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的秋天，可谓大汉帝国的“多事之秋”。就在李广利西征大宛遭遇惨败的同时，另一支由猛将赵破奴率领的精锐骑兵也在漠北折戟沉沙，整支部队两万多人成建制地投降了匈奴。

这是大汉帝国自元狩四年漠北大捷、霍去病“封狼居胥”后，在对匈战场上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整个武帝一朝对匈战争中最难堪的一次失败。

要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回顾一下漠北大捷以来，汉朝与匈奴这些年间在总体上的博弈态势。

早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即匈奴在漠北大决战遭遇重创的五年后，伊稚斜单于就死了，其子乌维继位。

乌维单于上位前后的十多年间，是匈奴的战略收缩期和休整期。一方面，匈奴在漠北惨败后元气大伤，需要时间休养生息，恢复实力；另一方面，乌维继位后，也需要一段时间巩固个人权力。因此，这一时期的匈奴根本不敢也无暇再入寇汉朝，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

汉朝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通过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开始执行“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划，逐步展开对西域的经略。十来年间，乌孙、大宛、月氏、大夏等西域国家纷纷与汉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

当然，匈奴绝不会轻易退出西域。虽然被汉朝重创，但其地理位置比汉朝更靠近西域，拥有近水楼台的地缘战略优势，所以对诸多西域国家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这些被夹在汉、匈之间的西域诸国，通常都采取两边不得罪的骑墙态度。差别只在于偏倚的程度——有些离匈奴较远的，会更倾向于汉朝，如乌孙；有些距离较近的，则仍偏向于匈奴，如车师、楼兰。

司马光就称：“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过于汉使焉。”（《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越靠近匈奴的西域小国，对匈奴的使节越是畏惧、恭顺，而对待汉朝使节的态度就差了很多。匈奴遂利用这种威势，迫使某些小国拦截并击杀汉朝使团，破坏汉朝对西域的经略。

甘当匈奴马前卒的，主要就是车师（今新疆自治区吐鲁番市）和楼兰（今新疆自治区若羌县）。这两个小国都位于玉门关外，一北一南扼守着汉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遂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当起了车匪路霸，多次截杀汉使，属于典型的为虎作伥。

对此，武帝刘彻当然不能忍。

看来，要想经略西域，只能是外交和军事手段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元封三年，武帝命多次参与对匈作战的猛将赵破奴，率部征讨车师和楼兰。

对付这样的弹丸小国，自然无须兴师动众。赵破奴只率轻骑七百余人，便一举击破楼兰，生擒了楼兰王；继而又北上大破车师，轻而易举地拔掉了西域路上的这两枚钉子。班师回朝后，赵破奴立刻被武帝封为浞野侯。

为了防止匈奴人报复，重新染指河西走廊，武帝旋即下令，于酒泉（今甘肃省酒泉市）至玉门关（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一线（相当于在整条河西走廊上），修建了无数的碉堡和亭障，以保障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

两个“小弟”瞬间被灭，匈奴这个做大哥的当然很没面子。要是放在以往，匈奴一定会大举兴兵入寇。可今时非同往日，不管心里再怎么不爽，乌维单于也只能忍了。

自继位以来，乌维在对汉战略上只能采取守势，尽量不与汉朝发生正面冲突，以便用时间换空间。因此，这一阶段的汉匈博弈，主要就集中在了外交层面。

为了迷惑汉朝，乌维单于曾多次派遣使节，“好辞甘言”请求和亲。武帝刘彻当然不会轻信匈奴人的甜言蜜语；但现阶段与匈奴至少维持表面和平，也符合汉朝的战略需要——毕竟这些年来，尽管北线无战事，可汉朝在南面、西南、东面却从未停止征战，所以也有先稳住匈奴的必要。

就这样，汉匈双方出于同样的目的，开始在外交上打起了太极推手。

有来无往非礼也。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武帝派遣北地人王乌出使匈奴——表面上说是磋商和亲事宜，目的则是刺探匈奴虚实。

王乌这个人八面玲珑。他到了匈奴后，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就刻意换上匈奴人的服饰，遵从他们的各种习俗；还把使臣节杖弃置一旁，天天在大帐中跟乌维单于谈天说地、喝酒吃肉。乌维由此对王乌大生好感，便借着酒劲儿吹牛，说愿意将匈奴太子送到汉朝去当人质。

如果乌维真的这么做，那么王乌身为使节，显然是超额完成了任务。王乌很高兴，马上回朝向武帝做了禀报。

武帝很怀疑此言的真实性，就又派了另一个使节杨信，继续去跟匈奴谈，问他们什么时候把太子送来。

不知是刘彻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总之这个杨信的性格恰好跟王乌相反，是那种严肃刻板型的。所以，他到了匈奴后，言行举止都是公事公办的态度，显得十分高冷。乌维单于这就很不爽了，便对杨信说：“按照以前的惯例，汉朝把翁主（亲王之女）嫁过来，嫁妆都极其丰厚，这才算是真的和亲，所以我们也不会去侵扰汉朝。可今天你们的要求恰恰相反，是让我们把太子送去当人质——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这就叫出尔反尔，食言而肥。

当然了，所谓博弈，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哪有可能真的言出必行？

杨信如实回报。武帝刘彻也很好玩儿，就又命王乌再去一趟。这就明显是跟匈奴人打太极了。乌维一看老朋友王乌来了，再度信口开河，说：“我打算亲自前往长安，面见大汉天子，与他约为兄弟。”

王乌喜出望外，赶紧回报。

据《史记·匈奴列传》称，汉朝随后便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官邸，说是专门为了接待单于之用：“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乍一看，貌似武帝刘彻上了乌维单于的当，真的以为人家会来跟他约为兄弟，所以就很热情地帮他盖了房子。可实际上，往深了一想，这也就是做做表面功夫罢了，仍然只是武帝的一种博弈手段。

如前文所言，武帝这些年一直在大兴土木，盖的“高楼大厦”和豪华宫殿多了去了，建一座所谓的“单于邸”，相比之下完全是九牛一毛，谈不上花什么钱。所以，武帝此举其实是在倒逼乌维——你说要来见我，我就特地为你盖了一座官邸，我们汉朝很够意思吧？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乌维被武帝这么一逼，就没什么招了，便开始耍赖，说：“除非汉朝把最尊贵的官员派来，否则我不跟他说实话。”言下之意，就是怪汉朝之前派去的使节王乌、杨信都只是小官，不够尊重匈奴。

说完这话，乌维就派了一个使节前来，声称是他们匈奴最尊贵的官员，大有要求汉朝派遣对等高官的意思。可事实上，此人在匈奴到底是什么级别，鬼才知道！还不都是他们一张嘴自说自话。

本来这场太极推手还可以一直打下去，不料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导致汉匈双方最后从文斗变成了武斗。

意外就发生在匈奴刚刚派来的这个使节身上。好巧不巧，这人来之前还好好的，可到了长安没几天，忽然就生病了。汉朝出于好意，给他送了药过去——可没想到，这个倒霉家伙吃了药后，非但没有好转，反倒一命呜呼了。

这下，汉朝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人是在你们那儿死的，而且是吃了你们给的药才死的，这事你能说得清吗？

武帝刘彻只能吃这个哑巴亏，旋即派了一个叫路充国的使节，护送此人棺柩回国，并奉上黄金数千斤作为厚葬之用，以示抚恤和慰问。为了满足乌维“派遣对等高官”的要求，武帝还特意让路充国佩上了二千石的印信——为了出使才临时佩印，说明路充国本身只是小官。从这个细节亦可见汉匈双方都在互相忽悠，病死的这个使节在匈奴肯定也只是小人物。

按说汉朝又是护送灵柩又是馈赠重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乌维单于理应领情才对。可遗憾的是，这家伙却是个胡搅蛮缠的主儿，非但不领情，还以“汉杀吾贵使者”（《史记·匈奴列传》）为由，把路充国给扣留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乌维单于终于撕破了他的假面具——所谓“送太子为质”“亲自入朝”“约为兄弟”云云，都是忽悠。

随后，匈奴便以使节被杀为借口，开始陆续出兵，多次袭扰汉朝边境。

战报传来，武帝刘彻立刻命赵破奴和拔胡将军郭昌，率部进驻朔方以东，严密警戒，以防匈奴大举南下。

至此，汉、匈之间自漠北大决战之后“相安无事”的局面被打破了，双方的博弈从外交转向军事，文斗也变成了武斗。

此时距乌维继位已经是第八个年头，距漠北惨败也已十三年，匈奴经过这些年的休整，实力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所以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乌维单于摩拳擦掌，准备大举南侵、一洗漠北惨败之耻的时候，死神忽然就降临了。元封六年，乌维一病而亡。其子乌师庐继位，因年少，被称为“儿单于”。

少主上位，内部政权不稳。在此形势下，匈奴不仅顾不上汉朝，且生怕汉朝趁此机会再度北征；遂朝西北方向迁徙，避开了汉匈之间多年来的主战场。自此，匈奴兵力所及，最东边只到汉朝的云中郡，最西边也只到酒泉、敦煌二郡。

乌师庐继位后，因年纪太轻，内部各派势力都不怎么买他的账。他为了巩固权力，遂大肆诛杀，清除异己。如此一来，匈奴高层不免人人自危。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此时，匈奴又遭遇严重的雪灾，牲畜大量死亡，于是国内形势更加混乱。太初元年，匈奴左大都尉暗中派人来到长安，向汉朝表示，他准备干掉儿单于，然后归降汉朝；只因距离太远，怕有闪失，希望汉朝能派兵接应。

武帝刘彻闻报，对此高度重视；立刻命将军公孙敖前往塞外修筑一座城池，然后率大军进驻。因该城池专门用于接应左大都尉，遂取名受降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东）。

太初二年秋，也就是李广利西征大宛遭遇惨败之后，武帝刘彻觉得受降城离匈奴仍然太远，遂命赵破奴率两万多骑兵从朔方出发，深入西北大漠两千余里，准备挺进到浚稽山，接应匈奴的左大都尉。

就是这一次长途奔袭，葬送了这支部队。

赵破奴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了接应左大都尉的地点。然而，匈奴的儿单于尽管年轻，却并不笨。他事先察觉了左大都尉的政变图谋，遂抢先下手干掉了左大都尉；然后派遣了一支八万多人的骑兵大军，对赵破奴发起了进攻。

赵破奴毕竟是身经百战的猛将，他以寡敌众，跟匈奴人干了一仗——非但没吃亏，反倒俘获了数千匈奴兵。随后，赵破奴率部向南撤退。匈奴大军当然不会放过这条大鱼，遂一路追击。在距离受降城四百里的地方，汉军被匈奴大军追上，并被团团包围。

此时，赵破奴仍然没有慌乱。他命部众就地扎营，准备固守待援。此处距受降城已经不远，只要坚持到援军抵达，便可彻底脱离危险。

可意外就在这时出现了。当天夜里，赵破奴仅率数名亲兵，出营寻找水源，恰巧与匈奴的斥候部队迎面撞上——这回，赵破奴终究寡不敌众，被匈奴生擒。

匈奴大军旋即猛攻汉军大营。汉军原本便寡不敌众，现在又加上群龙无首，两万多名将士顿时人人震恐。若殊死抵抗，极有可能全军覆没；若强行突围，即便部分将士能逃回去，可按照汉朝军法，丧失主帅的部队必受严厉制裁，甚至有可能被诛杀。

既然抵抗是死，逃回去也是死，那么这两万多人唯一的生路，就只剩下投降了。

于是，在赵破奴被生擒的当晚，他麾下的这支部队就这样成建制地投降了匈奴。

儿单于接到捷报，大喜过望，立刻命大军乘胜南下，进攻受降城，准备扩大战果。不过，这是一座新筑的城池，坚固异常，没那么好打。匈奴大军攻城无果，就在边塞一带劫掠了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赵破奴所部全军投降匈奴，是汉朝的奇耻大辱，却是匈奴期盼已久的一场胜利。自从伊稚斜在漠北惨败后，憋屈了十多年的匈奴人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儿单于踌躇满志，决定明年开春，便亲率大军进攻受降城，好好跟汉朝较量一番。可是，上天却再度跟匈奴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年纪轻轻、在位还不到两年的儿单于，竟然紧步其父之后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病而亡了。

儿单于的儿子自然更小，尚在襁褓；匈奴遂拥立儿单于的叔父、右贤王呴犂湖继位。

单于换了人，内部难免又要乱一阵子——暂时肯定是无暇南侵了。

武帝刘彻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在北部边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防御网：

首先，命光禄勋徐自为前往五原郡，于郡城以北一千多里的荒漠上，一路修筑了无数堡垒和亭障，往西北方向一直延伸到了庐朐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其次，命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卫青长子）率部进驻较大的要塞；最后，命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海（今内蒙古自治区顺诺尔湖）修筑城池，严防匈奴。

汉朝刚一完成战略部署，匈奴人就纵马南下了。

同年秋，呴犂湖单于出兵，大举入寇定襄、云中二郡，杀掠数千人；数度击败汉朝的几名二千石官员，然后在北撤的路上大肆拆除徐自为修建的那些堡垒、亭障。同时，呴犂湖又命右贤王部入寇酒泉、张掖，同样屠杀了数千人。汉朝将领任文及时率援军赶到，击退右贤王部，夺回了被匈奴掳掠的百姓和牲畜。

自此，汉匈之间平息了十多年的战火，再度熊熊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