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利和赵破奴接连遭遇惨败的消息传回长安后，满朝文武大为震惊。自今上刘彻即位以来，汉朝似乎还从未在军事上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蒙受如此巨大的耻辱！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两线作战肯定是不行了，汉朝只能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敌人，才有转败为胜的可能。对此，公卿百官大多认为，应该命李广利罢兵，放弃对大宛的征伐，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匈奴。毕竟，匈奴才是汉朝的宿敌和心腹大患。至于大宛，不过是个跳梁小丑，日后再收拾也不迟。

可武帝的想法却与群臣截然相反。

在他看来，堂堂大汉帝国，若是连大宛这么一个蕞尔小国都打不下来，那么其他西域国家必定会轻视大汉。其结果，不但得不到汗血宝马，而且大夏、乌孙、轮台（今新疆自治区轮台县）等国今后也都不会把汉使放在眼里，汉朝将成为天下万邦的笑柄。

这如何能忍？！

为了统一思想、排除杂音，刘彻旋即把力主放弃西征的朝臣邓光等人打入了大牢。随后，刘彻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一边延续之前的做法，大批赦免监狱囚犯，并招募天下郡国“恶少年”，全部编入远征军；一边从各处边塞征调骑兵部队。大约花了一年时间，陆续集结到敦煌的西征大军达到了六万人，而自愿从军的还不算。

远征军下设五十多名校尉，相当于五十多个团级作战单位。

后勤方面，刘彻也不惜血本，一共调集了十万头牛、三万匹马，另有驴和骆驼数万匹（头）；此外如粮秣、兵器及各项补给也十分充足。

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必然给各级官府和天下百姓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其烦扰纷乱的情形，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用四个字做了概括——“天下**”。

稍后，刘彻得到情报，称大宛国首都贵山城的城中没有水井，饮用水都要到城外的河流汲取。针对大宛的这一软肋，刘彻又专门调派了一批水利工程人员，命他们随军出征，主要任务就是将河流改道，从而切断贵山城的水源，将大宛的君臣百姓困死城中。

另外，刘彻还另行委派了两名养马专家，称为“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专门负责攻克大宛后为朝廷选取优良的汗血马。

六万多人的大军刚刚集结完毕，刘彻仍然觉得兵力不够，于是挖空心思地发布了一道特殊的征兵令。这道命令专门针对“七科”之人。所谓七科，指的是七种身份低贱的人，包括犯过罪的小吏、流民、赘婿、商人，以及曾经当过赘婿或商人的，还有父母、祖父母当过赘婿或商人的。

古人的社会歧视，今天看来十分匪夷所思，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这七种人，大致都属于“贱民”；朝廷需要人去当炮灰的时候，他们自然冲锋在前。更可怜的是，这些人去当兵打仗还不能吃国家粮，只能自备干粮。

为了防备匈奴趁机南下，刘彻又大举征调了十八万边防军，一部分进驻酒泉、张掖以北，一部分驻扎在居延（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休屠（今甘肃省民勤县东北）一带。

做完这一切，刘彻才给李广利下达了二征大宛的命令。

太初三年夏，大军浩浩****地从敦煌出发。如果说，第一次西征李广利率领的是一支杂牌军；那么这一次，他麾下的这支大军无疑更加驳杂，属于一锅乱炖的“大杂烩”。

尽管其战斗力跟上次一样可疑，可盛大的军容还是颇能唬人的。西域沿途那些小国，上次不约而同给李广利吃了闭门羹，这回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纷纷打开城门，殷勤地给汉军提供饮食。

唯一一个不识时务的小国，就是轮台，仍旧跟上次一样城门紧闭。汉军前锋怒而攻城，打了几天，没打下来；直到李广利的主力抵达，才将其攻克。李广利随即下令屠城，男女老少一个不留。

虽然屠城之举颇为残忍，却有效震慑了接下来的其他国家，所以后面的行军就顺利多了。很快，李广利大军便推进到了大宛边境。汉军仅先遣部队便有三万人，立刻对大宛的边境城池发起进攻。大宛军队出城迎战，却被汉军的漫天箭雨射杀了大半，慌忙逃回城中固守。

李广利也不恋战，旋即绕过这座边城，率大军直扑大宛的边境重镇郁成城，即郁成王的本部。

起初，李广利打算强攻这座坚城，却又担心万一久攻不下，会生变数。旋即改变主意，只留部将王申生率一千余人，在此监视郁成王动向，自己则率大军绕过郁成城，直取大宛首都贵山城。

上次之所以不敢绕道而行，是因为兵力薄弱，容易被敌军前后包抄、围而歼之。而这回，汉军兵卒众多，即便被围，也足以分兵抵御，所以毫无压力。

事实证明，李广利的这次决策是对的。

大军兵临贵山城下后，李广利便按照事先拟订的计划，命随军工程人员将城外的河流改道，切断了城中的水源。之后，大军开始围攻贵山城。

大宛守军也很顽强，一直在奋力抵抗。汉军连攻了四十多日，这座都城依旧岿然不动。不过，缺水的问题最终还是摆在了大宛军民的面前——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困守，城中的储备水已经消耗殆尽，再硬撑下去，不光士兵们打不了仗，城中居民不分贵贱全都会渴死。

大难临头之际，就是离心离德之时。大宛城中的达官贵人们绝不愿意拿着全家老少的性命陪国王玉碎，于是暗中开了个碰头会，然后一致认为：“就因为国王把汗血马藏了起来，并杀害汉使，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而今之计，只有干掉国王、献出宝马，才能让汉军解除围困；即便围仍不解，到时候再力战而死，也为时不晚。”

众人计议一定，随即联手发动政变，攻入王宫，斩杀了大宛国王毋寡。

恰在此时，贵山的外城也被汉军攻陷了，大宛贵族出身的勇将煎靡被俘。达官贵人们一片慌乱，赶紧派代表提着国王毋寡的人头来见李广利，向汉军求和。

之所以是求和，而不是直接投降，原因在于此时的大宛仍有跟汉军谈判的筹码：

首先，李广利两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汗血马；如果把大宛贵人们逼急了，他们是可以把所有汗血马全部杀掉的。到时候，就算李广利占领了贵山城也没用——从战略目的上讲，这样的胜利与失败无异。

其次，大宛与附近的康居国（首都卑阗城，今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是同盟关系。贵山城刚一被围，大宛就派了人向康居求救；虽说康居也惧怕汉军兵盛，不敢轻易发兵——但对汉军而言，终究是一种近在咫尺的威胁。

最后，虽然贵山城的水源被汉军切断了，城中缺水严重，但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大宛不久前刚刚抓了一些汉人，其中就有会凿井的工匠。虽说水井一时半会儿也凿不出来，而且凿下去也不见得一定有水——但毕竟给了大宛人绝处逢生的希望，也多少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底气。

对于大宛手中的这些筹码，李广利也很清楚，所以权衡利弊后，便同意了对方的停战要求。大宛随即把所有汗血宝马全部献出，供汉军挑选，并全力为汉军将士提供饮食。汉军的两名养马专家精心挑选了最优良的汗血马数十匹，次优及母马三千多匹。至此，李广利总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武帝刘彻交给他的任务。

紧接着，按照古往今来大国征服小国的惯常做法，李广利扶植了一个亲汉的大宛贵族昧蔡，立他为新国王。最后，李广利代表汉朝与这个大宛新政府签订了和平条约，旋即班师回朝。

汉军虽然征服了大宛，但后面仍有余波未平——那个镇守大宛东部边境的郁成王，也就是杀害大汉使团的凶手，还没有伏诛。

就在李广利主力拿下贵山城的同时，留在郁成城附近监视的王申生部，却遭到了郁成王的攻击。该部仅一千余人，寡不敌众，遂全军覆没，王申生战死，麾下仅数人脱逃，好不容易才与李广利主力会合。

李广利闻报，立刻命搜粟都尉上官桀率部进攻郁成城。郁成王不敌，亡奔康居。上官桀紧咬不放，一路追到了康居。康居国王眼见大宛已被汉军征服，此时他若收留郁成王，无异于引火烧身、自取灭亡，遂毫不犹豫地将郁成王捆了起来，直接交给了上官桀。

上官桀命麾下骑兵赵弟等四人，以最快速度把郁成王押送到主帅李广利处。赵弟担心路上有什么闪失，索性一刀砍下郁成王的脑袋，然后拎着人头去交差。

这个叫赵弟的人绝对没想到，就因为这图省事的一刀，他不但在青史中留下了大名，而且回朝后竟然被武帝封为了新畤侯，可谓一步登天。

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难以捉摸。李广十六岁从军，戎马一生，杀敌无数，却到死都难以封侯。可这个叫赵弟的幸运家伙，却因为这不费吹灰之力的一刀，就赢得了无数人梦寐以求、名将李广至死不得的侯爵之位。

要说论功行赏，赵弟这一刀实在算不上什么功劳。郁成王是康居国王抓的，人是交给上官桀的；赵弟不过是奉命把人押到李广利那儿罢了，顶多也就跑一趟差的苦劳，赏一些钱或升几级官就足够了，何来封侯授爵之大功呢？

可见，从赵弟封侯这件事来看，武帝刘彻的赏罚尺度实在是有些随性。他很可能是因为得到了垂涎已久的汗血宝马，又听说郁成王是赵弟杀的，一高兴，便不管具体情况如何，随手就给赵弟封了个侯。

李广利大军回朝时，沿途那些西域小国得知大宛已被征服，对汉朝的态度自然极为恭顺，纷纷派遣王族子弟带上贡品，跟随汉军前往长安；并且从此不再回国，而是留在汉朝作为人质。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春，李广利大军回到了长安。

汉军通过两次远征，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武帝刘彻想要的胜利——汗血宝马到手了，连带着也获得了西域诸国对汉朝的敬畏和臣服。

然而，这场胜利的代价却是惨重的，可以用“劳师糜饷、损兵折将”来形容。

第一次西征，汉军死了数万人，几近全军覆没；第二次西征，武帝刘彻进行了全国性的战争总动员，其间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难以胜数。为了两次远征，武帝刘彻还进行了两轮大规模征兵：首轮征兵就达到了六万多人；第二轮征兵对象是“七科”，具体数量史书无载，但至少也有两万人——总计投入兵力应该在八万到十万之间。

可最后生还的有多少呢？

据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二次西征，“军入玉门者万余人”，死亡率大约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另外，出征时三万匹战马，回来也只剩下“千余匹”，战损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至于牛、驴、骆驼及各项物资，估计基本上也都损耗一空了。

另据司马迁记载，第二次西征，其实士兵“战死不甚多”，大部分反而是死在了获胜后班师回国的路上。而他们的死因，说起来则匪夷所思：“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史记·大宛列传》）意思就是上至将军，下自各级官吏，大多不体恤士兵，且肆意侵害掠夺（如侵吞军饷、欺凌虐待等），导致死亡人数众多。

打仗总要死人，但是大量士兵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上，却死在自己长官的手里——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对此，作为主帅的李广利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武帝刘彻要的只是结果——胜利的结果，至于死了多少人、怎么死的，他一点儿都不在乎。用司马迁的说法，就是“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史记·大宛列传》）。天子刘彻鉴于李广利远行万里征伐大宛，劳苦功高，所以不追究他的过错。

造成大量士兵冤死、惨死的重大领导责任，就这样被天子刘彻轻巧带过、直接无视了。

于是，李广利如愿以偿地被刘彻封为了海西侯；另一个被封侯的就是上文提到的赵弟。除了他们，一大批生还将吏也踏着士卒们的累累尸骨，春风满面地登上了人生巅峰：搜粟都尉上官桀擢升为少府，将领赵始成擢升光禄大夫，将领李哆升任上党太守；另外，荣升九卿高位的军官有三人，升任诸侯相、郡守等二千石官员的有一百余人，升任一千石官员的有一千余人。

当然，有幸生还的普通士兵也拿命换回了应有的封赏：首先是自愿从军的，其所获得的官位都超过他们自己的期望值；其次是以前犯过罪的，从此一律赦免；最后，所有士卒每人都获得了四万钱的赏赐。

反正最后活着回来的，都或多或少改变了命运，可谓皆大欢喜。而那百分之八十战死或被凌虐而死的人，则永远躺在了大漠黄沙之中，任秃鹫啄食他们的血肉，任风霜侵蚀他们的白骨，最后变成一个个无名路标，告诉后来人，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是用什么铺成的……

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征服大宛后，“西域震惧”（《汉书·西域传》）。从此，汉朝使团出访西域各国就变得顺利多了。为了进一步便利使团和渐渐兴盛起来的商旅驼队，汉朝在东起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西至盐泽（今罗布泊）的一路上，修建了大量驿站；另外，又在轮台、渠犁（今新疆自治区库尔勒市西南）一带，派驻武装屯垦部队，每一处据点都有数百人，然后设置屯垦官和校尉进行管辖。

一年多后，大宛国内又发生了一次变故。大宛的达官贵人们认为国王昧蔡过于谄媚汉朝，就联手干掉了他，拥立前国王毋寡的弟弟蝉封。可昧蔡毕竟是汉朝立的，如今他们这么干，必然会引起汉朝的不满。为此，这帮人又想了一招，把蝉封的儿子送去汉朝作为人质。武帝刘彻见他们也算懂事，便不予追究；遂派出使节前往大宛，对蝉封进行赏赐，并承认了他的合法性。蝉封赶紧承诺，以后每年都会向汉朝进贡两匹最优质的汗血宝马。

在流了足够多的血之后，这场由“宝马”引发的滔天大祸，才算是尘埃落定、彻底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