特别软，特别容易被好听话打动，而不管这好听话有多么廉价。

所以，上官桀非但没有因此遭殃，反倒因祸得福——“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汉书·外戚传》）

武帝认为他忠心可嘉，越发青睐他，遂擢升他为侍中，稍后又拜为太仆。

第四位入选的顾命大臣，是时任御史大夫的“理财大师”桑弘羊。

前文已述，桑弘羊就是“盐铁专营”这一经济政策的主导者。该政策为汉朝创造了巨量的财政收入，极大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且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深远。桑弘羊因功擢升大农丞，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

不久，桑弘羊又以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代理部长），全面主管国家财政，并开始推行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平准均输法”。所谓平准，即贱买贵卖，平抑物价；所谓均输，即对物资进行统一征购、运输和调配。具体的做法，就是在京师长安和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平准官和均输官，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运输和调配货物；然后根据市场行情，贱时收购，贵时抛售。此举不但可为政府增加极为可观的收入，还能平抑物价，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行为。

尽管桑弘羊一直在千方百计为朝廷增加收入，可也架不住武帝花钱如流水。除了连年用兵、四处征伐需要大量军费外，武帝中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要出外巡游，并且赏赐无度，这些都要花费巨资。“天子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资治通鉴·汉纪十二》）

通过正常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所增加的收入，已无法满足武帝无底洞般的消费需求。为此，桑弘羊不得不挖空心思，想些别的生财之道。他奏请武帝，允许低级官吏捐钱买官，同时允许囚犯花钱赎罪。这两个办法一经实施，仅关东地区的年收入就超出预算六百万石；短短一年间，太仓（中央粮食储备库）和甘泉仓就全满了。另外，向来物资最为紧缺的边防地区，粮秣及各项军备物资也都出现了盈余。

《资治通鉴》称之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即老百姓不用加税，而政府的财政却非常宽裕。武帝大喜，赐给桑弘羊“左庶长”之爵，并赐黄金百斤。

显而易见，桑弘羊可谓武帝一朝当之无愧的“财神爷”，只要有他在，武帝刘彻就永远不缺钱花。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自然应该进入顾命大臣的行列，让未来天子刘弗陵也能当个“富家翁”。

后元二年正月初一，武帝刘彻在甘泉宫接受了诸侯王的朝贺。按惯例，文武百官也必须入宫朝贺，但此时的武帝已抱病在身，不想再多折腾，故仅接见了诸侯王，群臣则免了。二月，武帝前往长安东南盩厔县的五柞宫。

刚到这里，武帝就病倒了，且病情日渐沉重。

此时，虽然武帝早已为刘弗陵的接班铺平了道路，但尚未公开册立太子。

眼见皇帝已不久于人世，随侍在侧的霍光涕泣问道：“如有不讳，谁当嗣者？”（《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如有不测，谁可以继位？

武帝答：“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你还没明白之前赐给你画的意思吗？立少子刘弗陵，你像周公那样辅佐他。

霍光当然早已明白，但谦让一下总是要的，赶紧叩首道：“臣不如金日磾。”

金日磾也在一旁，闻言忙道：“臣外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轻汉矣！”（《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臣是外国人，不如霍光，而且这么做，会让匈奴轻视我大汉。”

金日磾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尽管已在汉朝生活了大半辈子，可他毕竟是匈奴人；武帝能一路提拔他为天子近臣，并给予他莫大的信任，已属分外之恩，他当然不敢再奢求更多，更不用说当“首席顾命”了。

二月十二日，武帝终于正式下诏，册立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

十三日，武帝颁布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诏书，向朝野公布了辅政班子的人员名单：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共受遗诏，辅佐少主。

十四日，武帝刘彻在五柞宫逝世，享年七十岁；随后，朝廷定其谥号为“孝武皇帝”，庙号“世宗”；同年三月，葬于茂陵。

一个恢宏壮阔、狂飙突进的大时代，一个开基立业、深刻影响后世的大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