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江充的人。

此人原名江齐，赵国邯郸人，曾是赵王刘彭祖的门客，因某事得罪了赵王的太子刘丹，便逃亡长安，改名江充。他向武帝告发了刘丹，揭发了不少他的隐私。刘丹因此被武帝废黜了赵王太子位。

像这种阴险的告密者，通常都招人厌恶，但皇帝往往会喜欢这种人。因为对皇帝来讲，就是要有这种人，天底下那些奸恶和不法之徒才会无所遁形，自己的皇位才能坐得稳。

江充就很讨武帝喜欢。除了善于告密迎合了武帝的口味，此人还有一个长处，就是颜值很高，用班固的话说，就是“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另外他还很会穿衣打扮，显得气质特别脱俗。所以，武帝对他一见倾心。“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汉书·江充传》）

然后，武帝拿一些时政问题对江充进行了面试，结果非常满意，更觉得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江充为了博取政绩，就自告奋勇出使匈奴；顺利完成使命后，立刻被武帝任命为“绣衣直指”。

武帝交给江充的主要任务，就是“督察贵戚、近臣”，即专门刺探这些权贵的隐私，看看他们私底下都有什么猫腻。

而江充天生就是干“秘密警察”的料。他一上任，立马弹劾了一大帮贵戚近臣，迫使这些权贵不得不向武帝哀求，说他们愿意用钱赎罪。结果，仅此一项，国库就入账了数千万钱。

武帝认为江充不阿权贵，执法严明，既忠诚又正直，遂越发赏识他。

江充意识到自己的路子走对了——只要敢跟权贵死磕，自己就不愁功名富贵，因为天子好这口儿。

接下来，一般的权贵，江充已经看不上了。要磕，就得死磕天底下最大的权贵，这样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那么，天底下最大的权贵是谁？

除了皇帝，当然就是太子了。

江充就这样盯上了当朝太子刘据。很快，刘据就被江充抓了小辫子。有一回，刘据派了个手下去皇宫奏事。那手下图省事，就驾驶马车跑上了天子专用的驰道——此举属于僭越。江充将此人逮了个正着，立刻交给有司审判。

太子刘据知道江充正受父皇宠信，不宜跟他发生冲突，只好忍气吞声，派人去求情说：“我并非想袒护属下，只是不想让父皇知道我平时没管好下属，还希望江先生能宽大处理。”

江充抓了太子的人，目的就是想引他上钩；现在太子派人求情，正合他的心意，立刻做出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非但一点儿面子不给，反倒将太子求情之事向武帝做了奏报。

武帝刘彻见江充连太子都敢得罪，觉得这充分说明他视国法高于一切，不禁感慨道：“人臣当如是矣！”（《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随后，江充越发得到武帝的信任和重用，旋即被擢升为水衡都尉（官秩二千石），一时间“威震京师”。

武帝刘彻赏识执法严明之人，这本身并没有错。可问题在于，这个执法者是真的出于公心、不畏权贵，还是把法律当成了博取个人富贵的工具，把打击权贵当成了博取皇帝信任的手段呢？

江充显然属于后者。说白了，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投武帝所好罢了。

武帝晚年的酷吏统治，无疑给了江充这样的政治投机者以野蛮生长的肥沃土壤，也给了他肆意妄为的自由空间。而面对江充这种居心叵测的酷吏，太子刘据既缺乏足够的警惕，更缺乏与之博弈的政治智慧，这就为江充之后的得寸进尺创造了条件。

就以手下违法一事来讲，当刘据得知手下被江充抓走时，应该立刻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即江充是冲着自己来的。既如此，那就绝对不能去跟他求情，因为这恰恰是授人以柄的做法。本来手下误闯驰道，只是管教不严的过失；现在私下请托，就又加上了徇私枉法之嫌。而且，就算要说情，刘据也不能那么老实，把“不想让父皇知道”这样的心里话都给抖出去。因为这话一由江充转奏，不仅会加上一条欺君罔上的罪名，而且一定会让武帝怀疑——这小子平时是不是干了很多坏事都瞒着我？

武帝晚年那么多疑而猜忌，太子刘据不应该不清楚；而江充就是靠着揭发权贵隐私发迹的，刘据更不应该不加以防范。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做法，只能说明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两点，也表明他严重缺乏一个合格储君应该具备的政治智慧和博弈手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太子刘据，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成长史。

刘据生于元朔元年，是武帝的嫡长子，于元狩元年七岁时被立为太子。当时武帝正深爱着皇后卫子夫，所以对刘据也十分疼爱。然而，随着刘据慢慢长大，武帝刘彻不无遗憾地发现，刘据的性格一点儿都不像自己，完全没有未来天子应有的霸气和才干。用《资治通鉴》的话说，就是“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

后来，随着武帝刘彻对皇后卫子夫的宠爱渐衰，转而宠幸其他妃嫔，很快又有了好几个儿子，如王夫人生下刘闳，李姬生下刘旦、刘胥，李夫人生下刘髆。

对此，卫子夫、刘据母子不免充满了危机感。

武帝刘彻察觉到了他们的不安，便对卫青说了这样一番话：“汉家天下草创以来，四夷（主要指匈奴）频频入侵，朕若不变更制度，后世便没有准则；若不出师征伐，天下便不能安宁。为此，才不得不让百姓承受劳苦。如果将来继任的天子又像朕这样，那就是重蹈亡秦的覆辙了。太子的性情敦厚沉静，必能使天下安宁，不会让朕担忧。总之，要想找一个守成之君，还有谁比太子更合适呢？听说皇后和太子心存不安，其实哪有他们担心的那回事，你可以把朕的意思转达给他们。”

卫青听了天子的这番肺腑之言，赶紧叩首谢恩。卫子夫随后也向武帝谢罪，表示自己不该心存疑惧。

应该说，武帝刘彻给自己和太子刘据的定位都是准确而清晰的。他自己，是为后世奠定法度的一代雄主，肯定要积极进取，大有作为；但这必然带来一个极大的副作用，就是对国力和民力造成严重的消耗。所以，他的继任者，就不能再像他这样拼命“折腾”，而要作为一个守成之君，施行儒家的仁政，与民休息，安养天下，还百姓以安宁平静的生活，让国家的元气慢慢恢复。

否则的话，汉朝必定重蹈暴秦的覆辙。对此，武帝刘彻显然也有清醒的认知。

正是基于上述定位，所以当武帝这些年来不断开疆拓土、征伐四夷，而生性仁恕的刘据一再劝谏时，武帝就会笑着对他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由我来承担辛劳，让你去享受安逸，难道不好吗？”

武帝的态度充分表明，虽然太子性格“不类己”让他感觉遗憾，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刘据的缺陷；相反，从守成之君所需的禀赋而言，这倒不失为一种优势。因此，武帝没有怪刘据不谅解他的苦心，而是乐于让刘据保有他自己仁厚的天性。

中年以后的武帝常年出外巡游，朝廷的政务便都交给了太子，后宫事务则交给皇后。武帝回京后，刘据会将重要事务的处理结果禀报给他。武帝从来都没有意见，有时候甚至连看都不看。这说明，武帝对太子监国是完全信任的，对他的理政能力也是认可的。

对于武帝后期施行的酷吏统治，太子刘据显然很不认同。所以，刘据往往会尽己所能，将酷吏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一一平反。此举虽然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却得罪了酷吏。皇后卫子夫深感不安，经常劝刘据要顺从父皇的心意，不应该擅自替那些冤案的受害者平反。

出乎卫子夫意料的是，武帝刘彻得知后，表示支持太子的做法，反倒认为皇后不该这么劝太子。

随着太子刘据介入帝国政治的程度日渐加深，朝中的大臣很自然地分成了两派，“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那些酷吏则与太子完全对立，水火不容。

尽管太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可正邪两派的力量对比并不均衡。因为那些酷吏在朝中党羽众多，并且个个工于权谋，很会搞事情；而依附太子的朝臣们往往跟他秉性相同，都比较仁厚温良，也就相对缺乏博弈手段。

久而久之，朝中就形成了对太子“誉少而毁多”的局面——正面评价少，负面评价多。尤其是卫青去世后，酷吏集团更是认为太子没有了靠山，于是争相对他进行各种构陷。而酷吏集团不仅把持了外朝，在内宫还有一群帮手。

他们就是宦官。

刘据有一次入宫去看母后，待的时间有点儿长。宦官苏文立刻密报武帝，称太子与宫女们鬼混。不料，武帝竟然不以为意，反倒回头就命人给太子送去了两百个宫女。

此举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武帝听信了宦官的话；第二，即便如此，武帝还是对太子十分体恤——或许在他看来，男人好色也不算什么大毛病。

面对“从天而降”的两百个宫女，太子刘据当然是一脸蒙。他赶紧派人调查，才知是宦官苏文在背后构陷。而且，苏文还有个小团伙，如武帝身边的小黄门常融、王弼等人，都是他的马仔。这帮家伙，平时没少打太子的小报告；要不是武帝总体上还算信任自己的儿子，刘据恐怕早就倒大霉了。

皇后卫子夫得知这个小团伙的所作所为后，不禁切齿痛恨，叫太子马上去禀报皇帝，把这些人全都杀了。可太子刘据在这件事上，跟武帝却很有默契。他对母后说：“只要我不犯错误，何必惧怕苏文这帮人！父皇心明眼亮，断不会听信这些奸邪小人的谗言，此事不足为虑。”

事实证明，刘彻、刘据这对父子，在一般的事情上，彼此间的信任度还是有的。比如后来有一次，武帝生了小病，命小黄门常融传召太子。常融马上抓住机会构陷，对武帝说：“太子得知陛下生病，面有喜色。”

武帝闻言，默然不语。稍后，太子入见，武帝留心观察，发现太子眼圈有些泛红，却故作言笑，就问他怎么回事。太子据实以告，原因无非是他担心父皇的病情，故而心中忧虑；但又不想让父皇察觉，才故作轻松之态。

武帝这下明白了，常融所言，纯属诬陷，于是立刻命人把这个阴险小人给拉出去砍了。

尽管武帝父子间的信任度还算牢固，不容易因小事离心，但这样的信任度也并非牢不可摧。这世界上至少还有一样东西，能够击穿父子二人维系多年的信任和情感。

这种东西，就是该死的巫蛊。

巫蛊在汉朝宫廷中的泛滥程度，几乎就跟瘟疫大流行一样，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尤其是在女人扎堆的后宫，巫蛊更是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每个角落。在源远流长的宫斗历史上，后宫的妃嫔们为了争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巫蛊向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武帝中年以后迷信神仙、追求长生，客观上又造成了“巫术市场”的畸形繁荣。当时，京师长安遍地都是方士和巫师，装神弄鬼、各显神通。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率皆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在武帝的后宫，最受欢迎的就是女巫。因为她们可以“教美人度厄”，就是用各种巫蛊之术帮美女们争风吃醋。据说，为了斗法，当时未央宫好多房子底下都埋着诅咒用的“人偶”。

起初，嫔妃们还只是用这种隐秘的方式互相伤害，后来就彻底撕破脸了，开始检举揭发，彼此攻讦，都拼命指责别人诅咒皇帝、大逆不道。

这样相互攻击的结果，自然是一地鸡毛。武帝在震怒之下，一口气杀了几百个人——其中既有嫔妃、女巫和宫女，也有牵连进来的外朝大臣。

后宫的巫蛊之乱到此总算是消停了，但武帝刘彻的疑心病却越发严重。有一次，武帝白天小憩，竟然梦见有几千个木头人手持武器攻击他。武帝霍然惊醒，然后就感觉身体很不舒服，而且精神恍惚，很多事过目即忘。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江充登场了。

眼看皇帝的身体出了问题，似乎来日无多，江充不免担心，他之前把太子往死里得罪了，一旦太子登基，必然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必须先下手为强，趁着武帝还在，赶紧先把太子收拾了。

而收拾太子的办法，根本不用找，眼前就有现成的——巫蛊。

对武帝而言，眼下“巫蛊”这两个字就是最可怕的魔咒——只要一提它，立马会让武帝暴跳如雷、丧失理性。

当然，像江充这种工于权谋的酷吏，做事情绝不会不动脑子。为了让陷害太子的行动显得不那么突兀，江充决定采用迂回之策，首先在京师内外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清查巫蛊行动；然后在这一烟幕弹的掩护下，再对太子进行准确的狙杀。

计划确定后，江充立刻向武帝禀报，称皇帝龙体不安，皆因巫蛊作祟，必须进行更大范围及更加彻底的清查。武帝深以为然，马上任命江充为治理巫蛊的全权使者。

一场血腥而恐怖的“巫蛊之祸”，就此拉开了大幕。

江充召集了一大帮胡人巫师，在京师长安、三辅地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乃至天下各郡国，到处搜查，掘地三尺，逮捕了所有涉嫌埋藏“人偶”、施行巫蛊的人，甚至连在夜间从事祭祀活动的人也都被抓了；然后严刑拷打，命他们供出同党。

无辜被抓的百姓忍受不了各种酷刑，纷纷屈打成招，互相诬告攀扯。江充旋即上奏，称这些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皆属大逆不道。

既然如此，那当然全都要判处死刑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在江充的刑讯逼供、大肆株连之下，“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其中，真正搞巫蛊的人肯定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被冤杀的。

经过这一通猛如虎的操作，恐怖气氛渲染得十分到位；因为准备工作也做得够足，江充终于可以放出他最后的大杀招了。

他授意胡人巫师檀何四处扬言：“宫中也有巫蛊之气，不彻底清除，皇上的身体是不会好的。”武帝闻讯，马上授命江充进入未央宫彻查，并派大臣韩说、御史章赣和宦官苏文全力协助。

江充随即率领一支由酷吏和巫师组成的庞大队伍，浩浩****地进入宫中；然后就像开足了马力的挖掘机一样，到处刨坑掘地，把整个皇宫掀了个底朝天。为了表现自己执法严明、无所忌惮，江充甚至连武帝刘彻的御座都给砸掉了，理由当然是搜一搜御座底下有没有埋藏人偶。

紧接着，江充又进入后宫，先从那些很少得到武帝宠幸的嫔妃入手——理由是这些人为了得宠最有可能施行巫蛊。然后，江充又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皇后卫子夫的寝宫——因为武帝这些年一直冷落皇后，所以皇后自然也有施行巫蛊的动机和嫌疑。

铺垫完所有这一切后，江充终于率领队伍开进了太子宫；旋即如同犁庭扫穴一般，把太子宫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挖了一遍。

据司马光记载，江充对皇后寝宫和太子宫的肆意破坏，竟然导致皇后和太子的床都无处安放，晚上睡觉都没地方。“（江充）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一个酷吏可以借着查案之名如此凌辱皇后和太子，并把整个皇宫掘地三尺，几乎把它变成了大型施工现场——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如果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不过，人家江充连武帝刘彻的御座都给砸了，你皇后和太子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江充在太子宫“掘地纵横”之后，一个毫无悬念的结果就出现了——他宣布，在太子宫挖到了很多桐木雕刻的人偶；又搜到帛书若干，上面写满了大逆不道之词。

显而易见，这都是江充的栽赃陷害。可明知如此，太子刘据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此时，武帝正在甘泉宫养病，江充宣称要立刻将调查结果上奏天子。刘据大为恐惧，赶紧向太子少傅石德求助。石德身为太子的老师，若太子被问罪，他肯定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同样万般无奈的石德在情急之下，只能劝太子鱼死网破。

他说：“之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和卫伉都因巫蛊而死；如今江充又从殿下宫中掘得木人——这究竟是事实还是他们栽赃，你根本解释不清楚。而今之计，只有假传圣旨，逮捕江充，逼他说出真相。现在皇上在甘泉宫养病，连皇后和殿下派去的使者都见不到，是生是死都未可知；而奸臣已嚣张到如此地步，殿下难道没想到秦朝太子扶苏的往事？”

秦始皇三十七年，嬴政在巡游途中驾崩，遗诏由长子扶苏继位；宦官赵高却与丞相李斯合谋，矫诏逼扶苏自尽，拥立次子胡亥即位。石德举此事为例，就是劝刘据不要像扶苏那样任人宰割，索性就跟江充拼个你死我活。

如果走这一步，不论起因和动机如何，客观上就形同谋反了——毕竟江充是皇帝亲自授命、专治巫蛊的全权大臣；胆敢矫诏跟他干仗，无异于犯上作乱。

思虑及此，刘据犹豫了，便道：“我身为人臣人子，岂能擅自诛杀臣子？不如前往甘泉宫，向父皇谢罪并解释清楚，但愿能洗清罪名。”

可是，江充并不给他这个机会。在刘据准备动身之前，江充上奏武帝的快马早已经派出去了。

至此，太子刘据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此时再去甘泉宫，自证清白的机会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极有可能是自投罗网。

所以，刘据别无选择，只能背水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