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初七，太子刘据开始行动。他派人伪装成皇帝使节，前去逮捕江充等人。负责协助江充的大臣韩说怀疑有诈，不肯听命。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太子的手下旋即将韩说砍杀，并把江充抓到了太子面前。

刘据亲自持刀上前，指着江充怒骂道：“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你这个赵国浑蛋，之前祸乱赵王父子还不够，现在还要来祸乱我们父子！”

说完，刘据就一刀砍下了江充的脑袋。

这个阴险狠毒的酷吏，在太子发动兵变的第一时间就死了，死得如此干脆，甚至让人都觉得有点儿遗憾。像这种为了陷害太子一人而不惜兴起大狱，令数万无辜百姓惨死的罪大恶极之人，就应该活着被审判，然后被处以极刑——因为不如此，正义就得不到合理的伸张，被他害死的那些人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解决完江充，刘据又命人把那些为虎作伥的胡人巫师押到上林苑，随即一把火就让他们灰飞烟灭了。

当天夜里，刘据命太子舍人持节进入长乐宫，来到长秋殿前，向皇后卫子夫禀报了眼下的事态。在征得皇后同意后，刘据征调了宫中马厩的骑兵队，以及长乐宫的侍卫队，并打开军械库，分发武器，然后告谕文武百官，宣称江充谋反，他奉命平乱。

文武百官都不是傻子。他们当然知道，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太子背着皇帝干的。所以，大多数朝臣都不愿站在太子这边。

长安城就此陷入混乱，人人都在传言太子造反了！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说“造反”肯定不准确，但兵变却是可以坐实的。不管引发这场兵变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太子之前受了多少委屈、如何迫不得已，到了这一刻，太子刘据都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父皇刘彻兵戎相见。

在一片混乱中，宦官苏文侥幸逃脱，旋即直奔甘泉宫，去向武帝告状，声称太子起兵造反。此时的武帝刘彻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清醒，对太子也并未完全丧失信任。他说：“太子被调查，必然会恐惧，且对江充等人感到愤怒，才激发了这场变故。”

随后，武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派出使者去传召太子，命他前来甘泉宫。

如果不出意外，太子顺利前来，父子当面把事情说开，澄清所有误会，也许这场变故会就此平息，而太子刘据也可以逃过这场劫难。

然而，意外终究还是出现了。

武帝派去的这名使者，就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由于心生胆怯，怕去了长安会被太子宰了，所以走到半路便掉头折返，然后向武帝扯了个弥天大谎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武帝听到使者如此回报，其愤怒的程度可想而知——后面局势如何发展也就不难预料了。

就是这个胆小鬼的无耻谎言，最终造成了刘彻、刘据父子的反目成仇和刀兵相见。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被这么一个连名字都没记载的小人物决定了。从宏观角度看历史，似乎一切都是必然，凡事都有前因后果的逻辑脉络可循；可当我们从细节处看历史，却不得不承认，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有时候，某种细微的偶然性往往能够影响乃至决定历史的走向。

就在太子刘据发动兵变之际，时任丞相的刘屈氂竟然吓得不知所措。他既没有与太子交涉、平息事态，也没有组织力量应对，而是拔腿就跑，连丞相印信都丢在家里顾不上拿。

跑到安全地方后，刘屈氂才派手下的长史去甘泉宫向武帝禀报。

武帝问：“丞相做了什么？”

长史答：“丞相封锁消息，未敢轻易发兵。”

武帝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怒吼道：“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还封锁什么消息？丞相现在要做的，就是像周公那样诛杀管、蔡！”

周成王年幼时，其叔父周公旦辅政，下面的管国、蔡国两个诸侯（都是他弟弟）发动叛乱。周公出兵平叛，诛杀了二人。

丞相刘屈氂本身是宗室成员，论辈分跟太子刘据算是兄弟（祖父都是景帝刘启，刘屈氂是武帝异母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所以，武帝这么说，意思很明确，就是别再顾及什么兄弟亲情了，当务之急就是平定叛乱，诛杀太子。

随后，武帝正式下诏给刘屈氂，做了非常具体的作战部署。他在诏书中说：“凡捕杀造反者，皆有重赏。用牛车堵塞道路，不要短兵相接，免得伤亡太大。坚闭城门，不让一个叛乱者漏网！”

与此同时，太子刘据也还在尽力争取百官的支持。他发布告示说：“皇上在甘泉宫卧病不起，恐怕会生变故，所以奸臣趁机作乱。”

可这种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听他的了。即使是之前依附他的那些“太子党”，出于趋吉避凶的本能，此刻基本上也都是明哲保身，作壁上观。

稍后，武帝刘彻从甘泉宫匆匆赶回，入住长安西面的建章宫；然后下诏征调三辅地区各部队入京，并将京畿范围内所有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和将领，全部交由刘屈氂节制。

皇帝摆开了四面合围的阵势，而太子这边的兵力则明显薄弱。刘据只能再次矫诏，赦免了长安各级官府在押的所有囚犯，命石德与门客张光分别率领；同时，又派人出城，试图征调驻扎在长水（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北）和宣曲（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的两支胡人骑兵。

然而，这么重要的武装力量，武帝是不可能让太子据为己有的。他派出侍郎马通，抢在太子之前赶到了胡骑驻地，通知他们：“太子的调兵符节是假的，不可听命。”然后，马通捕杀了太子派去的人，并率领这两支胡骑开进了长安城。

在皇帝与太子对峙的关头，长安城中还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军队，它最终站在谁那边，很可能就决定了谁是这场生死博弈的胜利者。

这支军队就是京师的两大禁卫军之一，因驻扎在长安城北部，故名北军。此时北军的指挥官，名叫任安，就是司马迁的千古名作《报任安书》中的那位友人。

太子刘据捷足先登，亲自乘车来到北军的军营外，出示了调兵符节，命任安听从调遣。任安恭恭敬敬地拜受了符节，接着以勘验符节为由回了军营。刘据在外面左等右等，最后等到的却是军营大门朝着他訇然关闭。

很显然，任安知道符节是假的。他没有对刘据动手，只是让他吃闭门羹，已经算是很仁义了。

当时，皇帝的调兵符节都是红色的，所以太子所持的假符节也是红色。武帝为了让下面各级官府和各路人马区分真伪，便将他所发的符节全部加上了黄缨。而任安接到的符节，当然没有这个防伪用的黄缨。

姜还是老的辣。太子刘据想走的每一步棋，无一例外都被武帝刘彻堵死了。

刘据使尽浑身解数都调不到兵马，最后只能裹挟长安城中的青壮百姓，连同他之前纠集的侍卫队、囚犯各色人等，拼凑成了一支数万人的“部队”。

显而易见，这纯粹就是凑人头的乌合之众，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绝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要跟朝廷的正规军打仗，绝大多数都只能白白送人头。

这时候，由丞相刘屈氂率领的朝廷军也已经集结完毕。

七月十三日，双方在长乐宫西门展开了一场血战。

昔日繁华太平的京师长安、威严肃穆的宫禁之地，就这样沦为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不得不说，太子麾下真正有战力且忠于他的人虽然不多，但还是很强悍的。他们跟朝廷军整整鏖战了五日，双方总共死了数万人。长乐宫门前的广场上尸体枕藉，鲜血汇成了一条条小溪，流进了旁边的沟壑。

尽管双方都伤亡惨重，可朝廷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太子这边却根本没有任何支援，死一个就少一个。所以，当战斗进行到七月十七日，太子的部众终于土崩瓦解了。

从太子刘据诛杀江充、发动兵变到战败，历时仅十一日。

兵败后，失去了一切的刘据只能带着两个儿子，从长安城南的覆盎门出逃。此时负责把守城门的是丞相府的司直，名叫田仁。他不忍心对太子下手，便打开城门，给了太子和两个皇孙一条生路。

刘据一行前脚刚走，丞相刘屈氂后脚就追到了。得知田仁私纵太子，刘屈氂马上逮捕了田仁，并要将他斩首。时任御史大夫的暴胜之内心也同情太子，便道：“司直是二千石官员，理应请示皇上，岂能擅自诛杀？”

刘屈氂本就没什么主见，闻言便放过了田仁。可是，武帝很快就听说了此事，顿时勃然大怒，命人去严斥暴胜之，说：“田仁放走造反之人，丞相斩他，是维护国法。你为何擅自阻止？”

暴胜之意识到自己因一念之仁，已经触碰了天子的逆鳞，势必难逃一死。惶恐之下，这个昔日“威震州郡”的酷吏，也只能被迫自杀，一死了之。

紧接着，武帝刘彻派出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进入长乐宫，收缴了皇后卫子夫的玺绶。

至此，这对结发了四十八年的夫妻，终于走到了恩断义绝的地步。虽然从中年以后，武帝刘彻就日渐冷落了卫子夫，但对她的礼遇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减损；卫子夫也一直是名实相副的后宫之主。夫妻俩尽管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恩爱有加，可至少在几十年的岁月里都做到了相敬如宾。

然而，巫蛊之祸摧毁了这一切。

当太子刘据被迫发动兵变的那一刻，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不论最后太子是成是败，卫子夫与刘彻都将彻底决裂。

此刻，玉玺和绶带被收缴，意味着卫子夫的皇后之位已被废黜。接下来，即便武帝刘彻不杀她，卫子夫的余生也是生不如死了。于是，结果不难预料，万念俱灰的卫子夫用一条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之后，私自放跑太子的田仁被判处了腰斩。让人有些始料未及的是，同时被腰斩的，还有北军指挥官任安。

武帝认为，任安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眼睁睁看着太子起兵，却没有任何动作——这明显就是首鼠两端、坐观成败。所以在武帝看来，这个任安就是一个奸猾的官场老油条，他是想看谁赢了，再投靠谁。如此怀有二心之人，岂能不杀？

接着被诛杀的，就是为数众多的太子门客。武帝宣布，凡是太子宾客中曾跟随太子出入宫门的，即视为有谋反迹象，一律斩首；至于那些明确跟随太子造反的，则全部族诛。此外，被太子裹挟、被迫卷入兵变的所有官吏和将士，则全部流放敦煌。

最后，武帝严令长安各门悉数关闭，并屯驻重兵，以防太子反扑。

到这里，该杀的都杀了，该判的也都判了，只剩下当事人太子刘据仍然在逃。武帝最终是会赦免太子，还是会毫不留情地依照国法处置，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

当时，武帝刘彻处于盛怒之中，满朝文武都怕惹祸上身，遂噤若寒蝉，没有人敢站出来劝解半个字。只有一个叫令狐茂的基层小吏，壮着胆子给武帝上了道奏疏，替太子求情，说太子都是遭小人江充陷害，不得已才起兵自救，希望武帝能解除戒严，赦免太子。

武帝看完，多少也有些醒悟，可终究还是没有颁发赦免令。

此时的刘据，一路向东逃亡，跑到了湖县（今河南省灵宝市西），躲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这户人家穷得叮当响，主人只能靠卖草鞋供养太子和两个皇孙。刘据考虑到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恰好想起有个旧部就住在附近，且家境十分富裕，遂派人去联络。

不料，此人立刻就将刘据出卖了。八月八日，当地官府出动人马包围了刘据的住处。主人为了保护太子，与官兵格斗而死。刘据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遂悬梁自尽，两个皇孙旋即也被杀害。

随着太子的自杀，这起震惊天下的宫廷惨案终于画上了一个血腥的句号。

时年六十六岁的武帝刘彻，其杀伐决断的魄力依旧不减当年，没花多大工夫就平定了这场祸乱。然而，这场胜利的代价却是极其惨痛和苦涩的。因为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和一个祖父，会以逼杀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孙子为荣。武帝刘彻也许会以“社稷为重，国法无情”等堂而皇之理由来宽慰自己，但这起夫妻反目、父子相残的人伦惨剧，却终究是他余生中难以愈合的伤口。

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大汉天子、手握生杀大权的武帝刘彻，又何尝不是这场巫蛊之祸的受害者呢？

巫蛊之祸的始作俑者，固然是死有余辜的酷吏江充，但假如我们要为本案设立一个审判庭的话，那么被押上被告席的人，绝不只有江充。追根溯源，如果没有武帝晚年施行的酷吏统治，如果不是他重用并纵容江充，如果他不是那么多疑、易怒和暴虐，那区区一个江充又怎么可能掀起这么大的一场祸乱？

归根结底，这场祸乱最大的责任人，最应该被押上历史被告席的，恰恰是武帝刘彻本人。换言之，他既是这起人伦惨剧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本案不可饶恕的幕后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