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五年夏，也就是武帝刘彻南巡回京不久，一代名将卫青与世长辞。

卫青生于哪一年，史书无载；所以，他享年几何，我们也不得而知。大致推断，他应该比武帝小几岁，终年可能将近五十。武帝为他修建了一座状似寘颜山（匈奴境内名山）的陵墓，以铭记他抗击匈奴的赫赫功勋。卫青的陵墓就在武帝的茂陵和霍去病的陵墓边上，三墓相连，无声地向后世述说着君臣三人抗击外敌、开疆拓土的英雄传奇和历史功绩。

同年，武帝刘彻鉴于帝国的疆域在这些年的征战中得到了极大拓展，郡的数目也增加了不少，为便于管辖，遂在“郡”一级的行政区划上，又增设了“州”，将整个帝国划分为十三个州，分别是：

冀州（今河北中部、南部）、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并州（今山西）、兖州（今山东西部）、徐州（今江苏北部）、青州（今山东东部）、扬州（今安徽中部及江南地区）、荆州（今湖北、湖南）、豫州（今河南）、益州（今四川、云南）、凉州（今甘肃）、交趾（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朔方（今黄河河套地区）。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十三个州并非行政区，而只是监察区。中央向每个州派出一名刺史，负责监察地方各郡。刺史只有监察权，没有行政权；官秩也较低，只有六百石。这一制度大致延续到了东汉末年；至汉灵帝时期，朝廷才开始选派重臣出任州牧。从此，州才演变成了行政区；各州或置刺史，或置州牧，成了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卫青的去世犹如一道分水岭，凸显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武帝刘彻的前半生，朝堂上人才济济，可谓“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因而被后来的班固誉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可时至今日，当年的那些帝国精英或在征战中捐躯，或因武帝的滥杀而死于非命，或是自然死亡，已经凋零殆尽。

正所谓“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一切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一切发展，都是以人才为前提的发展。没有了人才，一切都谈不上。

为此，武帝刘彻不得不在时隔多年后，再度颁发一道求贤诏，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帝纪》）

大意为，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非同寻常的人才。有的马会在奔跑时踢人，却能远行千里；有的人会被世俗讥讽，却能建立功名。这些不受驾驭的马和放纵不羁的人，并非不可造就，关键在于如何驾驭。朕命令，各州郡要察举官员和百姓中那些有杰出才干和特殊能力的人，可以让他们担任将、相或出使远方的使节。

诏书很快就发到了天下的各个州郡，然而应者寥寥。

彼一时，此一时也。想当年，刘彻的求贤诏一发，天下应者云集，人才纷至沓来——然而这样的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究其原因，说是“气数”“国运”也好，说是武帝滥杀给天下人造成了“恐惧症”也罢，总之，诏书发出后好几年，也未见一个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更别提要像卫青、霍去病他们那样建功立业了。

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刻，武帝刘彻会不会想起当年汲黯劝他不要滥杀大臣的情景。当初的刘彻曾经自信满满地说：“世上从不缺少人才，只怕发现不了人才。若善于发掘，何患无人？”可事到如今，大汉帝国确实已经面临人才匮乏、后继无人的窘境。

说难听点儿，就算人才是春天里拼命生长的韭菜，能够一茬接一茬地往外冒，可也架不住武帝刘彻这把大镰刀的疯狂收割啊！

有一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武帝滥杀给大臣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心理阴影。

那是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春，时任丞相的石庆病故，丞相一职出缺。武帝刘彻的目光在满朝文武中扫来扫去，最后落在了太仆公孙贺身上。

公孙贺是卫青的姐夫，早在景帝年间便已入仕，后来多次跟随卫青北征匈奴，立下不少战功，算是眼下朝廷中硕果仅存的少数元老之一了。武帝觉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随即封公孙贺为葛绎侯，并拜他为相。

作为百僚之首，丞相之位无疑是一个人仕途生涯的巅峰，绝对是所有为官之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此刻，接到任命诏书的公孙贺非但没有半点儿荣耀之感和喜悦之情，反倒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原因很简单——大汉帝国的丞相早就成了一份高危职业。

自从公孙弘之后，历任丞相多数死于非命（表面是畏罪自杀，其实都是受武帝所迫），像石庆这种寿终正寝的纯属个别现象。而且，石庆为人十分谨小慎微，从不敢对天子有丝毫拂逆——可在任期间，还是多次遭到过武帝的训斥。他最后能得以善终，实属幸运。

公孙贺可不敢指望自己能有这份幸运。在他看来，这份委任状无异于一道死刑判决书，所以打定主意绝不接受。在之后的任命仪式上，公孙贺愣是“顿首涕泣不肯起”（《资治通鉴·汉纪十三》），就是趴在地上拼命磕头，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什么也不肯当这个倒霉丞相。

没想到我老刘家的乌纱帽竟然这么不招人待见！

武帝刘彻既尴尬又恼怒，却又不便发作，只好阴沉着脸拂袖而去。

这下轮到公孙贺尴尬了。他跪在地上，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痛苦得要死。最后，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公孙贺还是万般无奈地接受了任命。

走出皇宫的那一刻，公孙贺忍不住仰天长叹，道：“我从是殆矣！”（《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从今往后，我算是完蛋了！

果不其然，十二年后，这句话便一语成谶——公孙贺受“巫蛊之祸”牵连，与儿子双双死于狱中，整个家族也惨遭诛灭。

太初元年秋，汉帝国与大宛之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起纠纷，最终导致两国爆发了一场大战。

纠纷的起因，源于大宛国的特产——汗血宝马。

武帝爱马，尤其钟爱产自大宛的汗血马。多年前，大宛与汉朝建交时，曾进献过一批汗血马。可武帝觉得远远不够，一直希望通过互赠的方式获得更多汗血马。

这一年，出使西域的使节回国后，对武帝称：大宛有很多汗血马，却都藏匿在贰师城（大宛都城贵山城南四十公里处），不让汉朝知道。

武帝一听，觉得这无非是一种“奇货可居”的手段，想借此抬高汗血马的身价罢了。没关系，大汉有的是钱，我们出得起。随后，武帝便派遣了一个使团，携带黄金一千斤，另外又用黄金铸造了一尊汗血马雕像，前往大宛，准备与其交换。

在武帝看来，他这么做已经很有诚意了，相信大宛没有理由拒绝。

然而这回，他打错了算盘——大宛压根儿不想用他们宝贵的汗血马去换大汉的金子，金子再多也不行。

当然，大宛君臣并非脑袋一拍就做了决定，而是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汉朝与大宛相距遥远，中间又隔着盐泽戈壁，且北有匈奴，南乏水草，汉使屡屡困于中途；往往一支使团有几百号人，却因缺水少食，动辄死亡过半。就算汉朝要派大军前来讨伐，又能奈我何？

就这样，大宛断然拒绝了汉使。

汉使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一怒之下，对着大宛君臣破口大骂，并把那尊金马雕像砸烂，然后扬长而去。

如此一来，大宛君臣也怒了，纷纷说：“汉使把咱们看扁了！”随后，大宛朝廷派出快马，通知驻守在东部边境的郁成王，命他拦截并击杀汉朝使团。郁成王立刻采取行动，将整个汉朝使团成员全部砍杀了，并夺取了他们携带的所有黄金和财物。

噩耗传回长安，武帝刘彻不禁暴怒。

买卖不成仁义在，何至于谋财害命、截杀使团？！你大宛区区一个蕞尔小国，竟敢如此丧心病狂，就不怕能征善战的大汉铁骑把你们一举踏平吗？

曾经出使大宛的使臣姚定汉等人立即向武帝奏报：“大宛国兵力薄弱，我大汉最多出动三千人，便可将大宛君臣全部俘虏。”

武帝刘彻深以为然，决定西征大宛，让这些宵小之辈血债血偿！

刘彻为此次西征选定的统帅，就是他眼下正宠幸的李夫人之兄李广利。

跟当年的卫青和霍去病一样，李广利的身份也是当红外戚。在武帝看来，既然当初的卫青和霍去病可以在毫无军事经验的前提下大破匈奴、屡建奇功，那么今天李广利出马，一定也能手到擒来、征服大宛。

然而，此外戚非彼外戚。当年的卫青和霍去病能够成功，不代表今天的李广利也能。如果成功这么容易复制，那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就都变得很简单了：只要学会了套路并不断复制，“成功”便唾手可得。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言，武帝登基后的汉帝国，正处于朝气蓬勃的人才井喷期，由“文景之治”所积累的雄厚国力，加之青年汉武帝的励精图治，以及合理高效的人才选拔机制等，才令汉帝国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文臣武将。可眼下早已时移世易，不论是从“法久生弊”、制度败坏的角度讲，还是从汉武帝人到中年后的逐渐昏聩来看，真正的人才要么不愿入仕，要么难以出头，总之人才凋零已成无法逆转的事实。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不提，那就是汉朝的国运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一点没什么道理好讲，且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却真实存在，且对世事的影响不容忽视，更不可小觑。

所以，在如此窘迫的局面下，刘彻选择李广利，充其量也就是矮子里头拔将军，与当初慧眼识英拔擢卫、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刘彻此举，另外还有一层用意，就是希望李广利借此机会建功立业，以便给他封侯。毕竟“无功不得封侯”是西汉不成文的祖制；刘彻虽然爱屋及乌，早想给李广利封侯，但他本人总要做点儿业绩出来，面子上才过得去。

因目标是大宛的贰师城，刘彻便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然后拨给他六千匈奴籍的骑兵，另外又从各郡国招募了数万名“恶少年”——也就是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加入了远征军。这些人从未经过军事训练，顶多只有一些街头斗殴和打群架的经验，纯属乌合之众，其战斗力和综合军事素养自然都远不如正规军。

武帝这么做，明显是太轻视大宛了，这也为随后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杂牌大军集结完毕后，于当年秋天踏上了西征之路。

关于此次西征，上自统帅李广利，下至数万名新兵蛋子，都对即将遭遇的困难和危险估计不足。更要命的是，他们都严重缺乏长途奔袭、沙漠行军和穿越无人区的经验。前面的路程还好，毕竟沿途有不少汉军的堡垒、亭障，可以提供补给。而当大军渡过盐水（罗布泊一带河流，今已消亡），继续西行后，饮用水和食物短缺的问题立刻摆在了他们面前。

没有极其顽强的意志力和野外生存能力，想穿越广袤的戈壁、沙漠和无人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支临时拼凑的西征大军基本上每走一段路，都有一批士兵倒下——然后他们就永远地躺在了那里。

李广利只能寄希望于挨过无人区后，西域沿途诸国能给汉军提供饮食。不料，大多数西域国家迫于匈奴的压力，都不敢向他们伸出援手。李广利没辙，只好下令对沿途城池发起强攻。然而，以这支杂牌军的战斗力，加上长途跋涉后士气低落、体能下降，所以能够攻打下来的终究是少数。

反正，能打下来的城池，多少还能补充一些给养；打了多日纹丝不动的，李广利只能率部绕道而走。

就这样，这支西征大军一路走、一路打、一路伤亡，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到太初二年秋，才刚刚抵达大宛东部边境，也就是郁成王的地盘。

经过一年的死亡跋涉和连番苦战，原本数万人的大军，此时只剩下可怜巴巴的几千人；而且个个面黄肌瘦、疲惫不堪。

这样一支残部，还怎么打仗？

可眼前的郁成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根城）却是绕不过去的。因为由此往西都是大宛国境，假如绕城而过，到时候前有堵截，后有郁成王追兵，汉军就得团灭。所以，虽然明知获胜的可能性很小，李广利也只能硬着头皮强攻郁成城。

结果不出所料，郁成王率部迎战。汉军大败，又死伤了大半。

到这一步，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往西走了，李广利只能带着残兵败将狼狈撤退。最后回到敦煌时，只剩下几百人——基本上可以算全军覆没了。

李广利不敢直接回朝，而是派人送了道奏疏回去，勉强为这场失败辩解。他说：“此次出征，路途遥远，饮食匮乏；士兵们不怕打仗，就怕饥饿。而且，兵力太少，不足以攻克大宛。现请求班师回京，再图后举。”

武帝刘彻见到奏疏，既失望又愤怒，命人回复说：“敢入玉门关一步者，立斩！”

李广利吓坏了，只好滞留在敦煌。

数万人葬身大漠，难道都是李广利的责任吗？这场近乎全军覆没的远征，首要的问题就出在战略总指挥武帝刘彻身上。李广利不是卫青、霍去病，想要他一上战场就建功立业，复制二者的英雄传奇，这对李广利其实并不公平，纯粹是出于刘彻个人的盲目乐观和莫名自信。武帝刘彻想重用李广利可以，前提是必须给他时间历练和成长，否则这种压力只能把他压垮，到头来当然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其次，招募地痞流氓去打仗，基本就是让他们去当炮灰送死。这既是对人的生命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战争规律的违背和极端不尊重。也许在武帝刘彻看来，只要仗能打赢，这些人死不足惜，可这无异于赌博——赌输了很正常，赌赢了才奇怪。

另外，那六千匈奴骑兵虽然有一定作战经验，对沙漠行军也不陌生，但他们跟汉朝正规军的精锐相比，不论是从战斗力、军事素养，还是从忠诚度、凝聚力来看，肯定都是远远不及的。而这也是令李广利无法复制卫、霍传奇的客观原因之一。毕竟当年武帝交给卫青和霍去病的兵，可都是汉军精锐中的精锐。

综上所述，作为战略总指挥的武帝刘彻，其实是犯了大意轻敌的错误，所以必然要为这一错误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