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晚年的武帝刘彻在昏聩暴虐、滥用刑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整个帝国的统治机器也变得越来越苛酷而残暴。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轻犯法。”（《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武帝用严刑峻法统治天下，喜欢重用酷吏；于是天下各郡国的主政官员便日益“酷吏化”。而基层官吏和百姓非但没有在严酷的法网中变得温良恭顺，反倒逆向而行，动不动就触碰法网。

上有暴政，下必有暴民。这是千古不易的铁律。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青年时期的武帝刘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所以才会将儒学奉为治国思想。然而他所尊奉的毕竟是“儒法合流”的儒学，且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是法家思想，所以到了中年，尤其是晚年以后，儒家的德治、仁政理念便被他抛之脑后，只剩下法家的酷吏统治和变本加厉的严刑峻法。

于是，跟暴秦当年发生的事情一样，到了天汉年间，即武帝刘彻六十余岁时，函谷关以东的百姓便纷纷揭竿而起了。暴动的烽火一经燃起就迅速蔓延，遍及豫、楚、齐、燕、赵等地，呈现出燎原之势。

大的民变武装有数千人。他们攻打城邑，夺取官府军械库的武器，释放监牢里的死囚，逮捕各郡的太守、都尉，斩杀二千石的高官。

小的民变武装也有数百人。他们劫掠乡里，四处流窜，攻击、抢劫过往商旅，以致很多郡县道路断绝，无法通行。

武帝刘彻接到雪片般飞来的各地急报，不禁有些难以置信。他立刻命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等有关官员，调集力量镇压各地民变。然而，各级官府平时欺压百姓很有一套，碰上这种有组织暴动就抓瞎了，折腾了好一阵子，就是搞不定。

紧要关头，武帝刘彻只好祭出大招，迅速任命了一批直接听命于他的全权特使。这批人穿“绣衣”，持节杖，佩虎符，故称“绣衣直指”，也叫“绣衣御史”或“绣衣使者”。

“绣衣直指”是一般酷吏的升级加强版，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历史上“秘密警察”之滥觞。后世三国时期的吴国“典校”，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内卫”，北宋的“皇城司”，明朝的“锦衣卫”等，都是它的效仿者。

一般酷吏只拥有调查权和执法权，而“绣衣直指”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调动军队的权力，且持有节杖，可临机专断。所以到了地方上，连封疆大吏都得对他们唯命是从。当然，“绣衣直指”并非常任官，只为专案而设，事毕便会被收回权力。

由于可以调动各地军队协同作战，这批“绣衣直指”一出马，立刻对民变武装实施了沉重打击。一些大的郡，官军动辄斩首一万余级，小的郡也能诛杀数千人，其中就包括那些给叛军充当向导、提供饮食而遭连坐的普通百姓。

几年下来，各地叛军首领大多被官府捕杀——可叛乱并未就此平息。被打散的民变武装往往没过多久就又啸聚成群，占据山川险要，让官军疲于奔命，很是头疼。

民变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根源还是在于朝廷对民间社会的过度榨取。

这些年来，武帝刘彻一方面连年用兵，征战不休；一方面大兴土木，巡游无度——各种巨额耗费，最终都要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同时，各级官府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也为了自身种种利益，必定会层层加码，对百姓进行各种盘剥。其结果就是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不堪重负的老百姓想活下去，要么是抗税，要么是逃亡，总之就是被迫触碰法网。而武帝刘彻为了维持对民间的强力榨取，又会以酷吏统治和严刑峻法来“保驾护航”。这就形成了一个“压迫—反抗”“更大力度压迫—更大力度反抗”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走投无路、动辄得咎的老百姓，不得不采取揭竿而起的最极端方式来保障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

社会矛盾激化到这个地步，最好的缓和矛盾的方法，就是武帝刘彻必须反思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改变统治方式，修改现行政策，还百姓一个起码的生存空间，让他们能够活下去并休养生息。说难听点儿，就算是割韭菜，也得让它长一长，不能连根都刨掉。

然而，此时的武帝还远不到反思的时候。他认为，“盗贼”之所以反复滋生、除之不尽，问题在于各级官员没有尽力，法令还不够严苛。

于是，他随即出台了一项针对官员“怠政”的法令，称为“沉命法”。具体措施是：凡各郡国出现变民，官府没有及时发觉，或发觉后未能全部逮捕的，那么该郡国上自二千石官员，下至最基层的小吏，一律处死。

这就是典型的扬汤止沸——本来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问题，却指望用更严厉的刑罚来解决，其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

“沉命法”的颁布，让大汉帝国的各级官吏变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如果说之前的严刑峻法导致了民不聊生，那么现在则连官员也无以聊生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郡国的基层小吏为了保命，就千方百计隐瞒当地的暴乱情况。而上头的官员也不希望他们汇报实情——因为民变武装的人数一旦统计上来，他们就有责任把所有变民全都清剿干净，一个都不能漏掉，否则自己就得掉脑袋。

如此一来，基层小吏和上级官员就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反正只要你不说，我不说，那就天下无贼了，管他实际情况坏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时上下级之间的往来公文，全都是虚头巴脑的粉饰之词，所有人都在互相忽悠，也都在彼此包庇。

用司马迁的说法，就是：“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史记·酷吏列传》）

当然，武帝刘彻也不是瞎子、聋子，他在位快五十年了，官场上的那些套路和猫腻能不清楚吗？尤其是他派出去的那帮“绣衣直指”，更不是吃干饭的。

其中，一个叫暴胜之的，便是官员们的噩梦。

此人每到一处，必定干掉一大票弄虚作假、尸位素餐的官员。“老虎”也抓，“苍蝇”也拍，死在他手底下的二千石以下官员多到不可胜数，一时间“威震州郡”。

短短几年后，暴胜之便因功擢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春，武帝刘彻又以一种极为残忍的刑罚杀了一个大臣。

这种刑罚就是腰斩。

而这个被腰斩的大臣，不是别人，正是用一句谎言让武帝铸成大错、令李陵万劫不复的公孙敖。

腰斩之所以残忍，是因为犯人被砍成两截后，并不会立刻死亡，其神志在一段时间内仍会保持清醒。有的犯人出于本能，上半截身子会在地上爬出一段距离，身后会留下一道长长的血迹。其血腥残忍之情状，令人不忍目睹。

历史上被腰斩的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朝丞相李斯。而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腰斩的人，是清朝雍正时期的官员俞鸿图。俞鸿图因科场舞弊案被腰斩，行刑后上半截身子在地上打滚，还用手指蘸血，在地上一连写下了七个“惨”字。据说后来雍正听闻这种惨状，才正式废除了腰斩之刑。

史书没有记载公孙敖被腰斩的情形，但想必也是很惨。

他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表面原因是他的妻子施行巫蛊，东窗事发后他就被连坐了。可事实上，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是武帝刘彻在秋后算账——对公孙敖在李陵事件中极其恶劣的欺君行为进行惩罚。

正因为是近乎报复的惩罚，才会动用“腰斩”这种痛苦指数极高的酷刑。

那武帝为什么不明说，而要另外找借口呢？

原因很简单，如果武帝明说是因为李陵事件，那就等于承认他自己在这件事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既然公孙敖是因诬陷李陵而被腰斩，那武帝身为决策人，又该负什么样的领导责任，并对自己实施怎样的处罚呢？

所以，为了避免打自己的脸，武帝就必须淡化李陵事件，找别的借口来收拾公孙敖。

此时的武帝刘彻，可能连自己都没想到，他随便找了个“巫蛊”的罪名栽到公孙敖头上，却恰似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接下来几年，大汉帝国的内宫外朝，将围绕“巫蛊”这一关键词，爆发一起又一起血腥惨案，令一大帮皇亲国戚先后死于非命。

第二起巫蛊案，发生于四年后的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

这回倒霉的人，就是前文提到的当朝丞相公孙贺。

当初公孙贺就是明知“丞相”是个高危职位，才一把鼻涕一把泪想推掉；可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硬着头皮上任了。所幸，十余年下来，公孙贺这丞相貌似当得也还稳妥，没出啥事儿。

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是卫子夫的姐姐，所以他跟天子刘彻算是连襟。也许在公孙贺看来，这层关系多少还是起到了护身符的作用——毕竟之前那些死于非命的丞相，都没有这个身份加持。

因着这层特殊身份，公孙贺一家可谓官运亨通。他升任丞相后，空出来的太仆一职，马上由自己的儿子公孙敬声顶了上去。父子俩一个三公，一个九卿，备极荣宠，风光无两。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富贵绝顶的丞相公子，却是个坑爹的家伙。

按说公孙贺这一家子，在大汉帝国的权势地位已经仅次于天子刘彻了，他们家最不缺的应该就是钱。可这个公孙敬声却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利用太仆的权力，擅自挪用了北军的公款一千九百万钱。事情败露后，公孙敬声当即被捕下狱。

碰巧这个时候，朝廷正在大举搜捕一个名叫朱安世的游侠。武帝刘彻急于抓获此人，不仅下了死令，还给有关部门定了最后期限。公孙贺救子心切，赶紧向武帝请命，表示他会尽快将此人抓捕归案，并希望以此功劳替儿子赎罪。

武帝同意了。随后，手握丞相大权的公孙贺调动所有力量，很快就把朱安世给拿下了。可公孙贺万万没料到，他儿子挪用公款本来还不算多大的事，顶多丢掉官位再判个几年，远不至于掉脑袋——而他把这个朱安世一抓，却给自己和整个家族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

据《汉书·公孙贺传》记载，朱安世被抓时，竟然笑着对公孙贺说了一句话：“丞相祸及宗矣！”

丞相的大祸就要降临到整个宗族了！

公孙贺以为这是朱安世恼羞成怒之下的狂言，压根儿没当一回事儿。不料，朱安世随后便在狱中上书，把他掌握的有关公孙敬声的黑料全给抖出去了。

这些黑料的劲爆程度超乎想象，其中主要是两条：第一，指控公孙敬声跟阳石公主私通；第二，指控公孙敬声私下请巫师作法，施行巫蛊，并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路上埋藏“人偶”，用恶毒之言诅咒皇帝。

这道奏书一上，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武帝刘彻震怒，于次年正月把公孙贺逮捕入狱，命有关部门立案审查，“穷治所犯”，也就是穷追猛打，不放过任何一个稍有牵连的人。

朱安世的两项指控都很致命，随便一条都可以让公孙贺被灭族。可问题在于，朱安世所言，到底是不是事实？这些事情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如果说公孙敬声施行巫蛊、诅咒皇帝属实，那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一家子已经富贵绝顶，皇帝刘彻也是他的姨父，公孙敬声究竟有什么理由希望皇帝赶紧死呢？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关键问题，《史记》《汉书》都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二者几乎都是用一句话就交代了事情结果，说公孙贺父子随后死于狱中，整个家族也被诛灭。

短短几个月后，被控与公孙敬声私通的阳石公主，还有一个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长平侯卫伉，也都被这起巫蛊案株连而丢掉了性命。后世学者如唐朝颜师古等认为，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都是皇后卫子夫所生，且从她们所封食邑的富庶程度看，之前应该都颇受武帝宠爱；至于卫青长子卫伉，也有说法认为他是阳石公主的丈夫，但《史记》《汉书》均无记载，只能聊备一说。

这三人中，除了阳石公主是遭到明确指控外，诸邑公主和卫伉为何卷入巫蛊案，其牵连程度有多深，史书全都付诸阙如。

事实上，从武帝晚年的猜忌、暴虐和滥杀来看，不排除这起巫蛊案是冤假错案的可能性。正如之前听信公孙敖的谎言就诛杀李陵全家一样，这起巫蛊案，也完全有可能是出于朱安世的诬陷。而武帝刘彻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关部门就迎合上意把它办成了铁案。

由朱安世引发的这起巫蛊案，令丞相一族、两位公主和一位名将之后全都丢了性命，后果已经算是相当严重了。但若是跟紧随其后的另一起宫廷惨案比起来，仍然还是“小巫见大巫”。

这起惨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其受害者，就是堂堂大汉帝国的当朝太子刘据，以及他的生母、武帝刘彻曾经的最爱——皇后卫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