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匈奴浑邪王内附，且汉帝国在漠北重创匈奴后，河西走廊就成了无人地带，从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可谓畅通无阻。每当武帝刘彻站在地图前，“经略西域，开疆拓土”的豪情壮志都会在他的心中汹涌激**。

而要经略西域，张骞无疑是不二之选。

此时的张骞，因数年前在战场上进军迟缓之责，被废为庶人，正赋闲在家。虽然无官无职，但他的内心跟武帝刘彻一样，几乎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让汉朝的势力介入西域，开拓帝国的新边疆？

经过几年的思考和酝酿，到元狩四年，张骞终于向武帝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

他的计划是：以西域的乌孙国为突破口，与其结盟；再向西逐步经略，最后把整个西域纳入汉帝国的势力范围——从而斩断匈奴右臂，令其永远无法再染指西域。

之所以选择乌孙作为突破口，其因有三：

一、乌孙位于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扼东西陆路之要冲，是汉帝国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

二、乌孙在西域诸国中势力最为强大。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其国人口“六十三万”，军队“十八万八千八百人”，而其他西域小国如姑墨、龟兹、焉耆等，人口均未超过十万，兵力往往只有数千到数万。所以，若能与乌孙建立同盟关系，对这些西域小国会有巨大的示范效应。

三、乌孙与匈奴之间有过一段复杂的历史恩怨；虽然曾经是匈奴的藩属国，但目前的关系已然疏远。汉朝可利用这一点，进一步离间二者，并通过“金钱外交”诱之以利，令乌孙彻底倒向汉帝国。

关于乌孙与匈奴的恩怨，还得从乌孙的上一代国王难兜靡说起。

当年，乌孙只是匈奴西边的一个小国，在祁连山和敦煌之间游牧。匈奴见其弱小，便出兵将其攻灭，并杀了难兜靡。乌孙残部被迫依附匈奴。据《史记》记载，当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尚在襁褓，被遗落在荒草中——然后就发生了非常神奇的一幕，只见一头母狼竟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婴儿，乌鸦也衔着肉停留在他身旁。

匈奴的老上单于听说后，认为这孩子有神灵庇佑，便收养了他。猎骄靡长大后，为匈奴领兵征战，屡建战功。老上单于自认为对他有养育之恩，有把握控制他，便把其父留下的余部交给了猎骄靡，命他回到乌孙故地，为匈奴镇守西域。

然而此举无异于放虎归山。猎骄靡率众回到西域后，不断攻伐周边小国，势力逐渐壮大，手下的控弦之士达到数万人。不久，老上单于病死，猎骄靡趁势脱离了匈奴，率部迁徙至伊犁河流域，并成功复国，从此不再向匈奴纳贡称臣。

新继位的匈奴军臣单于大怒，便出兵攻打乌孙，却未能取胜。军臣单于不由想起猎骄靡小时候的那个传说，觉得他的确有神灵庇佑，便放弃了武力征服的企图，但仍将乌孙视为自己的藩属国。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张骞向武帝刘彻提出了结盟乌孙的具体方略。他说：“如今匈奴刚被我军重创，而浑邪王当初的领地（河西走廊）荒无人烟。乌孙贪恋我大汉的金帛，可给予厚赠，收揽其心；同时让他们迁居浑邪王故地，与我大汉结盟，成为兄弟之邦。他们势必听从。如此便可斩断匈奴之右臂，进而令大夏等西域诸国，都成为我大汉的藩属。”

武帝刘彻深以为然，遂任命张骞为中郎将，带领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

这是一支庞大的使团，成员共计三百人，每人配有两匹马，使团共携带了价值数千万的黄金、钱币、绸缎等，以及数万头牛羊。武帝刘彻还为张骞配备了多名持节副使，以便在合适情况下同时出使其他国家。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踏上了前往西域的漫漫长路。

此次出使，沿途的山川草木、沙漠戈壁一如其旧，却已经没有了匈奴人的围追堵截，大汉使团可以一路畅行无阻。当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张骞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而这一次，他已近知天命之年，岁月悄然染白了他的双鬓。可为大汉帝国开疆拓土的使命感，却依旧充盈在他的心中，从未被时光磨灭。

数月后，张骞率领的大汉使团顺利抵达了乌孙国。

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热情友好的接待。国王猎骄靡虽然接见了张骞，但态度冷淡，礼节方面也多有缺失。张骞并未气馁，仍旧按原计划向猎骄靡表明了来意。

他说：“乌孙若能东迁，回到故国旧地，汉朝必会将公主许配给国王殿下。如此，两国结为兄弟之邦，共同对抗匈奴，则匈奴必然败亡。”

可是，对于张骞的提议，猎骄靡却完全不为所动。

张骞之所以遭受这种意料之外的冷遇，原因有二：

首先，目前乌孙距离汉帝国十分遥远，对汉朝没有什么了解，更不知其究竟有多么强大；仅凭张骞在口头上自我介绍，难以说服猎骄靡。反之，乌孙之前一直是匈奴的臣藩，乌孙臣民对匈奴的畏惧早已深入骨髓；且乌孙在地理上与匈奴接壤，更容易受到匈奴攻击。职是之故，乌孙就没有什么理由与汉朝一起对抗匈奴了。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此时的乌孙貌似强大，实则内部正在经历一场分裂的危机，根本无暇顾及与汉朝结盟的事。

猎骄靡虽英雄一世，但现已年老；而乌孙的内乱，就是源于权力继承的问题。

猎骄靡有十几个儿子，可惜太子早逝。太子临终前留下遗愿，希望能将太子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军须靡。猎骄靡白发人送黑发人，不忍拒绝，便答应了。可这么一来，势必遭到他那些儿子的反对，其中尤以一个叫大禄的反应最为强烈。大禄虽排行居中，但能征善战，自以为大哥一死，太子之位非他莫属——不料父王竟要把王位传给孙子，他当然不能接受。

大禄怒而起兵，纠集了好几个兄弟，率领部众闹起了独立，并准备攻伐军须靡。

这一幕，与一千多年后的明朝，朱元璋、朱棣、朱允炆祖孙三代面临的那个权力交接的困局，可谓如出一辙。

猎骄靡很无奈，只好拨给军须靡一万多骑兵，同时划分了一部分国土给他。然后，猎骄靡自己统领一万多骑兵，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的儿子大禄。

如此一来，乌孙国俨然就一分为三了，随时可能爆发父子、叔侄间的内战。

对于这样的情况，张骞也无计可施，只能留下来静观其变。就这样，他在乌孙滞留了四年——其间的局势虽无恶化，但也没有好转。所以，试图联手乌孙对抗匈奴的计划，基本上是落空了。

不过，没能说服猎骄靡，不等于大汉使团就无事可做了。事实上，正是在这四年间，张骞派出那些持节副使，分别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外交活动。

这些国家中，有的张骞曾经到访过——可那时的河西走廊还控制在匈奴手中，不论张骞如何描述汉朝的强大，都像是自说自话。然而今天，河西走廊已经易主，对这些国家而言，大汉帝国的强大不再只是停留于口头的传说，而变成了一种现实存在和切身感受。换言之，大汉帝国的声威，已经通过实力得到了可靠的证明。

还有一些国家，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到的地方。

比如最西边的安息国（今伊朗），大汉使臣到访了其国首都番兜城（今伊朗东北部达姆甘市），与安息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再比如身毒，当年张骞试图打通西南交通线，没能成功；而这一次，大汉使臣终于顺利抵达。这是历史上，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古老文明国家的首次接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切正如第一次出使西域一样，当年的张骞没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的任务，却以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凿空西域”，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国际视野，也扩大了汉朝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影响力。

而这一次，张骞同样没能完成与乌孙结盟的任务。但由他率领的大汉使团，却以更无畏的探险精神和更坚定的开拓精神，走得比第一次更远，让中国人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也让更多国家第一次认识了中国。

元鼎二年，张骞回到了长安。

跟随他来到长安的，还有乌孙国王猎骄靡派出的一支数十人的使团——他想证实一下，汉朝究竟有没有张骞说的那么强大。

结果，乌孙使节被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震撼到了。“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史记·大宛列传》）

乌孙使节亲眼见到大汉帝国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国力雄厚，归国禀报后，乌孙君臣一改此前的态度，开始越来越看重与汉朝的外交关系了。

值得强调的是，由张骞开创的这种“带外国使团回访”的外交方式，从此成了汉朝与西域诸国交往的惯例。一年后，张骞派往安息、身毒等国的副使也陆续带着这些国家的使团回到了长安。

随着越来越多外国使节的到来，汉朝与各个国家的交往和交流日益密切。通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一条连接古代东西方文明、贯通亚欧大陆的重要的贸易通道被建立起来了。它的起点是长安，西出阳关、玉门关，通过河西走廊，可前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终点是罗马帝国。

中国的丝绸，是这条贸易通道上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因而这条通道便被19世纪末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是世界交通史、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之一；而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张骞，也被后人誉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由于此行取得了极其丰硕的外交成果，张骞回到长安后，立刻被武帝刘彻任命为大行令（相当于外交部长），可谓实至名归。虽然担任这个职务一年多后，张骞便与世长辞了，但他的精神和由他开创的伟业，却被后世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

此后的汉朝，几乎每年都会向各个国家派遣多支外交使团。使团成员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每年派出的使团多则十几支，少则五六支；使团出使的时间长则八九年，短则两三年。

由于张骞在西域诸国早已威名远播，尤其是“博望侯”的名头叫得最响，所以后来的大汉使节出访外国，都会自称博望侯，从而取信于外国人，并迅速获取对方的好感。这应该也算是张骞留给后人的遗产之一。

而由张骞提出的“断匈奴右臂”的计划，虽然一度搁浅，但在他去世后却迎来了转机。

转机首先源于乌孙君臣对汉朝态度的转变，因为他们已经亲眼见证了大汉帝国的强盛；其次，则是因为匈奴的逼迫，引发了乌孙国王猎骄靡的恐惧。

匈奴的西部是日逐王的地盘。由于靠近西域，日逐王理所当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尉”，相当于总督，常驻焉耆、危须、尉黎等地，向西域各国征收赋税，一副黑社会老大收取保护费的架势。

如今，大汉帝国频频向乌孙及西域诸国派遣使节，无异于动了日逐王的奶酪——长此以往，匈奴人的“保护费”就收不成了。日逐王勃然大怒，扬言要出兵收拾乌孙。

对猎骄靡而言，一边是咄咄逼人、喊打喊杀的匈奴人，另一边是比匈奴更为强大且主动抛出橄榄枝的大汉帝国——他该作何选择，基本上已经不用思考了。

元封年间，猎骄靡派出使团，向钟爱骏马的武帝刘彻献上了产自乌孙的良马，并请求与汉朝和亲，愿与大汉结为兄弟之邦。

武帝得到乌孙良马，大喜过望，盛赞其为“天马”。不过很快，大宛就进献了品种更为优良的汗血马，于是武帝便把“天马”之名给了汗血马，然后称乌孙马为“西极”。

经过廷议，武帝刘彻同意了猎骄靡的和亲请求，并在得到乌孙千匹良马的聘礼后，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将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封为公主，嫁给了猎骄靡。

这桩政治婚姻的缔结，意味着汉朝与乌孙的同盟关系基本确立。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讲，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从刘细君个人命运的角度看，这桩婚姻却是一场令人无奈和感伤的悲剧。

猎骄靡虽然不敢怠慢这位汉朝公主，把她封为“右夫人”，还允许她建造了单独的宫室；但此时的猎骄靡已是迟暮之年，而刘细君正值花样年华，双方有着祖孙辈的年龄差距，且一年到头也见不上几次面，很难产生真正的感情。除此之外，语言不通，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截然不同，以及远嫁异国后的孤独、寂寞与思乡之情，都在加剧着刘细君的痛苦和不幸。

《汉书·西域传》中保存了一首刘细君所作的歌赋，从中不难窥见她浓浓的哀伤与乡愁：“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武帝刘彻听说后，不免心生怜悯。然而政治婚姻本就是利益交换的产物，个人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谁也无法改变。为此，武帝只能多次命使节给刘细君送去汉地的帷帐、锦绣等物，聊慰她的思乡之情。

见乌孙与汉朝和亲结盟，匈奴人尽管极为不悦，却也不敢贸然用兵。于是便如法炮制，也把匈奴公主嫁给了猎骄靡。

作为一个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乌孙的最佳生存策略只能是骑墙，尽量做到两边都不得罪。所以，猎骄靡只能是来者不拒，又娶了匈奴公主，并封其为“左夫人”。

不过，猎骄靡内心还是更倾向于汉朝。随着岁月流逝，年迈的猎骄靡自知时日无多，便决定让刘细君改嫁孙子军须靡——也就是未来的乌孙国王。从政治上讲，这是猎骄靡向汉朝示好的表现；可在刘细君看来，此举显然有悖于汉地的人伦——她在辈分上相当于军须靡的祖母，岂有祖母改嫁孙子之理？这**也乱得忒离谱了吧？！

刘细君坚决不同意，为此还上书武帝，希望得到“娘家人”的支持。然而，政治就是政治，只能以利益来考量，哪有伦理什么事儿？更何况乌孙的习俗与汉地不同，不管是嫂子、继母还是“继祖母”，在兄弟、父子、祖孙间嫁来嫁去都是常有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于是武帝便给刘细君回信说：“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汉书·西域传》）

这话说得够明白了。把你嫁给乌孙，本来就是为了对付匈奴，你就不必纠结了。既然已经为国家做出牺牲，又何妨再牺牲一回？

就这样，刘细君改嫁给了军须靡。猎骄靡死后，军须靡继位；刘细君和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少夫。几年后，刘细君病逝。有生之年不能回归故国，也许就只能在死后魂归故乡了。

刘细君去世后，为了维护与乌孙的同盟关系，汉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封为公主，嫁给了军须靡。军须靡在位期间，与其叔父大禄仍旧保持对峙态势；大禄死后，其子翁归靡接管兵权，继续拥兵割据。

又过了若干年，军须靡病故，因其子泥靡尚幼，他在临终前与翁归靡达成了一项协议，约定由翁归靡继位为王，等到泥靡长大后，再将权力交还。

于是，翁归靡成了新的国王，乌孙也就此结束割据，恢复了统一。按照惯例，刘解忧又改嫁翁归靡，此后生下了三男两女……

通过张骞最初的战略构想和外交努力，又通过刘细君、刘解忧两位公主所做出的牺牲，终武帝一朝，乌孙与汉朝基本上一直保持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为大汉帝国进一步经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