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二年秋，即出兵西南、讨伐滇国的同时，一场新的战争也在大汉帝国的东北方向拉开了序幕。

这就是东征朝鲜之战。

朝鲜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据《尚书大传》《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大概在商周鼎革之际，商朝遗臣箕子（商纣王叔父）带领部分民众迁居朝鲜半岛。后来周武王就把朝鲜分封给了箕子。也有说法认为，是周天子分封在前，箕子迁居在后。虽然不同史料对这两件事的前后顺序说法不一，但“箕子入朝鲜”是不争的事实。

迁居之后，箕子给朝鲜半岛带来了先进的殷商文化，如礼仪教化与耕织技术等，促进了当地的文明发展，从而建立了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史称“箕子朝鲜”。

时间来到战国时代。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在其全盛之时，势力向东扩张，迫使朝鲜（都城在今朝鲜平壤市）、真番（都城在今朝鲜信川市）向其臣服。战国末年，燕国被秦国攻灭，朝鲜、真番乘机恢复了独立。

汉朝建国后，嫌朝鲜、真番偏远，便不图收复；而是封卢绾为燕王，以??水（今朝鲜清川江）为界，管辖辽东。不久，卢绾反叛，逃亡匈奴。卢绾麾下有个部将叫卫满，没有跟着他逃亡，而是带着一千余名部众，向东渡过??水，走上了一条自主创业的道路。

为了斩断过去、开辟未来，卫满及其部众脱去汉服、解开发髻，改成了朝鲜的服饰和发型，然后投奔了当时的朝鲜国王箕准，并得到了一块方圆百里的封地。卫满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自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小领主。此后，他不断招揽汉地流民，势力逐渐壮大。

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羽翼已丰的卫满用计袭取了朝鲜都城王险城（今平壤），驱逐了箕准，自立为王，从而取代“箕子朝鲜”，建立了新的王朝，史称“卫氏朝鲜”。

当时的汉朝因天下初定，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便委派辽东太守出使朝鲜，与卫满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即：朝鲜作为汉朝的藩属国，负责防卫帝国东北边境，不让那些蛮夷部落入侵汉朝，但如果那些蛮夷酋长愿意入朝觐见，朝鲜不能阻拦。作为交换条件，汉朝赠予朝鲜大量财物和武器，支持其征服周边小国。

协议达成后，有了汉朝撑腰的朝鲜实力大增，遂征服了相邻的真番、临屯（都城在今朝鲜江陵市），国土纵深达到了数千里。

此后，汉朝与朝鲜相安无事。这个和平局面一直延续了八十多年。

到了汉武帝元封年间，位于朝鲜南面的辰国打算入朝觐见，却因朝鲜的阻拦未能成行。此时朝鲜的在位国王是卫满的孙子卫右渠。他不让辰国入朝的理由很简单：正如当年的朝鲜是得到汉朝的支持才变得强大一样，如今辰国一旦入朝，也可能获得支持，变成朝鲜的劲敌——所以卫右渠必定会从中阻挠。

卫右渠这么干，明显违背了当初的协议，令武帝刘彻颇为不悦。

此外，卫右渠自己也多年不曾入朝，且一直在大量收留汉朝这边的流亡人员，基本上已不把汉朝这个宗主国放在眼里。

鉴于上述原因，武帝刘彻决定敲打一下卫右渠，便于元封二年夏，派遣使臣涉何前往朝鲜——目的是命卫右渠入朝，并切实履行与汉朝的协议。不料，卫右渠的态度十分强硬，既不肯奉诏入朝，也丝毫没有履行协议的意思。

涉何未能完成使命，只能灰溜溜地打道回国。卫右渠派了一个小王，负责护送他到边境。涉何担心回朝无法交差，便心生一计：当一行人走到边境的??水时，涉何突然出手，刺杀了护送他的朝鲜小王，然后割下其首级，扬长而去。

回到长安后，涉何向武帝禀报，谎称自己杀的是朝鲜大将，原因当然是卫右渠不肯奉诏，自己一怒之下，才有此举。武帝刘彻觉得涉何虽然使命未达，但能拎一颗首级回来，也算是有胆识，便没有去细究事情经过；随即任命涉何为辽东东部都尉，负责镇守边塞。

然而，涉何这么干，必然会引发严重后果。不久，卫右渠便悍然发兵侵入辽东，斩杀了涉何，给那个小王报了仇。

如此一来，事情的性质就从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政治纠纷，一下子上升到了战争层面，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卫右渠此举，无异于对汉朝不宣而战，雄才大略的武帝刘彻岂能容忍？！

元封二年秋，一道特殊的战争动员令从长安发出，迅速传达到帝国的四面八方——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武帝刘彻下令，把帝国全境的死囚悉数编入进攻朝鲜的远征军。

随后，汉朝大军兵分两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海军从齐地出发，横渡渤海；由左将军荀彘率陆军从辽东出发，跨过马訾水（今鸭绿江）；海、陆两军分进合击，夹攻朝鲜。

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征朝鲜之战，就此打响。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冬，杨仆率领海军从列水（今朝鲜大同江）入海口登陆朝鲜。因立功心切，他未及等到荀彘的陆军抵达，便带领一支七千人的先头部队直趋王险城。

如此操切冒进，显然是没把朝鲜的军队放在眼里。杨仆也许觉得，朝鲜就是另一个南越，可他错了——卫右渠远比吕嘉善于用兵；而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也远在南越之上。

当杨仆孤军深入、直扑王险城时，卫右渠通过斥候传回的情报，获悉了这支汉军大概的兵力数量，于是心里就有底了。随后，他亲率主力，出城迎击汉军，一战便击溃了杨仆兵团。

汉军四散奔逃，纷纷遁入山中。杨仆花了十几天的工夫，好不容易才把这些残兵败将又收拢到了一块儿。

杨仆的海军遭遇惨败，荀彘的陆军也遭到了朝鲜军队的强力阻击。

早在荀彘兵团进入朝鲜境内时，卫右渠就已派兵扼守了各处险要，并派遣一支精锐，在??水西岸严阵以待。荀彘兵团对??水守军发起了多次猛攻，却始终无法将其击破，战争陷入了胶着状态。

两路大军都出师不利。战报传回长安，武帝刘彻不得不摁下“暂停键”：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派遣使臣卫山出使朝鲜，与卫右渠谈判，利用军事压力迫使他臣服。

卫右渠虽然在战场上先赢了一局，但他很清楚，以朝鲜的国力，终究是无法跟汉朝抗衡到底的。于是，卫右渠便放下身段，向汉使卫山顿首谢罪，并表示说：“我愿意投降，只是怕杨仆、荀彘二位将军使诈，把我杀了。如今贵使既然持有天子符节，那我就没什么可担心了。我愿按照本意，归降大汉。”

随后，卫右渠特意献上了战马五千匹，还有大批军粮，并命太子跟随卫山入朝，当面向大汉天子谢罪。

应该说，卫右渠的脑子是十分清醒的，上述举措也充分表现了他的诚意。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卫氏朝鲜也就保住了。

然而，世事难料。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形势竟然会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事情坏就坏在朝鲜太子担心重蹈上回那个小王之覆辙，特地带上了一支一万多人的部队，前呼后拥，严密保护。而在卫山和荀彘看来，此举显然太过离谱了——你带这么多兵，到底是要入朝谢罪的，还是来跟汉朝打仗的？就算我俩没意见，可天子能允许你带着这支军队大摇大摆地进入长安吗？

所以，当朝鲜太子及其部众来到??水岸边时，卫山和荀彘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既然你们已经归降，就不应该带上这么多兵。”

按说，汉朝方面这个要求是很合理的。可问题是，有涉何与朝鲜小王的那桩公案在前，眼下双方就是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你卫山和荀彘担心这支部队进入汉朝会出问题，可朝鲜太子也担心自己一旦没了军队保护，会像上回那个冤大头那样被汉朝干掉。

就这样，双方互相猜疑，相持不下，谁也不肯妥协。

最后，年轻气盛的朝鲜太子一怒之下，索性带着部队（当然包括那五千匹马和军粮）打道回府，也不管会引发什么后果，反正就一个态度——老子不跟你们玩了！

汉使卫山好不容易取得的谈判成果，就此付诸东流。没办法，卫山只能黯然回朝，如实向武帝复命。武帝刘彻震怒，也不顾事情经过和具体缘由，立刻命人把卫山拖出去砍了。

可怜卫山明明就快完成使命了，却因为这最后一步没处理好，便丢掉了脑袋。

在这场东征朝鲜的战争中，这是第一个死得比较冤的汉朝官员，但绝非最后一个。

谈判既已破裂，仗只能接着打了。

荀彘兵团拼了老命，终于攻破了朝军的??水防线，然后一口气杀到了王险城下，在城池的西北角扎下大营。

此时，经过休整的杨仆兵团也恢复了部分士气，进抵城池南面，与荀彘兵团遥相呼应，对王险城形成合围之势。

可是，这座朝鲜都城经过了两代王朝数百年的经营，可谓城高池深、固若金汤，两军一北一南夹攻了几个月，却愣是没有丝毫进展。

战事一胶着，汉军内部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荀彘兵团的士兵，主要来自北方的燕地和代地，因自幼长于边塞，生性悍勇，不惧劳苦，打起仗来不要命。所以，荀彘的策略就是埋头猛攻，非把王险城攻下不可。

而杨仆兵团的士兵，基本都来自较为富庶的齐地，比较惜命怕死；加上之前吃了一场败仗，士气普遍低落。因此，杨仆就没办法像荀彘那样拼命死磕，只能希望通过谈判，让卫右渠放弃抵抗。

两个统帅，一个主战，一个主和，而且互不统属，各打各的——这样的矛盾不可能不被卫右渠利用。于是乎，每当荀彘兵团在北边发动猛攻的时候，卫右渠就会派遣使臣去跟杨仆和谈。而南边一开谈，北边的攻势就只能暂停。然后，朝方又故意在某些条款上反复纠缠，所以谈来谈去始终谈不出结果。

荀彘被惹火了，就要求杨仆别再跟朝方扯淡，两军约定一个总攻日期，一起动手拿下王险城。杨仆表面答应了他，可一到约定日期，往往又按兵不动。荀彘被搞得几欲抓狂——打又打不下来，谈又谈不出个子丑寅卯，这仗是想打到猴年马月去啊？！

到最后，荀彘也懒得打了，索性有样学样，也派使节去跟卫右渠谈判。

要磨洋工大伙儿就一块儿磨，看谁耗得过谁。

卫右渠为了进一步离间汉军这两个统帅，就故意对荀彘的使者表示，自己愿意投降——但不是向荀彘投降，而是向杨仆。

此计一施，成功地引发了荀彘的猜忌。

在荀彘看来，杨仆之前打了败仗，必定担心回朝后遭到惩处，然后又以和谈为名多次阻挠自己进攻——简直就像跟卫右渠穿了一条裤子。现在，卫右渠又说这种话，不是更能说明他们俩之间一定有猫腻吗？

荀彘严重怀疑，杨仆很可能已经变节了，只是假面具还没有最终撕下而已。

前线的围城战打成这种鬼样子，后方的武帝刘彻既困惑又恼怒，旋即派遣济南太守公孙遂去前线督战，并授予他便宜从事之权。

公孙遂一到，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荀彘立马跟他告状，说拿下王险城并没有那么难——之所以久攻不下，就是因为杨仆屡次破坏总攻计划。接着，荀彘又把自己的种种怀疑告诉了公孙遂，最后说：“事到如今，若不设法搞定杨仆，恐怕就大祸临头了！”

公孙遂觉得荀彘的分析颇有道理，就通知杨仆到荀彘的大营来开会。杨仆一到，公孙遂一声令下，荀彘的左右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就把杨仆给绑了。还没等杨仆弄明白怎么回事，荀彘就把他关了起来，然后顺理成章地兼并了他的部众。

争端顺利解决，公孙遂连忙回朝向天子复命。

可是，让公孙遂自己和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刘彻听完禀报，既没表扬他，也没批评他，而是直接命人把他拖出去砍了。

公孙遂就这样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丢掉了脑袋。

关于武帝刘彻为何诛杀公孙遂，史书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司马迁在《史记·朝鲜列传》中只写了四个字：“天子诛遂。”也就是说，武帝诛杀公孙遂并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说理由只有他自己知道。

客观来讲，公孙遂此行应该算是完成了使命。因为前线统帅闹矛盾、搞内耗、军令不一，最是用兵之大忌——这种时候就该快刀斩乱麻，迅速把兵权集中到一个人手上，才能统一号令，为胜利铺平道路。虽说公孙遂逮捕杨仆的做法稍显过激，但事急从权，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何况武帝还给了他“便宜从事”之权，也就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临机专断、先斩后奏。所以，作为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公孙遂这么做在法理上完全没毛病——可武帝刘彻为何突然就把他杀了呢？

我们无从揣测刘彻内心的动机。仅从事实本身而言，只能说，随着武帝刘彻在位的时间越久，乾纲独断的行为习惯愈加固化，“滥杀大臣”这个缺点也就越来越严重了。早在若干年前，汲黯就曾针对这个问题当面对他进行了劝谏。可刘彻丝毫不以为意。更何况如今他的身边，早已没有了汲黯这种犯颜直谏的社稷之臣。

在这场东征朝鲜的战争中，公孙遂是继卫山之后，第二个无故枉死的大臣。但他仍然不是最后一个。

荀彘兼并了杨仆的部众、独掌兵权后，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打这场仗了。

他集结全军，对王险城发动了比之前更为猛烈的进攻。而卫右渠则表现出了非常坚定的意志，率众奋力抵御，大有与城池共存亡之势。

然而，国王愿意死守，他底下的文臣武将就不见得了。随着汉军的攻势日渐猛烈，王险城的陷落已成必然，只是迟早而已。对此，朝鲜的国相路人（姓路名人）、韩阴，尼溪国相参（尼溪估计是朝鲜下面的封国，该国相名参，姓不详）、大将王唊等人，都深有同感，遂相与密谋，决定向汉军投降。

很快，路人、韩阴、王唊等人率先跑路，逃出了王险城。其中，路人死于半道，估计是挨了冷箭；韩阴、王唊等人则成功逃进了荀彘的军营。

数日后，尼溪相参派人刺杀了卫右渠，并提着他的首级出城投降。眼看王险城马上就要到手，城中一个叫成已的大臣，却再度扛起了抵抗的大旗。荀彘派卫右渠之子卫长、路人之子路最告谕全城百姓，劝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此时，被围困数月的朝鲜百姓也已厌倦了战争，遂起而攻杀了成已。

随着王险城的彻底陷落，立国八十多年的卫氏朝鲜宣告覆灭。

随后，武帝刘彻下诏，在朝鲜故地设置了四个郡，分别是：乐浪郡（今朝鲜平壤市）、临屯郡（今朝鲜江陵市）、玄菟郡（今朝鲜成兴市）、真番郡（今韩国首尔市）。

汉朝此次东征朝鲜虽然一波三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这场远征，首功之人无疑是左将军荀彘。正是在他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才瓦解了朝鲜臣民的斗志，从而内外夹击拿下了王险城。

然而，谁也没料到，荀彘凯旋后，迎接他的并不是加官晋爵的荣耀，而是一副冰冷的铡刀！

武帝刘彻以“争功相嫉”的罪名，将他斩首弃市。

因这场战争而丢掉脑袋的高官，荀彘是第三个，也是死得最冤、最惨的一个。因为“弃市”就是在闹市斩首并暴尸街头，是比单纯斩首更严重、更具羞辱意味的刑罚。

杨仆也因贪功冒进和战败的罪责，论罪当诛。不过武帝却允许他交钱赎罪，最后的下场只是废为庶人，终究是保住了性命。

相比之下，荀彘被斩首弃市就特别令人不解。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朝鲜那帮降臣如韩阴、王唊、尼溪相参、卫长、路最等人，无一例外全部封侯。跟他们比，荀彘之死就尤其令人唏嘘，且尤其显得不可理喻。

荀彘在此次战役中唯一的过失，就是猜忌杨仆，并强行兼并了他的部众。但从结果来看，正是因为他这么做了，才迅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否则继续跟杨仆纠缠下去，最终何时才能取胜，实在不好说。因此，即便有过，荀彘之功也足以补过。按常理来讲，武帝刘彻就算难以原谅他的行为，顶多不给他加官晋爵就是了，何至于将他斩首弃市呢？

说到底，刘彻这么干，不仅再次暴露了他“滥杀大臣”的严重缺点，且足以让人发现——他的身上，已经出现了专制帝王惯有的残暴、乖戾、赏罚无度的倾向。

此时的武帝刘彻，已经四十九岁，在位的时间长达三十三年。在这漫长的三十多年中，刘彻通过外征匈奴、内抑诸侯、任用酷吏、打压豪强等手段，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也高度强化了个人的皇权。而权力的无限膨胀，最容易扭曲人的灵魂、腐蚀人的理性。

当一个人手上长期握有毫无制约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就会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成一个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的神，同时也会把别人的生命视如蝼蚁或草芥。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会将人性深处的各种原始欲望无限放大，而各种欲望的阈值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提升。

仅以控制欲为例。从心理学意义上讲，武帝刘彻就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在位期间所做的绝大多数事情，几乎都可以从控制欲出发找到解释。刘彻之所以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滥杀大臣，原因就在于他想要获得对所有人的绝对支配权，且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出现差错或意外——否则他的控制欲就会受挫，内心就得不到满足。

然而，世上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有完美的人和事，出现意外或差错总是在所难免的。可刘彻并不这么看，所以当他欲望受挫的时候，就必须通过杀人来寻求心理补偿。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没有问题的事情，在控制欲极强的人如刘彻眼中，也都会存在问题。因此，在汲黯或一般人看来很不合理的“滥杀”，在刘彻这里就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因为他认为，被他杀掉的那些人，都犯了不能被他所容忍的差错。

如果是普通人，控制欲再强也不会有多大的恶果，顶多就是祸害一下身边的人。最可怕的就是像刘彻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与远超常人的控制欲合二为一，那满朝文武、举国臣民，当然会动辄遭遇不虞之祸。其实不光刘彻，历史上大多数帝王皆是如此，所以才有“伴君如伴虎”这句话。

权力和控制欲往往会互相强化。帝王在位的时间越久，权力越集中，想要控制天下一切人和事的欲望就会越强，对于意外或差错的容忍度也就越低。换言之就是，控制欲的阈值提高了，所以滥杀的事情就越常见，且越不需要正当理由。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很多帝王在位日久后，都会变得残暴、昏聩、喜怒无常、赏罚无度。

眼下的武帝刘彻，无疑正在朝这个方向加速蜕变。

从这个意义上讲，卫山、公孙遂、荀彘三人的非正常死亡，绝不仅仅是在无数被滥杀的大臣中又添加了三条冤魂，而更像是汉武帝时代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刘彻，更多展现出的是聪明睿智、知人善任、励精图治、雄才大略的一面；而此后的刘彻，则一步一步走向了年轻时代的反面。

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大汉帝国在战场上的表现也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从整个汉武帝时代来看，征服朝鲜之役，几乎可以视为帝国武功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